后来，公司的办公室搬到了哈亚克大街111号，面朝大海，临近我父母位于诺道尔27号的公寓。这使我能够经常去公寓里看望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变得孤独，沉默寡言，而且越来越脱离这个社会。公寓里的摆设都跟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样。他不断地向母亲种在阳台上的巨大仙人掌浇水，但并不知道该怎么养护它们，最终大多都因为浇了太多的水而死去。父亲尽职尽责地喂养母亲留下的鱼儿，然而这些鱼儿同样在没有母亲的照料下变得虚弱不堪。
父亲热爱其作为印刷社经理的工作，如今他只身一人，社会活动已大幅减少。我的哥哥乌里经常邀请他去基布兹，马蒂亚和我则让他经常来我家小住。我弟弟阿姆农那时已经从部队退役，并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经济学，因此他住回了家里。然而，父亲仍然非常孤单。他仍像往常一样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但品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喜欢看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经常沉浸在犹太教法典学者迈蒙尼德的作品里，好像他突然发现了宗教的魅力所在。我没有询问他这样转变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家庭里，我们通常都不打听对方的个人隐私。马蒂亚和我尽可能经常带着儿子利兰去看望父亲。只有在看到自己孙子的时候，父亲才会暂时忘却悲伤，寻找各种办法逗乐小宝贝。
1973年1月10日，我们聚在一起庆祝阿姆农的生日，马蒂亚带来了美味的蛋糕，父亲现场做了一个幽默的讲话。生日派对结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凌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办公室。正当我要撕下前一天日历的时候，阿姆农打来电话。“快点回家！”他的语气有些奇怪。“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还好吗？”我问道。阿姆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话语中有几分怒气：“你难道没听到我说的吗？现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头的东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楼梯间，我差点与从诊所来的家庭医生撞了个满怀。他看到是我，就试图向我说明些什么。这也是一些护理人员之前告诉过我的，不过我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只顾着两步并作一步地向楼上跑去。尽管年纪不小了，这位医生还是快速地跟着我，一点儿也没落下。阿姆农呆坐在起居室，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间，我跟家庭医生一起快步走了进去。父亲背靠在床头上，一动不动，床边放着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斗士的演讲》（后来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是《第七日》，斯赫·罗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面上，好像他刚看完并将老花镜折叠放好。父亲看上去就像安详地睡着了，但已经没了呼吸。家庭医生俯身看了看父亲，然后直起身子，囔囔地说：“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说话的语气更像是一个朋友，而非医生。
随后，我打了一通电话，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父亲的死因是心脏骤停，但正像医生所说，一个人在睡梦中离去是一种福分。父亲应当是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离去的，他看上去安详平和，我敢确信他没受到什么痛苦。阿姆农仍然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断断续续地解释说，就在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他联系了诊所，原本接电话的护士告诉他那个时间他们不出诊，但阿姆农提高了嗓门，坚持要直接跟医生通话，之后医生迅速地赶到我们家里。直到父亲被放上担架，阿姆农才缓过神，大声地哭了起来。而我尽管内心悲痛万分，却没有哭出来。我们兄弟俩经历了同样的生死别离之痛，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身边，而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身边。从此，我们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父母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但却充满了意义和温暖。他们去世的时候年龄都相对不大：母亲是在61岁的时候离世的，父亲比母亲要小三岁，去世的时候也才62岁。他们是一对理想主义城市的先锋，过着我们很难想象的简朴生活。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对我们无欲无求。他们绝对地信奉集体责任，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如“我有权这样”或者“那是我应得的”之类的话他们从来都不会说，甚至在他们内心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努力工作，竭尽全力地教育我们。
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以色列人都互帮互助，乐善好施。当父亲把反抗谋害其家人的纳粹当做自己的责任，并志愿加入犹太旅团的时候，母亲从未因为撇下她跟两个幼子而去劝阻父亲。母亲深知，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有其社会角色，她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父母亲的内心和思想中，他们深知，以色列这片热土上的犹太人必须团结一心，组成自己的联盟和阵线。团结是以色列复兴的一个必要条件。他们深爱着这片土地，尽管不太富裕，他们还是去了全国各地旅行并乐在其中，有时他们挤在朋友的小卡车里去旅行，有时他们一起在亚尔孔河扬帆，之后就几乎身无分文。在父母位于特拉维夫的公寓里，时常有朋友来跳舞聚会，仅有的设施是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哲学是，工作是一种特权；精神需求优先于物质需求；这个犹太国家是个天赐的礼物；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和阿姆农都已经是大小伙子了，然而这并不能减轻我们失去父亲的痛苦。阿姆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而我，则将自己封闭在恼怒的藩篱中。
我很快感觉到，无论年龄大小，成为一个孤儿对一个人都是个巨大的痛苦。当犹太族传统的七日服丧期结束之后，我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希冀忙碌的工作能让我忘记悲痛。然而，父母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生活，甚至是他们去世时的场景仍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恼怒不断侵蚀着我。当我慢慢开始克服悲痛的时候，我去看望还住在父母公寓的阿姆农，空荡荡的房子又一次将我推回到情感的漩涡，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当年10月赎罪日战争B爆发。当时国家面临了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危机，我个人的悲痛也暂时被放在一边。
整个国家处于极度震惊当中：阿拉伯人如此彻底地袭击了我们犹太超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西奈，埃及人越过苏伊士运河，渗透到了半岛深处。一直以来，以色列相信自己战无不胜，有运河的天然屏障和所谓的“巴列夫防线”，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这些信仰的垮台，就像历史上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和其他类似看似牢不可破的防御工事一样。然而现实是，敌军轻而易举地越过它，直接威胁到了以色列国家的生死存亡，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心中的主要防御屏障被打碎了。
当时，马蒂亚在特拉维夫工作，而我只是个平头百姓，等待着被招募到预备役部队，然而并没有人来招募。我非常纳闷，这样的时候怎么可能不需要武器方面的专家？这说不过去，我几乎失去耐心，不过正怀着我们第二个孩子的马蒂亚劝我耐心些，她推断如果部队真的需要我，他们会找到我的。我变得焦躁不安，渴望着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参与到部队工作当中。外面的战争如火如荼，而我怎能安坐家中置身事外呢？
如今，我们认识到了1967年六日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间的关键区别，那就是1967年早在战争爆发前，预备役部队已经召集到位了，而1973年这场战争开始得很突然，总参谋部甚至有些惊慌失措；并且，1967年的战役发生在敌方领土，而这次却发生在我方领土，埃及人的进攻如此出人意料，彼此的防线交织在一起。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军事指挥部当然不愿意冒风险把我们送到前线去为坦克拍照。
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五天，而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指令，只能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经历。第六天的早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有去埃坦-戈申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国防部的军事大楼请求调动。很快，他们就同意了。一两天后，我们整个团队被召集起来，并派往前线，从事与六日战争时一样的工作。
巧合的是，我们起先也是开赴戈兰高地，很快就发现我们处于危险当中。我们正经过的道路以及整个周围的区域都还在遭受叙利亚炮兵的轰炸。尽管前线已经突破以色列并延伸到了叙利亚，但至少不再是偏远的西奈，这样我们偶尔能离开戈兰高地的战场去休息一下，即使不在自己家里，但至少是在以色列境内。一天晚上，我打算睡在阿耶莱特哈夏哈尔基布兹，傍晚时分我先赶到伊夫塔赫基布兹看望乌里和他的家人。我们兄弟见面，分外开心，一起聊了很多，其中也聊到了父亲。我惊奇地发现，乌里和父亲是那样地相像，这是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
“父亲在这场蒙羞的战争之前去世，对他个人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乌里平静地说道，看得出乌里已经习惯了父亲的离去，不再那么悲伤，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习惯呢？
临走前，整个伊夫塔赫基布兹的人都聚集起来，为即将返回战区的英勇战士罗尼告别，乌里的5个孩子则对来接我的军用吉普车充满好奇，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这里摸摸，那里看看。我手里握着枪，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战士。就在我跳上座位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枪从车上掉了下来，司机在确认没有人受伤之后，重新发动了汽车。我系上安全带，略感不安地转身去看乌里，他紧紧抱着自己的头，晃动着，面上带着笑，我的侄子们也跟着向我告别。好吧，又只剩下这些枪支和我相伴了……
这场战争持续远远超过了6天，我们留守的时间也延期了。不过，这次我们研究的被战争损坏的坦克数量只有刚好一半，而在1967年，我们对所有坦克进行了逐个研究。然而就建设性的结论而言，我们在1973年做的工作却要重要得多，这次，教训更加的残酷和痛苦。
1973年冬季，以色列正经历着痛苦的自我反省过程。就在我辞职的前几天，我们第二个儿子扎赫出生了，按当时时髦的做法，他的名字取自我父亲的名字伊扎克。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戈尔迪·梅厄夫人每天都承受着来自媒体的攻击，对于战场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她想得到第一手的信息。为此，她召集了国防部很多分支部门的代表开会，包括有飞行员、装甲兵、步兵，还有来自部队情报部门的人员，我也名列其中。“我们的人民都是军人，”她开门见山地说，接下来她表达了希望直接跟“人民”对话的愿望。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否有发生，也不知道这样体现领导人和街上的普通百姓如此亲近的会议在其他地方是否召开过。
戈尔迪总理离开她的办公桌，在一张面朝我们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而我们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围坐成一个半圆，就像家庭聚会一样。“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道，“这里只有你我，不会有会议记录，你们可以畅所欲言。”接下来，以一种惯有的美洲口音，她问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起初，我们的回答还比较谨慎，“是”或“不是”都显得很犹豫。慢慢地，回答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就像水从井中奋力地喷涌而出，而故事一个比一个来得痛苦和惨烈。我们描述了当埃及人出其不意攻击来临时的震惊，我们的国家对此几乎没有准备，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很缓慢，犯了很多的错误。一个来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道：“说这些伤害到您，这使我感到痛苦，但更令我感到痛苦的是想到我那些被杀害的朋友。”总理听大家说起这些的时候，脸色苍白，后来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不停地啜泣。我不记得当时我们究竟一起坐着谈论了多久，场面令人感到很凄惨。本来有饮料和蛋糕就在手边，但始终没人去碰。
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管是战士还是普通市民，都在谴责政府应该为玩忽职守造成的灾难负责。“疏忽（忽略悲惨）”这个词进入希伯来词典，就是用来描述这次悲剧。显然，在这些谴责没有妥善处理之前，国家很难走出困境继续前行。政府设立了质询委员会，很快，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以色列政府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成立的以阿格拉纳特为首的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战争前以方没有及时识察和作出反应的情况和责任。]将这些指责归咎于军队和其总指挥大卫·埃拉扎尔，即“达多”身上。尽管他们被指责缺乏准备，而事实上他们绝不可能将一场可能蒙羞的失败转化为彻底的胜利。委员会狭隘的调查结论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这场运动最终造成了整个政府的垮台。
无论危机多么严重，生活终究会回归正常——这说起来老生常谈，可无疑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日常的生活，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战争不论正义与否终将过去，人们的生活终会回归正常。
我个人也一样，回到了安纳夫系统公司，开始正常的工作，这时关于伊朗的流言再次多了起来。不久之后，流言消失了。实际的情况是，丹·埃坦的公司得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订单。一个未透露名字的伊朗承包商已经拿到一个来自国防部的巨大合同，要为伊朗海军建造三座新的城市，在赢得这个合同之后，他转而求助于以色列公司——工程服务公司来代表他履行合同。工程服务公司的经理是尼西姆·巴兹克，他经常乘坐梅赛德斯轿车在德黑兰活动，他的很多投资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功。然而，尽管工程服务公司是一家大公司，在几乎所有的工程服务领域都很专业，但却没有懂建筑的专家。
为了完成这个诱人的伊朗合同，工程服务公司联系了埃坦-戈申，他们要在伊朗修建三座新城，不但需要制定建筑总体规划，也需要城市规划，同时还需要详细的工程施工计划，甚至要细化到空调和房门等这样的小项目。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项目，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每个建筑师的梦想。埃坦-戈申在接到工程服务公司的联系后，很快就开始应标，而作为他们签约的量化和系统专家，以我为代表的安纳夫系统公司当然是第一时间开展工作的。对于如此庞大的工程，在没有综合的规划之前，你不可能开始设计任何东西。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机会？也许我的丰功伟绩将来自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