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刚刚在陆军部忙了一整天，心情很振奋，因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传来捷报，但他立即乘车赶往白宫，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夫人请他照料丧葬事宜，于是，马歇尔又像从前为哈丁总统和迪尔爵士操办丧礼那样，全力以赴地筹办这一位伟人的葬礼。一列专列和2000名士兵被调往温泉城；灵车北行的沿途组织了仪仗队；军队排列在联邦车站到白宫的道路两旁……
第二天，运送灵柩的专列出发了。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以及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前去参加新兼总司令哈里·杜鲁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还在杜鲁门当参议员时，马歇尔就与他相识，当时，他在参议院担任战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歇尔知道他是个精明敏锐、生气勃勃的政客。此时，这位由副总统晋升总统的杜鲁门先生，对一些重要的战争机密了解不多。比如，仅在一小时前，杜鲁门才从史汀生那里得知美国正研制并计划使用一种原子弹。直到此时，他对已故总统在雅尔塔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性质还不甚了解。
根据史汀生的提议，两个主要军种的负责人向杜鲁门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战局情况。同以往一样，马歇尔认真负责地为总统介绍情况。他讲话逻辑清楚、说服力强，能打动人。新任总统对马歇尔如此细心介绍情况很是感激，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史汀生的印象是，杜鲁门发现从马歇尔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有力帮助。听完介绍后，杜鲁门对几位下属表示谢意，说他打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希望他们像为前总统尽力那样协助他工作。
会后，马歇尔忙于罗斯福的丧事。罗斯福总统安葬在海德公园，一切都进展顺利。
“罗斯福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满是感谢之辞的信。”鲍德尔说，“将军把原信交给了我。”
马歇尔飞回华盛顿，发现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着，事关盟国攻占柏林问题。罗斯福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写给罗斯福一封紧急信函，抱怨英美企图同意大利境内的纳粹军队单独讲和，还指责总统的顾问们背着上司行事。于是，罗斯福便问马歇尔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信中的暗示使马歇尔很气愤，他坚持给莫斯科一个强硬的回答。他说：“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如果听任这种猜忌、怀疑会损害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生命财产代价的整个事业，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是马歇尔起草的，罗斯福签发给斯大林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发信日期是4月4日。
斯大林很快复信表示“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谁的意思。”杜鲁门读了斯大林的回信后，不解其意，还得由马歇尔把前因后果向他解释一番。
此时，苏联人显然把柏林视为独家战利品；英国人也另有打算，一心想让蒙哥马利的部队捷足先登攻克柏林，为英国增光；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和部署是：美、英联军对柏林形成包围态势，并没有提到攻克柏林。蒙哥马利怒火中烧，去向英军参谋长诉苦，参谋长又去找丘吉尔抱怨。然而，华盛顿接到英国方面的抗议后，马歇尔却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支持他作出的一切决定。
4月6日，蒙哥马利又不依不饶地要求派十个美军师协助自己对柏林发动猛攻，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你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在向莱比锡进军时，你的任务是保护北翼，而不是由他（布莱德雷）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也承认柏林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不费什么事就拿下柏林，那又何乐而不为？”
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
12 新的方向
马歇尔很清楚，到1945年底自己就年满65周岁了。在战争后期，他非常注意保持身体健康。他起居有度，很少加班加点，经常锻炼身体。正如麦卡锡说的，“吃的饭少得像猫食，每餐只喝一杯汤，外加三颗葡萄。”
此时期，马歇尔体力尚好，心力却极度疲劳。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为一系列难题拍板定案，而他深知这些重大决策关系着士兵生命和国家的命运。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肩负的责任加重了，其中的烦恼和担忧自然更是有增无减。身为参谋长，他从来不敢稍有懈怠，不敢面露踌躇犹豫之色。无论是总统、国会议员、盟国以至全国军民，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念：任凭天下大乱，马歇尔自有成竹在胸，随时可以作出决定，发布命令。在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都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着他，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1945年春天在写给他的信中所说：
记得您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共进晚餐。当时我就认为，您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充满了信心。您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贵国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贵国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深信，这一渴望已久的胜利的到来，完全应当归功于您。千言万语，难以尽陈，只想最后说一句，我得以与君为友，实属三生有幸。
此时，欧洲战争已大获全胜。希特勒死了，纳粹军队已经投降。马歇尔现在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担。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同苏联人和英国人解决未来战争问题）期间，有个勤务兵给他捎来一篮子西红柿、莴苣、胡萝卜、豌豆和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多多纳庄园家里的小菜园，是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现在该是他解甲归田的时候了。
但是，对日战争尚未结束，盟国间的新老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同“自由法国”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整个战争期间最激烈的争吵，杜鲁门总统感到苦恼，恳请马歇尔代他调停。可这一次总统却用错了人，因为马歇尔也是情绪不佳。
战争期间，参谋长已经烦透了戴高乐将军，这种厌烦态度，并未因其当上法国临时总统而有丝毫改变。在欧洲战争最后阶段，“自由法国”部队按照戴高乐的命令，占领了德国城市斯图加特，不理睬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该城作为盟军基地的紧急请求，拒不撤出。艾森豪威尔忍气吞声，只好让他们留驻该市，而马歇尔却很不赞成这个决定。
而今，法国人又干出了马歇尔认为更不可原谅的事。“自由法国”部队开进了意大利的库内奥省，声称该地是阿尔卑斯省的合法组成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假如有人想把他们赶走，将侵犯及危害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并以强硬无礼的措辞致电美军指挥官，警告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马歇尔看了两份电报的副本勃然大怒。当时，杜鲁门总统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马歇尔通过保密电话向总统汇报了情况的要点，并建议给戴高乐一个干脆利落而待之以礼的教训。官方的抗议已发往法国临时政府，但还需总统以国家元首的分量施加压力。
“将军，您代我写吧，”总统说，“口气要多强硬，全由您定。您怎么写都行，我签字就是。”
1945年6月6日，一封注明“不得打印，不得分发”的电报发到美国驻巴黎使馆，由杰斐逊·卡弗里大使把电报亲自交给戴高乐将军本人。电报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电文如下：
亲爱的将军：您肯定已看到我国政府今天递交贵国外交部的信件了。我想直接提请您注意，我对法国第1军在意大利西北部库内奥省所采取的行动深感关切和忧虑。在西线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1军无视命令，拒不服从以意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历山大元帅为首的盟军军事政府就占领和调配作出的安排。不肯撤出该省，而且最近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信中摘录了法国将军发给美军指挥官的两封电报的部分内容，然后写道：
这毫不隐讳地表示法国政府意欲对抗盟军最高司令的命令，让部队继续留驻意大利境内，从而直接违背了避免以军事手段谋求政治目的的原则。我是信奉这一原则的。我相信，您也会同意，它代表了所有同盟国政府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的最良好意愿。
上述两封电报中还包含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威胁：法国士兵将手持美国武器，同刚刚为解放法国而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的美国和同盟军队作战。
实际上，这一行动竟是在旨在解放法国而开始诺曼底登陆战役一周年之际采取的。美国人民对法国人民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但我敢断言，假如他们得知您手下的军官们（想来是得到您亲自批准）威胁要采取某种性质的行动，定会极感震惊。在我把此种事态告知美国人民之前，恳请您三思，将贵军撤出那一地区。我恭候贵国政府作出有理有节、合情合理的决定。这样做将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法国的威信，同时还能使法国人民直接获益。
法国政府针对美军的这种明显威胁一不除，我将别无选择，只能遗憾地下令停止向法国军队提供军事装备和枪支弹药。但口粮给养仍将继续供应。
杜鲁门戴高乐花了48小时才拿定主意，显然还由于美国卡了油料供应，使法军寸步难行。他指示外交部长波杜尔通知美方，法军将立即撤回法国，条件是美方得给他们汽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