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有点年纪的人都会坚持手头一有点钱就要存款的习惯。应当说，这并不只是节约的习惯使然，而是因为许多人习惯了从前比较高的存款利率，总觉得把钱存入银行肯定不会吃亏。但是今天的利率水平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有些年份里，银行存款不但不能带来升值或者保值，反而会带来贬值。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负利率”。
那么这样低的存款利率是怎么来的？把钱存进银行变成存款，怎么就会遭遇贬值呢？
（第一节）所有按揭是否都是一场阴谋
按揭是什么？套用南方某电视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话：按揭，就是把你按在地上，一层一层揭你的皮……在当今这个社会，几乎什么都可以按揭：房子能按揭、车子能按揭、手机能按揭，到最后，甚至连一本牛津高阶词典都可以按揭。
在这个全民月供强迫症的年代，月供还款如同月度的工作任务一样，每个月按时光临，如果哪个月没有按时来，估计你的心情只有两种可能：很开心，或者更加恐慌。
为什么我的“债主”越来越多
在珠江边的广州市，公共交通是越来越拥挤，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们每逢上下班就痛苦不堪。
正在事业上升期的小明，终于在“3万块把车领回家”的诱惑下买了辆车，顺便还按揭了一个高档汽车座以及汽车的年终护理套餐。他想：“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车，从此再也不用忍受公交车和地铁的折磨了，周末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享受一下短途旅游的快活！”
但他还没高兴多久，新问题马上就来了。小明发现，每个月到了一定时期，他的钱包就会突然缩水，让他事业发展的成果瞬间蒸发。因为现在每个月摆在他面前的“债主”，除了房贷、老婆、信用卡之外，又平白无故地多了几位“债主”。这让小明倍感拮据，虽然不用挤车了，但是事业上升期带来的愉悦感和成就感也随之减淡了。
虽然当时只付了3万元便把车开回了家，但是还贷所带来的问题远远不是3万元可以解决的：
第一点，小明现在不敢轻易换工作了，因为出现了一种还贷的恐慌。看着自己越来越少的私房钱，小明开始担心，自己一旦失去工作，就不可能再承担起这样的房贷、车贷。在这样的恐慌下，小明甚至都不敢和老板顶嘴了。
第二点，小明需要更多的钱来缓解按揭压力。按揭不是免费的午餐，而且按揭付到最后往往会付出比原价多得多的钱。这让小明觉得自己赚了多少钱都是不够的，还贷的日子一天不结束，自己每天的工作所得就不可能完全属于自己。
从此，小明的工作与生活都充满了一种还贷的恐慌感，似乎走上了一条到处都是“债主”的不归路。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按揭这回事，不得不说一下“时间价值”与“资金折现”。“时间价值”很好理解，即钱的价值会发生变化，不同年代钱的价值有所差异。比如说，十年前小明拿着妈妈给的1元零花钱，可以在小卖部里买好几种零食，对年幼的小明来说，1元还算个大票；而现在的1元钱，大概只能施舍给街边的乞丐，100元成了大票。这其中的价值差异就是“时间价值”。
所谓“资金折现”，就更简单了，即你把资金投入到一个项目之后所产生的回报。比如说，你把1元钱存入银行，那么十年后它可能变成2元。但是，如果你拿这1元去买1个鸡蛋作投资，然后再用鸡蛋换1斤大米，用1斤大米换2斤绿豆，回形针效应之下，这1元钱的价值可能会折现得更多。整个过程中你经历的交换越多，可能获得的折现价值就越多。
小明买车，在一定程度上便体现了“时间价值”与“资金折现”。小明向银行借钱买车，其实就是把资金折现权交给了银行；银行呢，成为了小明的债主，小明要拼命工作才能让银行不把车收回。但同时，银行考虑到了“时间价值”这个问题，于是就对“这样不行，我借你钱这么多年，你得多还我一点儿，以小明说：
前的一块钱不是现在的一块钱。”到了最后，按揭买车的小明得付出更多的钱才能还清这笔时间债。
“用未来的钱圆今天的梦”，经济学上管这个叫“超前消费”。
这种超前消费的经济行为在欧美国家一直备受推崇，但现实生活中很多消费者常常超出自身经济实力进行消费，只看到了借贷消费所带来的利益，忽视了自己能承担的消费能力。
小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到后来，只能是用今天的钱还昨天的债。
解析按揭的阴谋所在
按照银行业的解释，按揭就是像小明这样把值钱的东西当作抵押，来获得银行贷款，然后按合同分期还钱，最终本息都还清时由银行归还抵押物的过程。这个“抵押物”，可以是车子、房子一样的实物资产，也可以是有价证券、契约等非实物资产。
为什么会有人说“所有按揭都是一场阴谋”呢？有分析者认为，这是一个“多方获利，一方受害”的游戏。在这些分析者看来，获利的多方，包括地方政府、相应经销商、开发商，以及办理按揭业务的银行。
“一个不喜欢钱的政府绝对不是一个好政府”。作为按揭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地方政府无疑是最乐意看到人们按揭买东西的一方，因为这是一个拉动内需的好事。按揭消费在地方政府的眼里，就是用未来的钱拉动现在的消费，也意味着拉动了本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GDP的增长绝对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
于是，地方政府往往在按揭上，表现出一副皇帝身边的“太监”的嘴脸。即便中央政府出台了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用来抑制过度消费，但是地方政府在这些政策的实施上却总是谨小慎微。对于超前消费的好处，地方政府总是欲说还休。比如在楼市方面，很多地方政府想说房价不高吧，又怕引起消费者不满，只能在土地价格上动手脚，所以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所谓的“地王”。
再来看看一些经销商，比如房地产商和车商。作为这场阴谋的操盘手，他们无疑也是按揭消费的利益分成者。市场经济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因而对许多企业来说，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利益就成了企业追逐的目的，有时甚至为了利益不惜一切手段。
这样的特点在如今中国许多行业中，表现形式都是类似的。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现在很多开发商都是草根出身，而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房地产企业家也大多是从行业底层干上来的人。他们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多年，多少都会和官僚系统或者秘密会社扯上点关系。早期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时候，一些房地产商和秘密会社组织，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个班子。甚至在许多城市里，法院的拆迁令直接与当地的秘密会社挂钩。所以，这样的一帮人即便手里没钱，也能让诸多“小明”为他们的地产梦埋单，按揭便是实现这一房子梦的形式之一。以中国现在的情况而言，对于按揭买东西的人来说，不管分多少年来还贷款，首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笔首付的钱，往往成为房地产商实行其他项目的启动资金。从这个角度来说，按揭是资本家的阴谋，是穷人身上的吸血鬼。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一边抽干你的血，一边让你拼命干活，甚至让你连换工作的勇气都不敢有。
至于银行这样的机构，对于“按揭者”更是欢迎了。让客户完成20%～30%的首付款与按揭手续，银行支付房价或者车价剩余的部分，就可以牢牢套住一个客户20～30年的时间。这样一个固定又稳定的客户，无疑是银行喜欢的对象。何况，就算客户无法继续还款了，他不是还有抵押给银行的财产可以用来抵债嘛！
这就让银行更加喜欢来办按揭消费的小明了。
这样一来，在这还款的20～30年间，按揭者无疑都成了银行和开发商的打工者。最终受害的一方，就是用按揭贷款买东西的人。通过这样的按揭，买房买车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利息代价，并且还款时间越长，利息的累计就越多。
如小明感受到的那样，需要还款的人已不再拥有自己的全部收入，每月都得把收入的一部分贡献给银行和开发商。如果还款的年限短，所还的利息就会少一些，但是每个月还款的数额就会高很多，生活质量将大幅下降；还款年限长的话，也许每个月还的并不算太多，不太影响生活的质量，但最终偿还的利息却多得惊人。
当然，每个事件都有其两面性，按揭的整个过程其实是参与者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作为消费者，我们需要对自己按揭的行为负责，在充分了解按揭信息、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真正有益于自己的选择，那么以上这些所谓的“阴谋”也就不成其为阴谋了。
（第二节）春运是一堂最好的经济学讲座
如今的中国，年年岁末最能够牵动人心的，已经不是大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了，而是除夕之前很多离乡在外的人都会经历的春运。
一票难求的回家路
家在武汉的小明今年才来深圳特区打工，一年到头没空回家，只能等着春节放假。他知道一进入春运，火车票就非常难买，但是工厂不提前放假，他也只好苦等着。
2011年12月，他早早查了各种买票方式的预售期：网络售票和电话订票最长可提前12天预售，代售点和车站售票厅8天预售。一开始，小明也想利用一下信息化工具的便利，可售票网站上的操作试来试去都不成功，订票电话则是一遍遍地拨打却只能听到占线的提示。一连三四天还没成果，小明不淡定了，只好乖乖去附近的代售点排队。
为了不耽误太多的工作，小明只请了几个小时的假，事后还要赶回去上班。于是小明特意早早起床，天还不亮就来排队买票，到了之后才发现比自己早起的人有的是，未开始售票的窗口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小明淡定了数一数，暗自庆幸：
还好排在前20名里。他还自己打趣说，敢情不光上学的时候要靠名次，这工作了要回趟家也得靠名次不过这会儿靠的是先来后到的名次。
他前面的人们，有靠着墙睡的、坐个小马扎打盹儿的、铺张报纸躺下的……真是什么姿态都有，小明来得着急啥都没带，只好咬着牙干站着。不过让他倍感安慰的是，他后面的人越来越多，没过多久就出现一条更长的队，一眼望不到尽头……终于等到开始售票了，前面的人们也活动起来。但似乎每个人想要的班次都特别容易没票，前面好几个人都是把同一线路上的班车问遍了才有结果；有的人带了好多证件，似乎是来替别人买票的。
好不容易轮到小明了，他直接报上自己的目的地，却被告知这条线上直达的几班列车都已经没票了，只剩广州到武汉的高铁了，而且只有硬座，要四百多块钱。小明之前查的普通车次的硬卧，最贵的也只有三百多元，甚至有趟临客的硬卧才181元，高铁的价格着实让他有点蒙。售票员和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不耐烦地催促起来，他一想没票就不能回家过年，便一咬牙掏了钱。
回到公司，小明和其他买票的同事们一交流，发现好多人和他的经历相似，他们跟他一样只能去排队，而且还有人没能在窗口排到票。不过，他们大多还是买到了票，只是多付了几十到一百多元不等。
但是有个老家成都的同事不巧这两天出差了，他的境况就比较惨了，连买火车票的时间都没有。小明看他倒是一点不着急的样子，禁不住问他过年怎么回家。谁知人家已经有票在手了-原来他提前联系黄牛订了卧铺票，比票面多付200元，一回来就把票取了。
相比之下，小明觉得即便自己还要买汽车票去广州赶火车，但也算值得了，就当坐坐高铁尝个鲜吧！总之都是为了过年嘛，一年才这么一次。
春运回家，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春节前特有的记忆。人人都想回家，人人都想买票，于是个个都积累了一身的买票经验。
火车票一票难求，说明了火车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那是不是说，如果火车票的票价上涨，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呢？但是，看看小明和同事买票的结果，人们在多掏很多钱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火车票。
这似乎并不在于涨价与否，否则黄牛党的存在怎么解释？但坚持用价格机制解决问题的经济学者认为，恰恰“是过低的票价和过高的需求，邀请了他们”，而且这些黄牛党“赚的不是乘客的钱，而是铁道部的钱”。
“价格机制”被提及的最多，很在前几年关于春运的争论里，多人说就是因为火车票的买卖没有遵循这一市场调节机制，才导致了春运期间供求关系的长期不平衡，并引发了诸多问题。
而价格机制往往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它是指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与供求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的市场价格的形成和运行机制。就拿猪肉价格来说，一方面，猪肉的价格上涨时，能买得起猪肉的人变少了，使得对猪肉的需求相对下降；价格下降时，买猪肉的人也会多一些，需求相对于供应量来说便升高了；另一方面，猪肉在供不应求时会涨价，而供过于求时则会降价。
那春运期间，影响人们选择的真的就是价格因素吗？围绕这个问题，一些经济学者便产生了一番争论，一方坚持要用价格机制进行调节，认为人山人海的春运排队是一种举国浪费，铁道部应该通过涨价来消除这种浪费；另一方则重视众多小明们加钱买票的情况，强调铁道部在垄断下无论如何调价，都不能解决消费者的购票困难，所以他们主张，通过对铁道部进行产权改革（目前的垄断经营不可能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善目前供求不平衡的状况。
市场经济学中不同理论观点的交锋
上文中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市场竞争，同属于市场经济学，但是他们的核心分歧在于使用的具体理论工具不同。
前者的核心是“租值耗散”（也称租值消散）理论，说的是本来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安排方面的原因，其价值（或租金）下降，乃至完全消失。
比如上文中，价格机制的确受到了政府车票定价的限制，因此没有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涨，这个时候，其他机制就会取而代之。小明买票时的排队，就是一种替代机制。在春运中，这么多人都排队，虽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却没有创造任何价值，因而被认为是一种租值耗散。
所以这人山人海的排队，才被视为“举国浪费”。如果价格机制可以自由地发挥作用，对供求关系进行合适的调整，也许排队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时间的浪费了。这样看来，黄牛的存在，可以看作一部分人以减少别人排队的时间来实现收益，是节约时间、减少租值耗散的一种方式。同时，部分被黄牛获得的价值本可以因车票涨价而在铁路部手中实现，所以说他们赚的是“铁道部的钱”。
虽然这一理论套在这里看似十分适用，但却忘记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其中的价格机制是建立在充分的市场竞争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