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我的感觉是至少社会资本这一个维度，和它的解释力度，能够相当程度地既解释社会变迁，也能够对他们的认识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起码当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认识的角度、一个这样的把握中，能够比较积极地从研究的意义上，参与到这样一个社会变迁中，而不只是说当出了问题，社会学家只是知道批评，这儿有犯罪了，那儿贫富悬殊了，那儿有腐败了，不止是事后诸葛亮地来点评一番，而是我们真的能发现，一个社会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先说上这么两句吧。谢谢。
社会资本将如何影响中国改革进程
佟新：
感谢林南教授作的精彩演讲，同时，我也代表北京大学，对林南教授在北大尤其是建系过程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我应该也是比较早的——十几年前，就来聆听林先生的课程，尤其是刚刚建系初期，很多课程是从无到有的。我们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一些词汇，都是林南教授当时给我们带进来的。今天有机会再听林先生的讲座，我觉得感触最深的是这样三点：
第一点就是刚才林先生强调的，我想对我们的学生也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就是，我们作研究，应该把理论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林先生最后谈的小结当中，就谈到理论对指导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这种理论我想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林先生作的那个图。那个图一方面表示了一个结构在这个社会运作中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了一种网络位置。网络位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个人能动性的那一面。
对社会学理论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也一直在追求这样一种关系。这个结构和个人的能动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如何去作用？我想，这是社会学家也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理想的东西，想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林南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他通过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搭构起这样一个桥梁，就是社会结构跟个人能动性之间的一个桥梁。我想，这样一个理论建构对我们把握理论和把握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点，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我们过去常常接触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理论，我们在分析单位上可能有一些偏颇，或者我们可能会狭隘地去理解社会资本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人际关系的东西，一个简单的，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腐败、走后门等这样一些现象。但是林南教授在此强调分析单位，分析单位既可以是对个人的理解，也可以是对组织的理解，我想这一点也扩展了研究视野。
第三个方面，就是林先生在最后谈到的，有关社会学应该关注社会动力的研究。这一点也是一个提醒吧。当我们去选择论文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应该去想我们在看到一些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配，这种力量是一种社会性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性质的呢，还是政治力量，或是经济力量的。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思考，这三种力量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这三点是我感触非常深的。另外，我想借此机会向林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就我个人来讲，一直比较关注城市的改革，尤其是比较关注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那么在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当中，可能依然带有林先生提的那种观点。我们是走向改革、破产，还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资本起什么作用？我想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林先生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老想把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给分割开来去看，老想力图把这个事情看得更清楚，为了看得更清楚把它分割开。但是，在实际调查运作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三种资本可能是分不开的，它们有着高度的重叠；或者我想用一个词不知道对不对，刚才林先生也谈到这种配合是不是一种“契合”，某种程度上刚才也谈到资本之间有种交换，那么这种交换到一定程度是不是就高度地重叠在一起了；如果有这样的重合，它会如何作用于这个企业制度的变迁？这是我想问的第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刚才也谈到，比如说这个社会资本有它的正面功能或者说有它的负面作用，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都需要去认识它的正面效应和它的负面效应，但是由于刚才谈到了这种社会资本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那么会不会就使得有些在结构中有优势的人，更多地去占有各种其他的资源，会不会出现那种我们讲的所谓强者恒强、弱者叵弱的马太效应，有什么力量改变这种效应？如果这个结构力量非常大的话，个人的能动性又作用于这个结构，使得那些有权有势、有社会关系网络的人，会不会更多地集中资源？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的，就是如果真的社会资本或者说整个这三种资本过于集中的话，会不会在中国出现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图景：我们说两极分化也好，还是说少数人占有很多资源，社会弱势群体会不会有高度的资源的缺失。如果形成一种结构性图景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呢，还是在这过程当中运作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的共同作用，使得改革的初衷有了一个偏差，这种背后的力量到底是怎么作用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可能有一些正的功能，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正的功能在网络关系当中，会形成一些刚才讲到的信用啊，一些对于违规行为的制约啊等等，但似乎目前还很难看到这种力量在什么时候能出现。谢谢！
一段别有意味的插话罗红光：
林南教授就是研究农村改革问题出的名，咱们看看是不是如果出现这种社会图景，我们就越来越惨。
在顷刻之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个我得介绍介绍。赵铁林写过一本《另类人生》，他非常可爱。书中的这个弱势群体，比如说社会边缘群体像妓女，吸毒、贩毒的人，赵铁林自己掏钱——大概三十万元去给他们照相，他特别渴求为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这样的人没几个。
比如说，他给嫖客照相，嫖客说：“你怎么给我照相啊？”他要是不同意，那就侵权了。小妓女说：“你让不让照，你不让照我就不让你嫖。”嫖客说：“可以照了。”这才就照了。以后有机会，还是多关注弱势群体。
李楯：
正是赵先生的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深层的一个途径。
李强：
这些人咱都看不见，因为刚才林教授讲了，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里最起码都是大学毕业的，像那些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咱们一般都看不见。但是，人家赵铁林在弱势群体里生活了好多年。我们的潘绥铭教授搞性社会学是非常有名的，一般他是在外部观察，人家铁林兄告诉他说，潘老弟你得进去，你得跟人家住啊。人家跟小妓女一起住啊！知道吗？这非常了不得的，在外面和里面绝对不一样。
社会资本与西部开发、国企改革
林南：
我要感谢黄教授和李教授的补充，黄教授虽然没有提出一些直接的问题，但是他有很好的前瞻性，因为他讲的中国西部开发，实际上也是一个所谓弱势群体的问题。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海外听到一个名词叫“大循环”，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没有接触到这个名词。当时，国内有这种舆论说，把内地资源一起都转到沿海来，把沿海先搞起来，搞起来以后把这些好的东西——赚的这些利润、技术等，再转回内地去。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个大循环的方案没有搞起来。
我在想，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想，我们如果开发西部，对西部人群所要求的，怎么去考虑？你不能说我开条路把你的矿、油都拿走了，那他为什么要给你开路？所以，是不是有这种力量考虑到当地人的一些需求，是不是可以保证，譬如说，路修好后，进去的东西和出来的东西，要有某种程度的控制，而且保证20年。有没有这种决心？
当初，美国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的这个西部。它要往西部开了，可西部都是山嘛，那么很困难，所以要建铁路。铁路怎么建呢？它用两个私人营业的铁路公司：一个从西往东开，一个从东往西开，那么给它们什么条件呢？这两个私有的公司，为什么花那么大的资本，去挖那个铁路呢？很简单，你挖到什么长度，铁路附近的好像是20里还是30里路的地方，这里的资源你可以使用20年到25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想办法开下来的话，用这条路你可以赚二十多年的钱，这给它很大的刺激，所以我们很多华工都去参加了，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条铁路开发很快，几年就上去了。
所以我想，在将来西部发展的时候，是否也可以考虑到，你们搞，搞出来以后，西部的东西我们绝对不拿走，放在那儿还要运东西进去，保持20年叫它发展。这样调动它的地方机制，可能刺激性比较大一点。要考虑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运作和政治上的运作。如果我们考虑到当地人所要求的和需求的东西，并做一个考量的话，可能和政策上的考量就不大一样了。
佟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因为主持人说不能超过五分钟，这几个问题大概五分钟解决不了，大概都提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将来怎么走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很大。我当初提这个问题时，为什么会点到，在西方一个组织里面，它对社会资本的应用是选择性的，它不是盲目性的。我虽然没有明讲，实际上我们的所有制有个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市场竞争的效益问题，所以当这个人进来的时候，几乎是有人事关系的都可以进去，而且是进去以后再给你安排事情，他没有考虑到这个位置和人怎么吻合。
在一个有效的单位里面，必须考虑到位置和人的吻合，这个时候要考虑到某些位置需要，比如说人力资本很强的，在某些位置上非常需要一些社会资本很强的人，所以竞争力量越大，对人员配置越敏感，要求越严格。我想，在研究上我们可以去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可以找到这样一些线索的时候，那么将来国有企业改制主要就是一个人员问题，人员的配备不能再和从前一样，要研究人和事怎么配合的问题。我们在搞社会学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具体的建议。这是我的看法。
社会资本与马太效应
罗红光：
还有一个佟教授提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绞成一团了，好像你有一个就会有两个、三个，那它的东西越来越多，即所谓的马太效应，就是累积的一个关系，你越没有的就什么也没有。是不是有这个问题？这也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因为我们举这个农村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起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上有结构优势的地方干部，他就变成了企业家。但是现在转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他因为要争取到利润，基本上有企业了，企业赚钱了，他就希望和政治分家了，有这个念头，这也是我们一个好的机会。利益都给你占了，从前因为你有政治地位，现在你有经济地位，你有利益，好啊，但是你如果要企业不要政治，那正好给我们一个机遇，一个政治改革的机遇，是不是啊？那好，企业你要做的话，你要按照市场的机制去做，我们政府怎样调整，使市场有一个良性运转的规则，你不守这个规则我要处罚你，因为如果他要分开的话，他就不能包庇他自己了，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运用这个政治力量的话，那么实际上有一个使他市场规则化的机会，所以这样我们要下决心了。他说他自己要出去的，好啊，你出去行，利益先给你占了，你占了没关系，那下一步的游戏规则你就必须要保证遵守。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决心，第一步大家要看出来，社会、经济和政治有这样一个绞合的机会，我们怎样把它们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将来十年可能会发生效用。如果我们再继续和过去一样的话，那他就用企业的力量来指挥政治的资源，虽然这个关系倒了，可他还是能够支用的话，我们的问题可能一时还没办法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关于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们如果从实际情形来讲的话，结构性的决定性比行动性的还要大，这是绝对的，不论中外都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我们从理论根据上知道的，譬如说，我们这个社会关系尽量想办法异质化。很有趣的就是越是在低层社会里，它的同质性越强，而同质性越强，越应引起警惕。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在交朋友的选择上，社会圈子要拉大一些，交朋友的时候各流各派的都应该有一点。我想周（孝正）教授是个典型的例子，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那么这样的时候，他的力量就可以稍微在结构上有个纠正，不是完全可以纠正的，因为这个结构的力量很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想办法从我们的研究经验里面，吸取一些东西作为一些建议，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怎么样组织，怎么样联系，我们给他一些研究上的经验，告诉他们，也许这个偏差不要搞的太大。
今天林教授夸我，其实赵铁林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材生，他在那个边缘群体里面生活了好多年，光书就出了这么些本，《另类人生》、《聚焦生存》……非常棒。他敢跟人家一块住，我真是不敢。
动员资源的能力预示着释放资源的能力
林南教授是通过对中国经验研究、实证研究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讨论的一个命题。那么，从我这个角度作一个呼应。因为我在做不等价、不等量、不等式交换的时候，有很多命题是和林南教授相呼应的，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呼应。
在研究里面我有一个小的命题，这个命题是：生产上的能手，不一定是生活上的强者。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结构位置问题和网络问题之间建立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刻意给他们定义的所谓弱势群体是不是真的是弱势群体，是值得怀疑的，这是一。二就是还有一个按照古典经济学那套做法，只有健全的人，五官俱备、四肢发达的人，他才是经济上的强者，或者整个是一个货币资本的符号。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在我的田野里面，有很多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他们往往不一定是弱者，他们具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