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
收入这个集子中的学术报告，是一些大学的机构在大学之外——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大学——按照这些报告中的一个报告人丁学良教授的说法，没有一流的大学，就没有一流的国家。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没有一流的国家图书馆，也就没有一流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大学和图书馆还都不是一流的，但我们正在努力。
说到大学，当我在1999年走进清华大学的时候，就想起了当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教授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是我的长辈（他的夫人是我奶奶的妹妹，我称他五太姨夫），作为晚辈，我和我的朋友们斗胆说一句，梅先生的话拿到今天尚觉不足。在今天，大学，既非大楼之谓也，也非大师之谓也，乃制度之谓也。没有良好的制度，就出不来大师；有大师，你也容不下。
我们说：大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它使学问有各自的场域，使各种思想纵横驰骋，相互启迪，相互搏击，诸多的“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即形成于此。
大学又是一个遵循着与社会、与国家有不同规则的地方。大学当然是开放的，但大学和社会和国家之间应有一道无形的墙（而不是现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有形的墙），它保障了在这道墙之内可以有着与外面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评价规则和理念。
大学中的教授走出大学，到大学之外的国家图书馆去作学术报告，是走向了一个公共场所。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学术报告”是一个公共平台，在这里，听教授讲的，不是他的学生，而是公众。他不是讲给本学科、本专业的人听的，而是讲给诸多的非本专业的，学识、主张、年龄、身份、专业背景和职业各不相同，但却都关注问题，愿意体验思维乐趣，参与思想论争的形形色色的公众听的。凡参与过我们的“学术报告”的入都知道，我们的会场布置和会议程序与其他报告是不同的：报告人并非居中上坐，面对听众，而是和评论人、参与者三方对坐。报告设一个主持人——在很多时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有时也是我——穿插于报告人、评论人和其他参与者之间；一般每次均由报告人先讲，然后评论人给出评论，评论可能是对报告人论述、主张的回应、质疑，甚至是批判，也可能是评论人自己对相关问题主张的阐释，或者是基于报告进一步提出新的问题。然后，就是参与人提问或发表自己的意见，提问可以是向着报告人的，也可以是向着评论人的。这之中，人们相互交流、争论，思想的撞击由此形成，不同主张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启迪也由此显现。
“学术报告”还有两个名称：一是“华睿讲堂”，作为教授，太需要自己的讲堂了。我们的讲堂借地国家图书馆五楼多功能厅，容200人，有时门外都是人，要拉扩音器出去；有时人很少，但摄像和速录使其后想知道报告内容的人仍可分享。多功能厅已显老旧，我们借用它时，就给了智慧一个场域。
另一个名称是“月涵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月涵”是梅贻琦教授的字，2000年与他的公子祖彦先生相约再为清华做十年事，这个“学术报告”就是计划中的诸项之一。称之为“月涵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是不忘月涵先生掌清华时的大学。祖彦先生已辞世，我苦苦撑着这个学术报告，也是为表对前辈的忆念和尽对后来者的一点责任而已。
“学术报告”初设时，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编辑部、中国教育电视台《学术报告厅》、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联合举办。后，由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公众传播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社会学学会、国家图书馆信息咨询中心联合举办。
感谢诸多的前辈和朋友们——他们都是今天学术界不可多得的精英，是关注着这个世界的有良知的学者——参与我们的学术报告，做报告人或评论人。
希望我们的学术报告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