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国在京洛出名后，到九州、江户等地演出，追随者青楼女子群起模仿阿国，也是以歌舞为主，同时引入当时代的主题，即所谓的“倾城事”。这是根据《汉书·外戚传》的“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而来，取前句发挥，写美人色相倾城的故事。还值得注意的是，伴奏乐器除了大小鼓和笛之外，首次采用了日本民族乐器“三味线”（三弦琴），使当时由于町人的现世享乐思想而产生的好色风俗彻底舞台化。所以，当时该剧种之称为“倾誊”（力、客芒），是含有对好色自由放纵的意思，后来用汉字书写成“歌舞伎”。这时还只是一种原始的戏剧形式，但已初具戏剧创作的意识。阿国由此成为女歌舞伎的始祖。
这种令人耳目一新、感官刺激强烈、贴近庶民生活的新潮艺术，被称为“歌舞伎踊”，意即“逸出常轨之舞蹈”，受到男女老少的狂热欢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消遣艺术。元禄时期，随着町人阶层经济实力的提高，庶民文化日趋繁荣，歌舞伎更是达到全盛。在江户，市川团十郎开创反映武士阳刚之气的“荒事”风格；在京都，坂田藤十郎确立继承贵族优雅之风的“和事”规范。上述两位天才演员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歌舞伎的艺术内涵。
歌舞伎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丸本物、纯歌舞伎、所作事。“丸本物”借用人形净琉璃的脚本，如《假名手本忠臣藏》、《菅原传授手习鉴》、《义经千本樱》、《夏祭浪花鉴》等；“纯歌舞伎”指歌舞伎的专用脚本，如《助六由缘江户樱》、《鸣神》、《隅田川花御所染》、《东海道四谷怪谈》等；“所作事”是舞蹈剧的脚本，如《娘道成寺》、《石桥》、《蜘蛛拍子舞》、《鹭娘》等。
江户幕府以“女歌舞伎”的这种自由放纵会影响人伦道德和社会安定为由，陆续颁布了许多限制令，最终于宽永六年（1629）对歌舞伎进行更严格的管理，全面禁止“女歌舞伎”，女角改由美少年演员扮演，于是创造了男扮女的艺术，出现了“若众歌舞伎”（少年歌舞伎），他们一方面仍然表演煽情的歌舞，一方面大胆摄取能乐、狂言的科白性，加上滑稽的短剧和操木偶，还吸收和消化舞乐的“左舞”、“右舞”的形式，舞蹈时左右对称，并用鼓、笛、三弦琴等伴奏，使之更具多样性，而且主角不再由青楼女子担任，成为一种以舞剧、曲艺为主的新艺术形态。代表作有脱胎于女歌舞伎的《业平》，新作《小舞十八番》、《饮酒童子》、《七福神》等。
起初“歌舞伎”只是表演单纯的歌和舞，没有脚本，由演员自由发挥，短剧的科白也是即兴的，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这种“歌舞伎舞”不断吸取当时流行于京城的“大风流”与“小风流”的技艺，演员穿华丽的戏服、使用团扇等小道具，剧目反映了市井流行的风俗。此后，歌舞伎进行改革，艺人不完全追求风流酒色，而开始注意在技艺上下工夫，尤其是不成文地规定艺人必须学习传统的能乐，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当时着名的演员猿若勘三郎、右近源左卫门都是身兼能乐的能手。从此歌舞伎逐渐脱离以歌舞为主的表演，注意在乐剧因素的基础上，加上写实形式的科白剧因素，培育了戏剧因素的成长，促进了朴素的歌舞伎舞向歌舞伎剧的方向发展。
歌舞伎作为国剧，在创始期经历了阿国歌舞伎时代、女歌舞伎时代、少年歌舞伎时代，直到男歌舞伎时代，出现了坂田藤十郎、近松门左卫门等歌舞伎剧名演员、名作家。藤十郎、近松两人合作对歌舞伎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其有了新的飞跃，歌舞伎至江户时代的元禄时期（1688—1704年）进入了成熟期。从创始期到进入成熟期，前后经历了80多年。所有这些，对于扩大艺术创造的空间，以及提高歌舞伎剧本的文学性和表演的艺术性，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从而于18世纪中叶的江户时代中期迎来了歌舞伎的黄金时代。
（第六节） 大师迭现的近现代日本文学
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近代文学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成长发展起来。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就完成了欧洲近代文学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经历的过程。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依附于封建天皇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致使日本近代文学呈现了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文学呈现复杂的局面；二是进步的、民主的文学由于政治力量薄弱，又处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中，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学力量。虽然如此，日本近代的进步的、民主的文学仍然在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斗争中得到发展，成为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
日本近代文学经历了一段启蒙时期。在这个时期，主要是政治、学术、社会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为了迎合明治维新，满足开化启蒙的要求而有所发展。但文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只出现了不少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到自由民权运动前后，近代文学才开始勃兴，形成了近代文学的黎明时期。这个时期首先出现了作为民权运动宣传工具的“政治小说”，它虽然在艺术上还没摆脱封建时代文学的束缚，但是鼓吹民主、宣传民权、针砭时弊以及作品所表现出的爱国忧民的思想，确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新声。它以矢野龙溪《经国美谈》（1883年）和东海散士《佳人奇遇》（1885年）为代表。同时，坪内逍遥（1859—1935年）在《小说神髓》（1885年）里，提出了文学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方法，为推动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近代文学第一个奠基者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年）。他出身于旧世家，学生时期接触过大量的俄罗斯进步文学，并且对文学创作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1887年他用现代口语写出了长篇小说《浮云》，揭开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第一页。《浮云》描写了一个知识青年内海文三的命运，他由于不屈从日本封建官僚的压迫，不愿采取与现实妥协的处世哲学，终于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作品批判了日本官僚社会的腐朽、卖身求荣的知识分子的卑鄙无耻以及小市民贪财附势的庸俗心理。在主人公文三身上，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迷惘，也体现了作者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憎恶和失望。作品的典型形象的塑造、真实细腻的心理刻画以及深刻有力的社会批判，都为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使它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着作。创作《浮云》之后，二叶亭四迷有很长时间搁笔，于1906年才重新执笔写出了《面影》，第二年又创作了《平凡》。这两部小说同样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天皇政府统治下的挣扎、苦闷和失败。
森鸥外（1862—1922年）于1890年发表了《舞姬》。这篇小说与《浮云》取同样题材，但它描写的知识分子却更加荏弱无力。作品最后部分，主人公青年留学生太田丰太郎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抛弃德国情人叶丽丝从柏林回国，与反动势力妥协。作品以浪漫情调表现了个性自由追求者的失败的悲哀。《舞姬》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开拓了道路。
1900年以后，日本近代文学开始成熟。日俄战争的胜利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社会贫富两极的分化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鸿沟。这些，促使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省，探求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出路，冷静地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兴起，它一方面接受了西欧自然主义文学坏的方面，主张表现人的本能，赤裸裸地揭露人间一切丑恶，作品中充满庸俗低级的内容，对日本近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毒害作用；另一方面又由于作家处在黑暗的社会里，他们继承浪漫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自由的精神，创作出不满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具有现实主义鲜明倾向的文学作品。
岛崎藤村（1872—1943年）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在青年时期是“文学界”重要成员，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登上文坛。他的第一部诗集《嫩菜集》（1897年）是青春、爱情的颂歌集，里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不久他由于生活的坎坷、爱情的挫折，从浪漫的抒情转到现实的描写；1906年发表了自然主义第一部代表作品《破戒》。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出生在山区农村贫穷家庭的青年教师濑川丑松，他受父亲的告诫，要终身隐瞒自己贱民的出身，如果一旦破戒，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他在现实的逼迫下，尤其在同是贱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和感召下，终于以“不以低贱为耻”这种认识，向社会宣告了自己的出身，表现他作为新人的觉醒。作品通过丑松的觉醒，有力地批判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人权解放的民主要求。在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描写中，揭露了政界议员争夺选票的黑幕、地方教育机构的腐败落后以及描写了遭受地主残酷剥削的佃农生活的贫穷困苦。作品勾画了一幅较为广阔的明治末年的社会画面，使它成为一部日本近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其后，岛崎藤村又创作了以个人青年时期创作生活为题材的《春》（1908年）和以两个封建家族的衰亡史为题材的《家》（1910年），对日本社会的黑暗和封建残余思想作了抨击；但是，作品的社会批判力有所削弱，而着重于倾吐作家个人的生活感受，使作品笼罩着阴沉、苦闷的情调，表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消极色彩。在1918年创作的《新生》则完全是一部个人道德忏悔录，缺乏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在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风潮的冲击下，岛崎藤村又写出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黎明之前》（1935年），它广泛地描写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