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足
几乎与青苗法颁布同时的是吕惠卿被王安石推荐为崇政殿经史讲师（崇政殿说书），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讲师，按照制度规定，在固定的时间为皇帝和一些高级别官员讲授指定的课程。如同今天的总裁培训师一样，崇政殿说书虽然没有实权，但衍生权力相当大。无论你权力有多大，都要老老实实听课。
王安石正式变法才刚刚开始，朝中的异己势力，特别是御史们已经被赶出中央很多。包括改革委员会的苏辙也被踢到地方去了。王安石在这个时候推荐吕惠卿当培训师，显然是要占领舆论制高点。此时的朝中，真正具备反对资格的只有富弼和司马光。
富弼最终还是没有把装病进行到底。多日以来，他算看透了一件事：王安石只是啦啦队队长，改革的真正主脑是宋神宗。之前的那群人都成了炮灰和死尸，就是因为他们看不清这场改革的真正领导人是谁。青苗法颁布后七个月，富弼就在朝堂上递了辞职信。宋神宗知道富弼非走不可，因为在这里，富弼已经体现不出任何价值，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他本人。
富弼临走前，宋神宗请他吃饭，提醒富弼，到了地方，应该积极执行中央的命令，而不要像范纯仁那样，走到哪里都说中央的政令是屎。搞得他现在像是丧家之犬，被我调来调去。富弼一言不发，他知道离开中央后，自己该干什么。在离开之前，他放眼那么一望，朝中能扛大旗反王的只有司马光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学术上的好友，是政见上的敌人。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总想一口吃个胖子。在王安石眼中，司马光是慢条斯理的人，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敬畏一切祖宗。在青苗法未颁布时，司马光并没有对王安石有所抨击。但青苗法一颁布，司马光立即挺着嘴巴跳起来，刺了出去。目标是吕惠卿。
司马光一直瞧不上吕惠卿，确切的说，是瞧不上南方人。吕惠卿是福建人，到东京多年，一句河南话都不会，仍然是他那福建版的河南话（当时的河南话就是普通话）。司马光可是普通话过八级的人。每次大家议事，吕惠卿就操着一口流利的福建普通话滔滔不绝。司马光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听。更让司马光受不了的是，吕惠卿这人善于拉关系，口才极好。
司马光认为，这样的人肯定不是好鸟。当吕惠卿被任命为高级讲师后，司马光第一个反对，他说：“吕惠卿这小子逢迎弄巧，绝非好人。让王安石在朝廷内外落下骂名的，正是姓吕的杰作。”王安石当时在朝中的确有骂名，但骂人的人都被政府定型为不和谐份子，比如范纯仁、吕诲和一些言官。
这里最有趣味的一个人是前国家图书馆研究员（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祖无择是王安石当年做皇帝秘书时的同事。据说有人曾赠送王安石一笔稿费，王安石推辞不收，把它放在办公室的大梁上，王安石后来因母亲逝世而离职，祖无择就把那笔钱充公了。王安石得知后，咬牙切齿，对祖无择恨之入骨。
据一些诬陷王安石的人说，王安石此次回来当上副宰相后，就派司法人员对祖无择进行立案侦查。结果真就查出了事，王安石就把老祖扔进监狱。实际上，祖无择在河南许昌做军区副司令时就对王安石新颁布的几项法规明枪暗箭，双管齐下的反对。他的进狱是咎由自取。但正是这样的事很多，所以王安石换来很多骂名。
司马光说是吕惠卿造成的，宋神宗极力反对。宋神宗说：“吕惠卿应对敏捷，明辨是非，似乎很有才能。”司马光说：“这小子诚然应对敏捷，很有文才，然而用心不正。”宋神宗问：“怎么用心不正？”司马光没有证据证明，不过他善于发挥：“福建人本来就性情凶狠胆大。而且我听说吕惠卿那小子是在山里长大的，终日与狼虫为伴。这样的人，岂能指望他深明大义。”
司马光再活上一千年，就知道人猿泰山是最深明大义的，如果活八百年，就知道有位叫齐天大圣的猴子也是山里来的，更是深明大义。宋神宗觉得司马光的推论很好笑，但看到司马光一脸的凛然正气，又不好戳穿他那喜欢扣帽子的恶习。司马光知道宋神宗听不进劝，就跑去找王安石，给王安石预知未来：“那些谄媚逢迎之士（当然是指吕惠卿），今天诚然有顺从于你、称心如意的好处，可是一旦你失去权势，他们必将会出卖你，以求自己得势。”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有点走火入魔，就不怀好意的说了句：“如果每个领导都有吕惠卿这样知心的下属，领导岂不是很开心？如果每个领导下面都有群跟领导对着干的人，你说你烦恼不烦恼？”司马光吃惊的张着嘴巴，足够塞进一个西瓜，仿佛听到了外星人一样。
王安石替我们问了司马光一句：“你为什么如此讨厌吕惠卿？”司马光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王安石已经替他说出了答案：“吕惠卿是改革委员会的策划人，其实你是反对青苗法，你认为青苗法是吕惠卿提出来的，实际上，青苗法是我的想法。”司马光脸色很不好看，悻悻而去。
但司马光并不是离开，而是准备集聚能量卷土重来。青苗法颁布实施几个月后，全国各地出现了种种复杂的情况。有的地方严格按照朝廷的规定办事，执行得很好，百姓们得到了实惠，欢天喜地，歌颂天朝美名。
但有的地方却执行得不好，一些急功近利的官吏借机搞名堂，硬性摊派。最要命的是，那些被驱赶出中央的官员在地方上不但不执行新法，或者是变相的执行，而且总宣扬新法的坏处。比如范纯仁被三调后到了和州做州长，他居然告诫州县不得迅速执行新法。
青苗法在地方上遇到的尴尬，中央又传出对王安石不利的流言。据说，王安石曾经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翰林院这时正要对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司马光就在考题中，把这“三不足”作为奇谈怪论揉了进去。后来这题被神宗划掉了，目的是保护王安石。
宋神宗对王安石说，“外面议论新法比议论房价还要积极，他们都说政府现在是不顾天意，不听人言，不守祖宗的法度，您是怎么想的？”
注意王安石的回答，这是典型的拿皇帝当作政府：“皇帝您对国事关心备至，处处为百姓着想，怎能说不顾天意？官民的建议，无论大小，只要有道理，您无不采纳，怎能说不听人言？有些‘人言’，不值得听，难道也非得听从吗？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那道理也很明白。远的不说，只说近的。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就多次修订法度，怎能说祖宗定下的法度规章，后世子孙就不能更改呢？”
宋神宗点了点头。实际上，查遍各种关于王安石的史料，都没有查到王安石说过“三不足”的话。这一排比句很可能是那些反对新法的人扣在王安石头上的一个危险的帽子，有点像血滴子。
宋神宗还有一个疑惑：“很多官员都说，咱们的青苗法不得人心，是必然要失败的。”王安石说：“得人心的人未必就能成事。”
王安石的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得民心者未必得天下。这在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的。
战国后期，赵国在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翻天覆地的改革后，迅速成长为唯一的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赵国当时兵强马壮，财大气粗，使秦国屡次东进时都受到迎头痛击。由于与秦国战争频繁，所以赵国对秦国的仇恨是刻骨的。特别是在长平之战后，秦军杀掉了赵国四十万年轻人，使赵国上下更是歃血誓要跟祖国共生死。赵国统治者把民心得的应有尽有。然而，秦国的铁蹄一到，因为力量悬殊，赵国只能宣告灭亡。
清朝末年，洋人在中国无恶不作，中国北方百姓成立义和团与洋人火拼。那个著名的慈禧老太婆见数十万义和团打的是“扶清灭洋”的口号，大喜过望，说，这可是我大清有史以来最得人心的一次。结果如何？洋人几万人就登陆中国，进驻北京，搞的深得民心的老太婆一路奔逃到中国大西部。
有人或许对上面的例子质疑，失败的一方都是弱者，比如赵国，当时能动员起来的兵力孱弱不堪。比如满清的义和团，只是大刀长矛，连个像样的火枪都没有，当然不是洋人的对手。
但下面这个例子却是强者一方得民心，却仍然败给了弱的一方。这就是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
先来看东晋，东晋是由西晋的一位亲王司马睿在西晋灭亡的第二年于建康（南京）建立的一个营养不良的小王朝。由于司马睿是由中原而来的江南，属于外地人，所以，他必须要与当地的大地主，也就是世族合作，于是，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一说，王就是当地的大地主王导、王敦，马才是司马睿。等于说，东晋朝廷真正坐庄的并不是司马家，还有大地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他的灭亡。
淝水之战前，东晋的发育极不良。善于对内宣传的宰相级人物谢安、桓冲在淝水之战前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奇才”的那一面，他们和东晋人一样，赏花观月吹牛遛大街。虽然，此时的东晋内争问题已不复存在，桓冲在外，谢安在内，表面上看是“君臣和睦，内外同心”，其实，东晋很不得民心。
各大世族间，特别是南迁的中原大族和土著的南方大族之间，斗争非常激烈。北方被前秦统一之前，中原人民遭受到匈奴、鲜卑等各族的残酷蹂躏，东晋人却在喝茶吃药吹牛。在对南方百姓上，东晋朝廷实行了极为惨重的剥削和压榨。租赋没有定制，想什么时候收就什么时候收，想怎么收就怎么收。
再来看前秦。前秦是氐族人苻健于公元351年建立的一个国家，首都长安。苻健死后，他的儿子苻生继位。两年后，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渣皇帝就被自己的侄子苻坚杀掉，苻坚自立。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数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产生了。
苻坚重用一切可以用的人，尤其是汉族的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一个就是王猛，君臣同心，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于公元370年灭掉了前燕、376年灭掉代和前凉，从而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地兼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川、云贵以及东北之一部，建立了一个北方统一的大帝国。此时在中国的版图内，唯一能让前秦看得上眼的只有偏处东南一隅的东晋。
苻坚是个厚道人，对待百姓好得一塌糊涂。虽然才统一不久，但却得到了北方所有人（包括那些投降过来的军阀）的心。苻坚在做了充分的全国总动员后，就亲自领军来灭东晋。当时东晋的抵抗力量还不到三万人，很多人，包括谢安在内，都不知道这仗到底该怎么打，可奇迹就在淝水岸边发生了。由于指挥不利，前秦一战而败，连锁反应迅速生效，一百多万前秦军队土崩瓦解，前秦失去了一次统一全国的机会。
柏杨说，你可以从前秦身上找到一万个失败的理由，但却从东晋身上找不到一个成功的理由。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看似“高大全”的真理把前秦诈骗的倾家荡产。
既然得民心不能得天下，甚至都不能取天下，那靠什么来得天下呢？
五代后晋的一位军区司令（节度使）安重荣在一次宴会上对手下的人说，皇帝将相是天生的吗，兵强马壮就能得到。安司令一语道破了得天下的奥妙：兵强马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过，失民心者就必然要失天下。这是不证自明的。王安石的变法到底是得民心了，还是失民心了呢？
最强的辩论
“民心”这个词很玄奥，如果仅看当时官场大佬们，那么可以确定，王安石连一个民的心都没有得到。
青苗法实施不久，王安石的半个老师欧阳修在青州以州长的身份向中央上书说，青苗法害人！这是政府赤裸裸的放高利贷，谋求利益。欧阳修的意思是，政府的工作是学校，教人民知道仁义廉耻，而不是公司，还赚百姓的钱。最要命的是，很多地方官为了业绩在执行过程中会强行摊牌。人家根本不要贷款，非要给人家贷款。
欧阳修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那位身在河北安抚使任上的韩琦激情四射，他给宋神宗的信中指出，青苗法的初衷是好的，可执行起来恐怕不会像预想的那样好。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强行摊派”问题。
韩琦举了民间高利贷的例子，民间高利贷利息虽高，但借贷之间不允许官府过问，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即使到时候还不上，官府也不参与。青苗法则不同，如果到时候不还，难免官老爷会动粗。一动粗，政治清明就是扯淡了。
韩琦这老爷子喜欢长篇大论，宋神宗把他这封信看完，仿佛是看了一部长篇小说。伸了个懒腰，自思，难道青苗法真的是把百姓逼到绝路上的一个秘密武器？
当宋神宗正在焦虑时，司马光见时机已到，立即出奇兵，直指青苗法。
司马光一上来就直指要害：民间的富人放贷，都有本事把穷人的财产榨的一干二净；何况官办贷款！
当时正是吕惠卿讲课的时间，课间休息时，宋神宗让大家讨论青苗法。司马光突然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吕惠卿认为司马光的话太可笑。他反驳说，又没有人拿刀架你脖子上让你借，这有明文规定。愿意就贷款、不愿意就不贷款，拉倒。
司马光不这样认为。他说，所有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有些人只知道借钱的好处，想不到还钱时的害处，你愿意出钱肯定就有人愿意贷款，不但不用官府强迫，也用不着富人强迫。
吕惠卿说，见钱眼开的人也应该知道他们借的钱是政府的，如果到时候还不上肯定要承担后果。那些人难道没有这个觉悟吗？
司马光说，这就是人的本性，只顾眼前利益，不想长远。只要你把钱放在那里，肯定就有人去取。司马光又举了个例子。当年太宗皇帝为了打仗，用“和籴”的方法，让山西百姓卖粮食换成货币来交税，官府出钱买粮食来供养戍兵。当时粮食很值钱，老百姓都愿意和官府做交易，逐渐就形成了制度。可后来因为通货紧缩，粮食价格狂跌，税收还按照货币的标准，于是河东百姓叫苦不迭。谁敢保证，青苗法贷几年后不会成为太宗皇帝的“和籴法”？
吕惠卿暂时还没有青苗法成功的案例，所以无话可说。但两人都知道，交锋并没有结束。果然，不久后，司马光给宋神宗讲课，一干高级官员旁听。司马光可能是故意的，恰好讲到了汉朝曹参当丞相后天天喝酒，皇帝问他怎么不处理政事，曹参说，我的老领导萧何已经制定好法令规则，我只需要照着做就成。不需要再做改变。
司马光把脑袋按照节奏慢慢的摇起来，“曹参作宰相时，汉代的社会平和稳定，就在于曹参遵循先代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倘若曹参一坐上相位，就大肆变更已有的法令制度，稳定繁荣的汉代肯定会一片大乱。正是因为曹参的这种遵守祖宗法令，才使得汉帝国天下太平，百姓丰衣足食。”
宋神宗明白司马光背后的意思，这种拿历史说事，是司马光这种搞历史的人的长项。他问：“汉代如果永远守着萧何的法令制度，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语气非常肯定，如同肯定自己有几个手指一样：“何只是汉代，倘若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守住汤、武、文的法令制度不变，即使到现在也完全有可能存在。”
宋神宗觉得这太不可思议，“按你的意思，祖宗的法令制度就不可以变更了？”
司马光仍然在晃荡脑袋：“历史已经证明，祖宗之法不可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