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加·贝格尔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也不泛女性的魅力。1961年她跨进了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开始了她的学业。1965年，赫尔加来到波恩。
一张报纸上的启事引起她的兴趣，她前往联系，很快被招聘为外交部的秘书。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人员看到她条件成熟，便开始密切地注意她的行踪。
1966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在朗哈尔特咖啡馆遇到了一位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概的男子，他叫彼得·克劳斯，主动地找赫尔加聊天。第二天，他们又一次会面。不久以后，赫尔加就投进了东德特工的怀抱，且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波恩的一名间谍，赫尔加在登记卡片上用的是假名——诺娃。
1968年春天，诺娃来到华沙，任西德商务代表处主任海因里希·博克斯博士的秘书。当时，西德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正开始有计划地推行同东方和解的政策。由于华沙没有西德大使馆，因此博克斯博士还负责同波兰官员进行秘密接触，这样赫尔加不仅能够看到商务处的各种文件，而且对暗中的交易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她现在又多了一条渠道，可以在枕边套取机密。赫尔加极力装扮自己，百般卖弄风情，一有机会就挑逗这位60岁高龄的博克斯博士。博克斯博士尽管已年岁渐高，气力不足，且笃信基督教义，仍然难以抵制来自赫尔加这位女秘书的性诱惑，他也忘记了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在女秘书的“无限魅力与温柔”下跌倒在床上。
彼得在华沙租了一个小套间，他每月来两次。在这个小套间里，他有时连续工作几小时，拍照复制诺娃从商务处窃取来的大量文件。诺娃工作效率极高。她同博克斯博士这种亲近的暧昧关系使她免去了所有检查。她只需在打字机上多垫放一张复写纸。
每隔半月，她带上装毛衣的塑料提包到彼得的住地走一趟，秘密情报就藏在毛衣内。这一狡猾的交接情报手段连续使用了两年，直到博克斯博士离职退休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博克斯博士似乎毫无怀疑，每当他稍有觉察或微感不适时，赫尔加就投去妩媚的目光，撩拨这位商务代表处主任。一次，赫尔加如法在打印机上放上复写纸，正在打印，博克斯博士向她走来，赫尔加急忙向他投去温柔的一笑，一只手自然地伸向他的衣裤，另一只手迅速地取下了打印机上的复写纸。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博克斯博士便再也顾不上瞄一眼打印机，就和她躺倒在松软的沙发上了。利用这一手段，赫尔加逃过了无数次疑问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蒙混过关。由于她的出色工作，东柏林国家安全部和苏联的克格勃始终对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乃至整个西德战略了如指掌。
1970年9月，诺娃回到波恩，在外交部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位。在这期间，彼得又在别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情报网。他使用克罗斯·韦勒的假名，并以画家的身份在多特德安顿下来。他决定暂时停止同诺娃的联系，以便等待时机、缩小目标。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加以诺娃的假名继续活动。在此后的4年里，她更加频繁地去彼得在多特蒙德的住地，把所有得到的情报传往东方。彼得竭尽全力支持这位女间谍的工作，为她提供一切高级的作案工具。诺娃逐渐得心应手，习以为常，一直用那个传递情报的塑料提包每周把涉及各个方面的大量秘密报告给他：法德定期磋商；德国与阿拉伯对话；欧洲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次会议；德外交会议纪录；首脑秘密会谈备忘录；欧洲理事会会议等几乎外交部所有的情报。东柏林的有关人员又一次欢呼雀跃。
由于赫尔加间谍的出色工作，西柏林的大量情报迅速传向东德，甚至西德总统关于阿尔法新型喷气式飞机一事写给施密特总理的信；美国卡特总统与施密特总理之间的关系报告；西德对非洲的政策等等。
为了对付东德安全委员会特工人员，西德反间谍机构开始推行一套新的侦察方法。为了提高反间谍的能力，他们还配置了一台“纳迪斯”巨型计算机，这台计算机耗资巨大，但却大大提高了侦破人员的工作速度。他们依造这台计算机，侦破了东德安插间谍的各种伎俩。
1976年3月6日这一天，彼得精神紧张，他怀疑赫尔加已被人盯上。赫尔加从彼得神态中多少感觉出了点什么，她一再追问，彼得总是以借口转移话题。3个多月以来，这位年青妇女已被波恩反间谍机构监视，由于间谍的缕缕落网与变节，赫尔加也被告发，并处在“纳迪斯”的监视之中。
第二天，彼得乘火车逃往东柏林。一抵达目的地，他就给赫尔加打电话，告诉她说：“我出了点事，请你不要担忧。”赫尔加听到电话，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她明白，彼得的电话在告诉她，她的上司已暴露，并且逃遁，留她只身一人。赫尔加也试图逃离西德，但是无法与上司联系。她被捕了，1977年11月2日，西德迪塞尔多夫法庭给她叛处了5年徒刑。
美国的“狐狸局长”
1953年2月28日，艾伦·杜勒斯正式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干就是八年，成为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此时，杜勒斯56岁，已经年近花甲，头发灰白，戴着一副眼睛，叼着一只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但实际上他却精力充沛、老谋深算、极有心计。美国人都戏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狐狸局长”。
艾伦·杜勒斯出身于美国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叔父和哥哥都担任过美国的国务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杜勒斯参加了战略情报局，在瑞士指挥对德国的谍报网，并成功地争取了在意大利北部的所有轴心国部队缴械投降。由于在第二次事界大战中的杰出表现，他获得了自由勋章、功绩勋章和总统颁发的奖章。
杜勒斯对中央情报局的贡献在于，他顶住了麦卡锡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成为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的威望。
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戴一副眼镜，叼一只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美国人都戏称他为“狐狸局长”。
20世纪40年代末，“共产主义威胁”论在美国悄然兴起，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是其中的狂热鼓吹者，并于50年代初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大清洗、大迫害狂潮，形成了反苏反共的恐怖。“麦卡锡主义”成了反共迫害狂的代名词。
杜勒斯接掌中央情报局不久，就与麦卡锡展开了斗争。1953年3月，麦卡锡迫使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发表公告，准许麦卡锡干预国务院的工作。6月，麦卡锡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情报局。他宣布：“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有一百名共产党分子隐藏在庞大的中央情报局内部。红色势力最危险，我要尽一切努力将他们挖出来。”麦卡锡以为他的话就会像惊雷一样炸慌中央情报局，他可以像在国务院一样在中央情报局为所欲为。但是，他没有想到，才当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个月的艾伦·杜勒斯根本不理他的茬。艾伦·杜勒斯援引法律关于中央情报局的规模、雇佣的人员和人事档案材料对外保密的规定，依托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保护，对麦卡锡的胡说毫不理睬，维护了中央情报局的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
1953年9月，杜勒斯再一次顶住麦卡锡的压力，保护自己的下属迈耶。这一次麦卡锡是通过联邦调查局来下手的，他们指控迈耶是外国间谍，要求他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杜勒斯拒绝让联邦调查局的人审讯迈耶，他说：“迈耶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只能由中央情报局自己来处理。”为了避免受到包庇下属的指控，杜勒斯在中央情报局内专门召开听证会进行调查，为迈耶洗刷了冤屈。1954年，迈耶还被杜勒斯任命为计划处国际组织科科长。
杜勒斯同麦卡锡的斗争为他自己也为中央情报局赢得了声誉。有人说：“中央情报局是艾伦的中央情报局，而国务院却不是约翰的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人心目中地位大大提高，使其能够吸引社会上的精华力量和名牌大学毕业生加入其中，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士气，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创造了条件。
克格勃巧偷“响尾蛇”
克格勃间谍在冷战期间偷了一枚德国响尾蛇导弹，成为间谍史上的一桩趣闻。这次行动是由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实施的。为首者曼弗列德·兰明格，德国建筑师，30多岁，是个花花公子。在遇见一个叫约瑟夫·林诺斯基的波兰人之前，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在纽伦堡参加汽车大赛。此后他就被介绍来过另一种危险的生活——受雇于克格勃搞间谍活动。
约瑟夫·林诺斯基是个有经验的锁匠。1941年他被纳粹逮捕并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虽然受尽折磨，他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1951年，林诺斯基向波兰驻柏林军事代表申请到华沙探亲。他获得了批准。在华沙时他被吸收加入波兰情报机关，然后获准回到联邦德国。
1967年2月，兰明格在戈尔施塔特的一个俱乐部里玩牌的时候，他遇见了沃尔夫·戴瑟德·诺普，他是附近策尔空军基地第74“星式”战斗机中队的一名33岁的飞行员。他和兰明格一样，总在追求更有趣、更刺激的生活。他们不久就成了至交。当诺普抱怨说他在本地骑马俱乐部中没有被选为书记时，兰明格就建立了一个唱对台戏的俱乐部，让诺普当主席。他们见面时诺普常常嘲笑策尔空军基地的保卫工作做得太差，他告诉兰明格：“任何一天晚上，你都可以走进去，偷走一架‘星式’战斗机。”这个有趣的情报被直接送到莫斯科。
除了开快车和骑马之外，诺普最主要的兴趣是女人。兰明格从莫斯科得到命令，要尽量使他的朋友得到满足。他收到一笔基金，用来在纽伦堡给诺普租了三套奢华的公寓，后来这个飞行员曾向他的朋友说，这些都是“我的寻欢作乐场所”。这是另一种性谍报方式。诺普用不着别人帮助就能找到并勾引各种漂亮姑娘。别人用不着对他进行讹诈或设什么圈套，只要能提供刺激并使他保持奢华的生活水平就行了。同兰明格和林诺斯基在任何计划中进行合作，对这位飞行员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1967年春，对诺普进行第一次考验的时机来到了。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不少力气和金钱，兰明格要看看结果如何。诺普搞到一套通行证，使林诺斯基可以进入策尔基地。这个波兰人利用其开锁的技巧进入了一个绝密库房，设法偷得了一个利顿LMⅢ型导航仪。据说这是西方同类仪器中最复杂的一种，这个仪器后被藏在一批超短裙货物中偷运到莫斯科。此后的一次冒险则是从汉诺威的一次工业展览会上偷走了一个价值在10万美元以上的惯性制导寻航仪。这再一次表明诺普的人事关系和林诺斯基在撬锁方面的技巧，这二者配合起来是多么完美。
从这以后，克格勃充分相信这个小组可以获得一个空前的胜利——偷一架完整的“鬼怪式”飞机。策尔空军基地已订购了80架这种飞机，几个月之内就要运到。莫斯科通知兰明格要隐蔽待命。可是诺普却建议偷另一种很容易偷到的武器，而且他相信这并不会妨碍偷飞机的事。于是兰明格便擅自同意并决定偷一枚“响尾蛇”AIM—9E式空对空导弹。
“响尾蛇”导弹最早是1956年开始在部队使用的。到1962年美国停止生产时为止，已经造出了6万枚这种固体燃料导弹。此后在60年代，由一个欧洲财团继续生产。当舆论界得知这起盗窃事件的消息后，西方情报机关曾向国际新闻界透露了一系列情节，说由于这批导弹早已大批生产，以致几乎可以从任何一个军火商手里买到，所以这次盗窃是一起对俄国人毫无价值的、愚蠢的抢劫。但是他们却避而不谈AIM-9E式导弹是装有一台极精密的秘密追踪仪器的，这种仪器大大提高了它的低空性能。对苏联有价值的正是这个制导系统，而不是那个又笨又大的导弹本身。
兰明格由于缺乏把这个制导系统从导弹上卸下来的必要的专门技能，便决定把整个2米多长、70多公斤重的导弹弄走。诺普先对贮存库进行了一次仔细的侦察，然后告诉林诺斯基有关那些锁的详情。在研究了这个航空站的保安措施后，这个飞行员认为10月7日是最合适的日子。在这个基地里，老鼠十分猖獗，司令下令当晚要下毒饵杀老鼠，因此，所有养狗的住户都接到了指示，要他们届时把狗关起来。这个意外的幸运事件排除了偷窃行动的最后一个严重障碍。
诺普给了林诺斯基一个通行证以便进入基地，他进去了以后，诺普又把他藏了起来直到天黑。在开始偷窃前几小时，诺普走到基地环形栅栏边的一个选定的地方，把铁丝网剪开了一大段，然后把它松松地装回去，如果不注意检查就看不出来。午夜之后不久，他把那个波兰人从隐藏地点接出来，然后一起来到导弹库。林诺斯基很容易地打开了几道锁。他们也没费多少劲就把一枚导弹从安置架上卸下来并把它放上一个双轮手推车，推出了库房。然后他们又把几道门关好并重新锁上。
响尾蛇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它的红外装置可以引导导弹像响尾蛇那样准确捕获猎物。
他们把导弹从环形栅栏中抬了出来，抬到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兰明格正在诺普的马塞拉蒂牌跑车旁等着他们。导弹太长了，他们把跑车的后窗打破才把它整个装进车里去。为了把导弹的尖弹头盖起来，诺普从箱子里找了一块旧地毯，把它裹在这个直径15厘米的导弹上，然后他们开车跑了300多公里，横穿德国来到克雷费尔德的一所公寓，这是兰明格为了这次行动而预先租下的。他们在这里把导弹从车上卸下，然后设法把它分成两部分，用木板箱装好，贴上了“商业样品”的标签。当诺普长途跋涉回策尔基地去的时候，兰明格就开车来到杜塞尔多夫机场，把这两个木箱经哥本哈根寄往莫斯科。
当他的木箱平安装上飞机之后，曼弗列德·兰明格也飞往莫斯科。然而当他几小时后在莫斯科降落时，他却大吃一惊，木箱和“响尾蛇”都不见了。他立即飞回德国，去察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杜塞尔多夫他发现后来木箱又从哥本哈根运了回去，因为货运单据上有一处弄错了。机场上的人很客气地请他把漏写的一些详情填好。于是木箱顺利地来到了莫斯科。兰明格和他的同伙得到了34万美元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