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说，每个人的眼界不一样，思想和处事方式自然不同。一些农夫曾在农闲时谈论皇帝的生活，其中一人说，皇帝一星期肯定要吃两次肉。另一人说，呸，真是乡巴佬，人家皇帝一天吃四顿饭，顿顿都是红烧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乞丐即使想象力活泼到极致，也不可能想出贵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那些诋毁王安石的人，认为王安石在装清高，实际上，这正如猪不懂得交响乐一样。但如果你告诉猪如何来听交响乐，不但浪费你的时间，猪还特别不高兴，认为你是在胡说八道。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层次之分，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1067年的最后几个月，宋神宗决定让王安石进京。他问韩维：“我老爹曾几次招他进京，他却不来，我招他，他会来吗？”
韩维纠正宋神宗说：“王安石以往不肯进京，不是真想老死山林，只是怕白当了几年京官，庸碌无为，不能施展他治理天下的抱负。如果您发自肺腑，以礼相召，他肯定会来。”
宋神宗说，好，那我就让他先来中央，到翰林院担任秘书，其他的，等来了，再说！
无事不如有事
东京城里花簇簇官来官往，新领导准备除旧布新，而王安石却在江宁玩苦行僧的行为艺术。儒家门规认为，父母去世，做儿子的要过份的悲痛，最好是以泪洗面，口吐鲜血。王安石没有这样的素养，但仍然把守孝当作一件很正经的事业来做。他在江宁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绝不在卧室睡觉，只在客厅的地上铺了一堆柴草，那就是他的床。
加上他原本就不注意卫生，整个人和一个老叫花子差不多。居住中央的使者来找他，进入客厅时，见到一个面容枯瘦，仿佛是个瘾君子的叫花子，正坐在草堆上絮叨。使者就把信交给他，让他转交王大人。可这个叫花子二话不说，拿起信就拆。搞得使者很想抽他。旁边的仆人听见，才过来劝阻，说，这就是我们的王大人。
守孝期满后，王安石在江宁开始游山玩水，并且收徒讲学。他后来的女婿蔡卞就是在他这一时期的学生之一。当王安石的任命书被王安石拆开并且准备进东京时，远在洛阳城中的超级隐士、道学鼻祖之一的邵雍与朋友正在欣赏牡丹。突然一只杜鹃鸟向他叫了一声。邵隐士仿佛中了魔咒，惨然不乐。
朋友问他抽什么风。他神神秘秘地说：“洛阳城过去没有杜鹃，今天首次飞来。天下将要大治时，地气自北而南发生变化；天下将要大乱时，地气自南而北发生变化。现在，南方的地气到来了，飞禽走兽首先有了感觉。皇上很快就将用南方人士做宰相，并提拔更多的南方人，专门从事变法活动，天下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邵雍这段论述说明他不是个纯正的儒家知识份子，孔子让人不要随便乱谈怪力乱神之事。他却在这里搞神秘莫测的“鸟论”。不过，北宋自王安石之前，宰相的确都被北方人垄断。这是因为宋太祖曾立下规矩，不许南方人担任宰相。宋太祖一生搞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这件事也是其中之一。
1068年阴历四月，王安石进入东京，宋朝历史上山崩地裂的变法运动已经进入跑道。
王安石当时的职务是翰林院学士，没有资格单独见皇帝。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资格，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领导说了算。所以，王安石很快就得到宋神宗的批准：越级晋见皇帝。
双方一见，仿佛时光静止，宋神宗太年轻了，但王安石从其眉目间看出，这是一个绝对值得相信的人，他能给自己打开一扇窗，让理想照进现实。这可能就是世俗所谓的一见钟情。宋神宗没有跟王安石客气，单刀直入：“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王安石毫不考虑，他已经考虑了很多年，斩钉截铁的给了答案：“在圣人的指导下，选择施政方法！”
宋神宗犀利一问：“祖宗治理天下近百年，却没有大变故，这很给力啊！”宋神宗说的似乎没错。在庆历新政（1044年）之前，北宋王朝的确很给力。经过八十多年的时间，政权已经巩固，社会渐渐安定，民众也开始富裕，但是潜藏的问题也开始显露，除了众多而效率低下的官员，庞大而慵懒无能的军队、西北时时出现的边患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外，承平日久而来的普遍腐化也渐渐浮出水面。
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大家竞相奢华，搞得跟人间天堂一样。这是中国历史的规律之一：承平日久后，不能居安思危，竞相攀比，奢华之风大起。直到宋神宗与王安石面谈时，这种头疼的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的主要问题。
王安石思考一会，就回答：“您肯定也知道，现在有两个问题很严重。一个是财政问题，财赋不足，国力虚弱，不得不受制于辽和西夏。再一个就是民生问题。民生凋敝，一遇水旱则到处逃亡。其实，现在的天下财富，并不比前代少。相反，我以为当今的太平繁华远胜前代。国用不足，主要是因为理财不得其道，钱财大都聚集在豪强大户和巨商手中。征收上来的税收，也因为管理不善，大部分都浪费在不当的用途里。”
宋神宗鼓掌叫好，王安石说，您刚才说，本朝百年没有什么大变故，我倒可以为此写篇论文给您，以论述您的话是对的，但也不对。
宋神宗点头，要王安石赶紧回家做功课去。
王安石回到家中，胡乱的吃了点东西，就开始写《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实就是论述，为什么北宋经过一百多年，居然还活着，而且没有像别的王朝那样断腿断胳膊。比如西汉，百年时间里，就有七国之乱。大唐朝，百年时间里就有个娘们窃取了政权。只有北宋，虽然边患不断，可内部却很安定。
王安石认为，这是因为前面几个国家领导人都不错。太祖与太宗都是创业之主，真宗、仁宗和英宗虽然能力有限，但知道如何做个好皇帝，所以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变故。但是，不要以为无事就是好事。太祖建立的制度一百年来无所变更，制度可不是古董，年岁越久越值钱，相反，它是与时俱进的。
不得不承认，宋太宗当年制定的很多制度都是符合当时的形势的。祖宗们鉴于五代武官之乱，所以用文官客串本应是武官才能做的事，这直接导致咱们打架就是不成。祖宗们又认为地方官员总喜欢造反，所以就另外派官员去监视，无疑就增加了官员的数量。祖宗们又认为国防人越多越好，所以兵越来越多，但真正能打的却很少。更要命的是，祖宗认为一个人对诗书了解，并且有高调的道德水准，就能担当一切。这是不可能的。
“无事生非”这四个字原本就不是贬义词。真宗初期，被誉为“圣相”的李沆就曾对“有事与无事”有过精辟的判断。李沆从来都是报忧不报喜。所以，宋真宗每天都感觉他管理的天下处在洪荒时代和刁民聚集地。王旦后来不能容忍李沆每天都报告灾情，他说：“皇上也是人，您就不能让他有点消停日子过吗？”
李沆放下灾情报告，一本正经地说：“皇上还年轻，我们应当让他知道治理国家的艰难。如果让他知道治理国家跟玩一样，他血气向上冒，就要折腾，一折腾，遭殃的就是我们。”王旦认为李沆在杞人忧天。
但多年以后，李沆去世，辽宋议和，宋真宗真就搞起了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封禅泰山、祭祀汾水，吃力地营造宫殿，研究一些旁门左道，精力充沛，花钱如流水。王旦感叹说，李沆真是圣人！
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如果不经常经历挑战，必将堕落。平静的海面，养不成精炼的舟子。天下太平，固然对百姓有益，但对政府绝对是坏事。官员没有危机感，凡事都按部就班。军队没有机会打仗，根本不知道战场是怎么回事。国防与政治都会在太平盛世中磨损的一无是处。
这使人想起温水煮青蛙的实验。把一只青蛙放进沸水里，青蛙会一跃而出，保住了性命；当把青蛙扔进温水里，慢慢将水温升高时，青蛙根本不知危险已在逼近，可当知道时，它的身体已经熟了，最终死在热水中。宋神宗时代的北宋就是这只身子已经快要熟透的青蛙。
王安石认为，想要尽快跳出锅，必须要在下面四个方面进行变革，这些方面在他曾经的万言书中提及过的教育、选官、农业、军事。
在这里，王安石没有提到最迫切的财政问题。这是因为王安石根本不知道宋神宗对自己的态度到底如何，还因为，只要选人得当，理财根本就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来做！
王安石与宋神宗谈的问题，实际上早在仁宗时代，就已经有太多的人谈过，并且还做了。范仲淹做过，博学的司马光、钦慕古代英雄的张方平都曾指出天下弊病，和王安石的认识相差无几。司马光甚至还提出过改革差役法，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王安石到底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宋神宗看完了《百年无事札子》后，仍然心中无底。
他见到王安石后，第一句话就问：“唐太宗李世民是什么样的人？”王安石听出了弦外之音，连忙纠正宋神宗：“您应该学习尧舜，而不是学习李世民。”宋神宗大吃一惊。王安石往往语出惊人，宋神宗这次算是见识了。李世民是儒家学派中推崇极致的明君，他和他的精英团队创造了贞观盛世，使得万人景仰。
可事实上，贞观之治的水分很大。李世民不过是在隋朝制度下进行了缝补而已，并且按照百姓“希望和平”的意愿，大力发展生产，轻徭薄赋。问题是，贞观之治进行了十年，唐人所吃的粮食还是隋人攒下来的。李世民去世后，唐朝的人口数目仅仅恢复了隋朝的四分之一。即使是后来的开元盛世，人口数也没有达到隋朝的标准。
王安石要宋神宗效法尧和舜的理由是：“尧舜之道，至为简要而不繁琐，至为精当而不迂腐，至为简易而不烦难。只是末世的学者，不能真正理解体悟尧舜之道的内容，就以为高不可攀。如果努力，尧舜之世，是可以达到的。”
其实，这又是场面话。尧时，饥荒连年，饿死人无数；舜时，洪水泛滥，又是死人无数。王安石虽然读儒家书，但从不为儒家思想所困锁。难道他不知道这些历史事实？其实，他的“尧舜之术”是幌子，真正的目的是不让宋神宗效仿唐太宗李世民。因为王安石觉得，想要让大宋复兴，就必须要推倒重来，而不是缝补。
王安石越次入对见宋神宗的事，第二天就见诸首都各大报纸。很多人都有一种直觉，王安石的到来，必会引起一场大风暴，只是，这风暴会波及自身吗，会最终成功吗？没人能猜得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己这些年来的平静生活肯定会被打乱，王安石这样执拗的人主政，绝对不会平静如水。
温柔的交锋
司马光不知道王安石进京会给这个帝国带来什么，王安石面见宋神宗的第二天下午，司马光就一路小跑，来到王安石的临时住所。两人差不多已经有五年没见过面了，这五年间，书信往来几乎都已绝迹，因此对两人来说，其实也有了些微的陌生感。宾主坐定后，两人的交锋正式上演。老朋友相见，先是客气寒暄一会，司马光最先出拳。
“我在搞历史题材的东西，最开始我把书名定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领导说，这书名太长，不好，应该叫《资治通鉴》。历史经验要好好借鉴啊，只要这本书成了，那就是领导使用手册。”
王安石沉吟，反击：“三代以下（夏、商、西周），历代君臣采取的善政固然有，但是不多，大部分不过是陈陈相因。真正的圣明之世，还是在尧舜时代。”跟司马光这样的考据大师谈历史，王安石胆子很大。
司马光纠正他：“三代以前的事，茫茫不可考。我知道你想要改革，问题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三次变法，最后都是以惨败告终的。秦国的商鞅改革，虽然使秦国统一六国，但秦朝很快灭亡。汉武帝时的桑弘羊改革，虽然国家收入增长了，但最后还是险些酿成大乱，王莽改革，东汉灭亡。这些人都自作聪明，认为前代的东西应该改变，所以才导致失败。这些事实，您不会不知道吧。”
王安石看了他一眼，不以为然：“商鞅改革没有成功吗？那秦朝是怎么建立的？至于桑弘羊和王莽，根本就不懂得尧舜之术，所以不失败才见鬼。现在天下的困境，不改革怎么可以。”
司马光赶紧补充：“我说的是，可以做局部调整，咱们太祖的成法，大体上是好的。不要全盘否定，局部调整我看还是可以的。”
王安石说：“你看现在的形势，缝补这种事还能解决问题吗？”
司马光知道，能把王安石说服的人还没有出生，他微微一笑，两人不欢而散。
二人都知道，这只是热身赛，后面的交锋会更精彩。不过，第一次和王安石交锋的，不是司马光。
第三天，神宗又看了看王安石的奏折，越看越喜欢。召来王安石，现在他越来越认为这张黑脸是他的幸运星了。神宗说：“朕很想学唐太宗，让臣子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臣齐心，把宋朝搞成世界首富、军事强国。”
王安石一听，神宗话里有话，明摆着是要重用自己。心里虽然欣喜，但对神宗说要效法唐太宗，王安石觉得有必要纠正，他看重的是尧舜，不是唐太宗，于是爆了句“唐太宗不足道。”这话有点把宋神宗噎住，连忙追问：“这是为什么呢？”
王安石侃侃而谈：“唐太宗当领导时，正是隋朝大乱过后天下思治的时期，他的做法无非是把隋朝的暴政去掉，搞了些对人民有益的小方式，才成就的贞观之治。说白了，唐太宗就跟曹参那小子一样，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治法，没有创新。现在这时代，没有创新怎么行呢，只有具备解放思想这种领导力的领导人，才能称得上是杰出的领导人。”
神宗听得十分专心，这种奇特的观点，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接触。说真的，他很想多听听王安石的说教。
按制度，翰林院学士中的出类拔萃者有为皇帝和一群大臣讲课的机会，这种讲课不是培训，而是思想交流。王安石进宫还不到十天，宋神宗就让他担任这一光荣的任务，给了王安石一个宣传学说的舞台。王安石正式踏上出将入相的一个台阶。
王安石“事儿妈”似的提出，老师应该坐着讲。这是违反制度的，从来没有一位翰林学士坐着给皇帝讲课，于是，争论袭来。
三馆学士刘敞最先发言：“下级在领导面前站着讲话是古礼。领导赐座，是领导尊贤重道之意，但讲师也不应因此而坐。可坐却不坐，才能显出下属的谦卑之德。”刘敞走路睡觉，都要抱着六经，对上古制度，研究精透，因为没有人知道上古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就成了专家。刘专家一发言，很多讨厌王安石的人都随其声附和。
王安石还没有反驳，韩维站了出来，绵里藏针：“这种制度在上古真有吗？我记得孔老夫子给鲁国领导人讲课的时候也是坐着的啊，还据我所知，当时鲁国领导人是站着的。另外，这种制度在咱们大宋真宗以前根本就没有。当时讲师是坐着的，只不过到真宗后期，讲师才是站着讲课的。我以为应该恢复祖宗制度，这正体现了领导的稽古重道之心。”刘专家抱着六经，站在那里直哆嗦。专家一旦被人质疑，往往都会哆嗦。
刘专家的哆嗦让另外一人不能再忍，他就是富弼。富老头颤巍巍的站起来，缓缓开口：“讲师站立授课，已经经历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五十多年，已成定制，如果此时更改，天下人会误以为领导您喜欢更张旧事，恐人心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