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文化史上活跃着四个大人物：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德国的马丁·路德，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还有荷兰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与前三人相比，伊拉斯谟在后世的名声要小得多。但若论学问，伊拉斯谟并不输于他们，在当时的欧洲，他的读者一度比他们多得多。
除了马基雅维里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基督教传统中人，相互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伊拉斯谟与路德亦友亦敌，其着作曾直接鼓舞了路德革新基督教的志向。用史家的说法，是伊拉斯谟下了一个反抗的蛋，由路德把孵它出来了。
伊拉斯谟也是莫尔的至交，他传世最广的《愚人颂》便是题献给莫尔的。莫尔以写下《乌托邦》享誉后世，1535年因顽强对抗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领而掉了脑袋。为此后人封给他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衔：他是罗马天主教圣徒（1886年封圣），是宪政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先知。
可见，莫尔和路德都与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伊拉斯谟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精神洁癖，厌恶名利之徒把世界搞得烦琐而龌龊，但他与这些大事没有多少关系，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只是“北方人文主义之父”。
伊拉斯谟彼时所属的教会，是个货真价实的糜烂之地，但它并非举目皆声色犬马。宗教生活仍披着堂皇的外表，人们热衷于各种圣像和圣物崇拜，到处都有炫耀的仪式和动听的布道词，拜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所赐，场面甚至比过去更加壮观。然而信仰已徒具形式，蜕变为形形色色的迷信，教会当局也与原初的教义完全脱节，与丑陋的世俗权力毫无二致。
这样的世象容易诱发几种反应：莫尔式的空想，路德式的反抗，还有伊拉斯谟的娱乐式讽世。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是学识或信仰不同所致，而是性情使然。伊拉斯谟不像莫尔那样淳朴而倔强，也没有路德的果决。作为一个博学而机敏的人，他更相信虔诚如刃，亦杀亦庖，强者当世，荣辱难料。
据说使伊拉斯谟誉满欧洲的《愚人颂》，是他与莫尔交往中受其鼓舞，只用七天工夫写成的。像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家一样，伊拉斯谟也不满于“现代的堕落”，他钟情于朴素的过去，但思想尚未世俗化，还没有如后来的启蒙派那样，极端到重返“自然状态”的地步，而是把自己扮作一个妙语连珠的“愚人”。
他说：“只让其他各行各业享有自身的乐趣，独不许治学领域享有轻快的情怀，这是多么不公平。”他知道这会使很多正人君子感到不太正经，便拉出一大群古典巨擘为自己助阵，甚至不惜穿凿附会。诸如荷马、圣徒保罗、维吉尔、奥维德或普卢塔克，虽被人尊为先贤，不也都是擅戏言之人？
然后他开始开世人的各种玩笑。柏拉图拿不定主意是把女性归为理性人还是牲畜，可见他不明白女人之权柄不在智慧，而是美貌。贤人固不缺理智，但他时常把理智用错了地方。信徒们大白天也给圣母玛丽亚点上蜡烛，却将仿效贞洁生活忘得一干二净。至于那些经院哲学家，神能否以恶魔、驴子或葫芦的形式显灵这种问题，可以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教士们笃信基督的仁慈，便用火与剑来维护，不惜信众血流成河。教皇以基督代牧自居，但他们更对地产、税款和至尊的地位感兴趣。有些教士对钱财倒是很能自我克制，但一碰上酒和女人，克制力却变得踪迹全无。
抨击信仰的堕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普通人对这类言行不一的表现也会忿忿不平，况且与路德的《95条论纲》相比，伊拉斯谟的语气要客气得多。甚至他对哲人连篇累牍的挖苦也不难理解，毕竟这种人在餐桌上经常扫人的兴。有意思的是，伊拉斯谟还嘲笑教会卵翼下的科学研究。他说那些想从自然界寻找上帝合理性的人，开辟了无数个领域，其胸有成竹的样子，俨然是大自然造物主的私人秘书。他们手拿皮尺，一寸寸丈量日月星辰，解释风雨雷电和其他神秘现象。而且他们非常幸运，因为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研究深信不疑。
这样的话不但反映着他的性情，也提醒我们他是生活在一个智力极为活跃的时代。但他的终极追求并不是“真理”，这使得他与我们所说的“进步”思想无缘。今人多以为真理远胜过错谬，伊拉斯谟当然不会认为错谬也是真理，却觉得与错谬相比，它未必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
他更喜欢童稚的愚拙，普通人的常识，所以总是不失时机地表现出犀利的反智主义，意在揭示人类犯下的很多错误，并非愚蠢所致，反而是因为过于聪明。有些话常会让我们想起老子的“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好在伊拉斯谟此类言论止于幽默而不流于刻薄，也许他很清楚，一个反智主义者透露出的机智，可能要比他的对手更多。
伊拉斯谟追求素朴，但他的讽世文并不粗鄙。《愚人颂》大概属于那个时代最典雅的文字了。他也心仪于古罗马文明，但并没有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崇拜实力政治。比较一下他写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里几乎同时写成的《君主论》，便可知道这两人有多大的差别。
用无常之事开永恒的玩笑，以痴情揭理智的短处，甚至拿昆虫的幸福来对比人类的智巧之累，诸如此类的乐趣贯穿于《愚人颂》的始终。不过在说反话之外，伊拉斯谟平生用力最多者，是用真正的经文——而不是教士们的低级说教——去开导世人。这也是一个时代信仰体系正岌岌可危的可靠标志。他重新翻译和注疏圣经，出版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新约》，用意在于正本清源。伊拉斯谟生性不是行动者，他更乐意在书斋里用注经来印证自己的信仰。他说：“世上最引人入胜者，莫过于用做琐事来显示你之所为绝非琐事。”果然，他的圣经版本成了马丁·路德奋起革新的诱因。
当罗马教廷和路德打得不可开交时，双方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伊拉斯谟发现自己身处两个极端之间，这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确对路德抱有极大的同情，假如他倒向路德，或有可能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伟大的运动衔接在一起，可是他并无这样的野心。他确实希望教会好自反省，但并不想离它而去。人在这样的位置上，更易于察觉是非之间相互渗透，对抗的损益亦未可知。这或可为讥讽提供不竭的源泉，却让人很难将自己的观点说明白。到了必须选边站的关键时刻，这种立场也最易于引起误解。
路德攻击罗马时援引伊拉斯谟的话，为求他伸出援手，在写给他的信中极尽谄媚，把他称为“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荣耀”，“征服了天下人心”。但伊拉斯谟除了利用自己如日中天的名望，请求腓特烈王保护路德之外，并没有迎合路德的激进立场。罗马为此也向他示好，他同样拒绝表态。他在1523年给友人的信中自况个人的处境说，“两边都在骂我，都在逼我，一边怪我不批路德等于同意他的看法，路德派则说我是个弃绝福音的懦夫”。可是他“怀疑无论把争执的哪一方压下去，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事后人们知道，那场争斗让罗马教廷失去了半壁江山，而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则给世界开了一个大玩笑，它并没有因此而更虔诚，反而最终走上了世俗化的不归路。这大概也正是伊拉斯谟不愿选边站的原因。不过对于双方来说，这种态度可能比他们的对手更可恶。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路德遭拒后骂他不过是只“呱呱叫的癞蛤蟆”，罗马教廷则一度将他的着作全部列入《禁书目录》。
说到这里，伊拉斯谟为何让人误以为是他下了蛋而让路德去孵，便有了一个解释。他不是个有胆量的人，不敢为掩盖是非难辨之事而表现得成竹在胸。于是他只好像古希腊的反讽作家那样佯装愚拙，只以嬉戏的方式告诫世人，本不欲让他们因一时冲动而有愚蠢的目标感。这与路德那种直来直去、铿锵有力的风格相去甚远。你说他是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亦可，你说他要暗中颠覆既有秩序亦无不可。如此一个人，即使无意中下了一个新教的蛋，他也未必会去孵化，那需要太多执着于义理的功夫，说不定还会孵出一个怪物，这都是伊拉斯谟唯恐避之不及的事情。读者如果知道这个人晚景很落寞，一定也不会觉得奇怪。
伊拉斯谟：《愚人颂》，许崇信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
（原载于《财经》杂志，2014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