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西柏坡，8月的天气仍然有些燥热。但是，一场新雨下后，显得凉爽而湿润了。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内，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门开了，走进来一位年龄30多岁的女干部。“周恩来，你找我有事？”
周恩来放下手头正在批阅的文件，打招呼说：“了，请坐。”刘昂同志，你来刘昂坐到了沙发上，眼睛看看周恩来，等待着他交待任务。“刘昂同志，组织上准备给你安排一个新任务。为了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筹备新政协，中央已派钱之光从大连动身赴香港。这样，大连的接待工作需要另外安排人。派你去大连接替这项工作如何？”
刘昂听了周恩来安排的任务，马上说：“行，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周恩来说：“马上动身。”你准备一下，把手头的工作转交给别的同志，然后刘昂接到了周恩来安排的这项新任务，心里有几分高兴，便急切地说：“周恩来，那我就回去收拾了。”说完，就起身准备告辞离去。周恩来扬了扬手，示意她坐下，接着说：“刘昂同志，你去大连接替接待工作，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一定要周到安排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到解放区，有回到家中的感觉。这对团结民主人士与我们共产党合作，有重要的作用呀！这件事马虎不得。”听着周恩来语重心长的一番叮嘱，刘昂觉得肩上挑的担子似乎重了许多。她充满信心地说：“上交代的工作。”周恩来，我将尽全力完成好组织周恩来脸上露出了高兴的表情，微笑着说：“好的，你到大连去后，有什么情况可随时来电报。以后怎么办，我还会给你去电报的。行，你就回去准备一下，出发吧。”刘昂起身告辞，离开了周恩来办公室。
几天后，刘昂从西柏坡出发，奔赴大连，去接替钱之光原来所担负的工作。大连，这座渤海之滨的城市，夏日里显得清秀妩媚。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钱之光马上开始做赴香港的各项准备工作。
钱之光安排祝华、徐德明和俄文翻译陈兴华等与自己同去香港。大连港当时是苏军在华的租用港口。在大连办事，离不开与苏联方面打交道，少不了俄文翻译。等到刘昂一到大连，钱之光与其他人便启程出发了。当时不能从大连直接坐船去香港，必须先到朝鲜平壤的苏联办事机构办理租船手续后，才能行动。
钱之光带着几人离开大连，经过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来到平壤。
在旅馆下榻之后，钱之光便带着翻译直奔苏联的办事机构，提出了租船的要求。
办事机构里的苏联人很痛快地答应了租船要求，并马上办理租船手续，安排一艘“波尔塔瓦”号货轮去香港。
从罗津港到香港，要经历漫长的海上航行。沿途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
在漫长的航程中，最让人担心的是会不会遇上台风，会不会遇上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和海军军舰的骚扰盘查。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危险情况，钱之光和同行的其他几人事先商量好了各自的身份，并编造了假姓名。
几个人还商定，到了情况复杂的地方，各自还要装扮成货轮上的船工，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波尔塔瓦”号货轮日夜不停地在大海上航行。漫长的海上航行，身体是疲劳的，生活是烦闷单调的。好在是几个人同行，钱之光他们在船舱里聊天打牌消闷，可以到甲板上观赏大海上日出日落时的壮丽景观。货轮驶进了东海海域，危险的事开始接连发生。一天上午，钱之光与几个人正在甲板上观赏海景，突然空中响起了轰隆的飞机声。大家抬头一看，有两架飞机正在货轮上空飞行。
开始，大家以为是飞机在航飞时经过货轮上空，没有在意，继续观望海景，并在甲板上聊天。然而，几分钟后，两架——磕机仍发着轰隆声盘旋在货轮上空，而且越飞越低，飞机上涂的颜色能看得清清楚楚。
突然有人说道：“船。”这可能是国民党的飞机在监视我们所坐的钱之光一听：“对，肯定是这么一回事，大家要注意。不过，我们船上挂的是苏联国旗，大概国民党的飞机也不敢丢炸弹。”跟踪监视了一段航程后，两架飞机大概没有发现船上有可疑之处，就悻悻地往东飞走了。飞机飞走后不久，货轮又遇上了国民党海军的军舰。军舰上的舰长正站在船头用望远镜搜寻着这艘从北方驶来的苏联货轮的可疑之处。船上有没有共军或共党分子呢？国民党军舰舰长在猜疑。
有人通知钱之光等人：“起对方的怀疑。”呆在船舱里，不要到甲板上来，以免引货轮往南行，国民党军舰也隔一段距离跟踪南行。大概跟踪南行了几十海里，国民党军舰没有发现这艘苏联货轮有可疑之处：挂的是苏联国旗，甲板上活动的也全是俄国人。于是，它没有再跟在货轮的屁股后面监视了。货轮快驶进台湾海峡时，海上的风逐渐一阵大于一阵。船也颠簸得更厉害了。突然，海上刮起了龙卷风。碰上可怕的龙卷风，很有可能弄个船沉人亡的惨局。大家正在船上观看掀起的一个个海浪。突然，有人叫了起来：“你们看，前面正在刮龙卷风啊！危险！”大家不约而同地朝远处眺望，只见货轮的正前方，一股强大的龙卷风发出呼啸声，海水剧烈地在旋转着。刮着龙卷风的地方，海水旋转得越来越快，然后竟升上空中，最后变成了擎天水柱。
见了这副奇异的海景，大家吓得心惊肉跳，担心轮船真的会碰上这股龙卷风。
幸好，这股龙卷风离货轮还比较远，同时，轮船也马上改变航向，避开了龙卷风的袭击。风越刮越小，大家悬着的一颗心，这时才放了下来。经过了台湾海峡，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
船快到香港时，海面上出现了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来回穿梭在各轮船之间，搜寻着走私目标。为避免引人注意和猜疑，钱之光改扮成“波尔塔瓦”号货轮上的炉工。他穿着又脏又黑的衣服，就连熟人见了，也难以识别。翻译陈兴华叹道：“我们的这位救济总署特派员现在真像是一位锅炉工，连我都认不出来了。”钱之光和其他人都笑了起来。轮船一靠码头，香港海关人员马上上船检查。检查完后，钱之光才换上西装。大家终于安全地抵达香港。“波尔塔瓦”号货轮抵达香港后，苏联方面马上派人乘小汽艇来接头。
当时苏联方面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络。办事处事前就已得知“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设立的“联和公司”。“联和公司”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的办事机构。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有杨琳、袁超俊、齐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人。为了上岸便利起见，钱之光一行上了苏联驻港办事处的小汽艇。行进中途，钱之光碰到了先期到港、这时前来接人的袁超俊、刘恕两人。
上岸后，袁超俊、刘恕引着钱之光一行先到“华联公司”商量卸货的事宜，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再与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进行联系。
在钱之光等人启程赴香港后，周恩来于8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电报中说：“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拟定一个名单电告。”方方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潘汉年等人着手安排这项工作。钱之光到达香港后，马上与方方联系上，并来到方方的家中。华南分局负责统战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这时也正好在方方的家中。大家见了面，十分高兴，又是握手，又是问候。钱之光应大家的要求，首先介绍了解放区、特别是东北解放区的一些情况。
他说：“现在解放区的形势真是一天一个样呀！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华北野战军开始围攻山西阎锡山的老巢太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块解放区合并为一，正准备成立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东北野战军自实行反攻以来，已把敌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各解放区后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农民的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可高啦！”钱之光讲得眉飞色舞，方方、潘汉年等人听得格外入神。
喝了一口茶，钱之光又介绍说：“8月初周恩来给我来电报，让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香港和大家一起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的事宜。大连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赶来接替。我们租了苏联的货船从朝鲜的罗津港出发，沿途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监视，现在总算平安来到了这里。”方方说：“老钱长途航行，辛苦了。关于安排民主人士赴解放区一事，我们也于8月10日接到中央的电报。这项工作意义很大，我们必须好好安排计划。”潘汉年推了推金边眼镜架，两道柔和中又带着机敏的眼光透过眼镜片放射出来。他说：“香港社会复杂，港英当局的巡警密探、国民党特务十分注意民主人士的动向。
而安排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社会影响大，一举一动为人们所关注。所以，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责任很重大，大家要很好地商议筹划，才能把工作做好。”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来。
在议论中，几个人一致觉得，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党组织有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直接联系的，有与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中共其他方面人员所联系的民主人士。因此，只能分头进行行动。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
在商量时，大家觉得，为了与中央和大连保持联系，必须建立专门电台，以便随时向中央和周恩来汇报情况。并通知大连方面。
3.4到大连
几天后，电台便建起来了，并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了联系。为了尽快安排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入夜，香港市区的大街上仍很喧闹。一家家店铺门前，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耀着。夜总会、歌舞厅的舞女们在声嘶力竭地嚎唱着，扭动着细腰，靡靡之音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在一家高级旅馆的五层一套客房里，钱之光、潘汉年正在和“联和公司”的职员们商议着每一个详细具体的行动步骤。潘汉年，出身于江苏太湖西畔宜兴县陆平村，长期在国统区为党进行地下情报收集工作，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已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本是一位文弱的知识分子，一位左翼文化工作者。但长期的地下工作，把他锻炼成了一位机警、沉着、精干、老练的白区工作干部。
现在，他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筹划安排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事宜。他对参与联系民主人士北上的人员说：“香港情况复杂，而工作出不得半点差错，所以，我们负责联系的同志，要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要调查，熟悉要经过的地段。同时，还要事先约好，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还要知道，万一遇上了紧急情况，如何应对和处理。”
8月下旬，在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的安排和配合下，负责联系的人员开展了紧张的工作。
8月底，钱之光向周恩来发出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来东北解放区。8月30日，周恩来起草并发出与任弼时、李维汉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组织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收到了周恩来等人发来的电报，钱之光和潘汉年很高兴，便开始确定具体的护送名单。
当时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第一批带有试探性，人员不宜安排太多。经过反复考虑和斟酌，准备安排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陪同四人北上的是章汉夫。
为了安全和慎重起见，钱之光亲自赶到船上进行仔细察看。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因船起火遇难。中共中央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震惊。由此也十分担心，在香港租的苏联货轮旅途中是否安全？
9月7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其大意如下：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此电报后，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做了更为慎重而妥帖的安排。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上船启程的工作正式开始。钱之光事先赶到苏联货轮上，迎接民主人士上船。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麻烦，快到黄昏时，几位民主人士才离家上船。苏联货轮当时停靠在离岸的浮筒处。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换装打扮成短衫工人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沈钧儒已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比起过去他在重庆、上海时要消瘦一些，但仍步履稳健。
谭平山过去在重庆时与钱之光就有来往。现在在船上相见，彼此十分高兴。钱之光对他说：“面了！？”可能没想到吧，在这里我们又见谭平山紧紧握着钱之光的手，连声说：“是呀！是呀！”两人在一起谈了一些分别后各自的情况。这时章伯钧攀扶着软梯爬上货轮。他猛一抬头，突然看见钱之光，感到十分惊奇，连忙说：“两人笑了起来。老兄，你也来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钱之光此次到香港后还没有与他见过面。突然相遇，所以他觉得意外。为了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钱之光、潘汉年除了安排章汉夫陪同北上外，又派祝华和徐德明两人护送。
待船启程离港后，钱之光立即向党中央和大连方面报告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
收到钱之光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后，在西柏坡的周恩来马上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往迎接。
中共东北局则建议改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
中央同意了东北局的建议，改派李富春等人去迎接第一批民主人士。
此时此刻，在香港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民主人士抵达目的地的消息。已是5天过去了，还没有消息。6天过去了，仍没有消息。
到第七天时，钱之光等人更是焦虑不安，生怕出什么意外。直到第八天，才收到大连刘昂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等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