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来的青年才子
1899年秋季，江西九江才子桂伯华在大病一场后，来到南京，拜杨仁山为师，学习佛法。
前面已说过，梁启超离开湖南时务学堂时，首荐桂伯华接任自己的总教习职位，桂伯华在上海因事未能成行，不久，戊戌变法开始，接着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捕杀头，梁启超、康有为均逃亡日本。在此之际，桂伯华仓皇逃回故里，隐藏乡间避祸。
桂伯华是1897年的乡试举人。中举以后，他来到上海，结识维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他因深感中日甲午战争割地赔银的耻辱，认为中国不变法维新绝不能洗去耻辱而自强。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想法一致。他到上海后即任维新人士主办的《萃报》主笔，鼓吹变法维新，文字辛辣，说理透彻，淋漓尽致，令人拍案叫绝。因而成为维新党的骨干力量，受到梁启超的赏识。变法失败后，在上海的维新派人物遭到逮捕、追缉，桂伯华只得逃回故里。
桂伯华自幼聪慧，经学词章，功底深厚，且志向远大。他父亲希望他在乡里设塾授徒，以养家糊口。他却觉得长期在乡间将坠其志。父亲去世后，他将全家迁往南昌，进豫章书院继续攻读。母亲、弟弟、妹妹都跟着他。他靠书院中微薄的膏火之资，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在书院中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每年可拿一点奖学金补贴家用，改善伙食。他以苦学闻名，受到士林的敬重。金溪县的杜知县聘他为该县书院山长，直至28岁这一年考中举人。
杨仁山传第十章江西籍的弟子躲避乡间期间，桂伯华罹患疟疾，卧病在床。因前程暗淡，精神也异常苦闷。忽有一日，他得到一本《金刚经》，早晚阅读，爱不释手。通过对《金刚经》的阅读，他发现了佛法的高妙。世事无常，但人心有常。他的前程因维新事业的失败而灰暗无光，但个人的修养和志愿却不能不激励精进。于此，他的精神发生了变化，对生活也有了信心。在与梁启超的交往中，他曾见过谭嗣同。知道谭嗣同与杨仁山学佛以后，学问一日千里，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他决定前往南京，向杨仁山请教佛学。
桂伯华到达南京后，谒见杨仁山。一经交谈，杨仁山便给桂伯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桂在写给江西的朋友信中称杨仁山：“理解圆融，导引恳切，为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建议朋友们都来跟杨仁山学佛。
杨仁山立志复兴中国的佛教，四十余年来，流通经典，坚持不懈，精进不退。但是，他也悲观地看到，中国真正对佛学有兴趣的人并不多；真正相信佛教、虚心用功、坚持到底的更是寥寥难见，所以对有心前来学佛的人，他竭力欢迎，却不把他们当弟子看待，而只引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他们共同学习，相互探讨，因此，来者无需拜师和执弟子礼等繁文缛节，自己学什么内容，住多长时间，各听其便，杨对之从不作硬性规定和要求。
桂伯华此次跟杨仁山学佛的时间不长，但获益却非凡，对他后来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他少年时期的同窗好友夏敬观在他去世后，在一首悼念诗中写道：“一见杨居士，将持此道西；眼中怖前境，梦里落恒蹊。著字须为偈，逢岐要不迷；平生果无漏，法喜与同栖。”自从见到杨仁山以后，桂伯华的一生就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数月以后，桂伯华离开南京，到浙江宁波的亲戚家准备作普陀之游。他刚到宁波就接到家信，告诉他家中用度缺乏，要他早日回家解燃眉之急。桂伯华接信后，匆匆到普陀一游，仅四日而返，然后溯江直上，回到江西家中，改变了他原来返回金陵继续学佛的打算。
桂伯华回到九江，已到年关，家计艰窘，颇费心力。总算勉强把大年过过去了。年后，他在南昌谋得一份教学的差事。上班以后，他写信给杨仁山告诉前此情况，并叙说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痛苦：“非出家离俗，断难一心，而家贫母老，又不得不勉强从俗以博取升斗。然既已从俗，则目所见、耳所闻、身所接，罔非退道之缘？进退两难，无计可设。”写完这一段后，他道出了想离俗出家的打算，请老师给予裁决，“普陀一比丘名真达者，曾劝某一意出家，谓家中诸事，皆有夙因，决不因某之出家而有损益。某知其有理，而未深知可否，敬求吾师为某决之。何去何从，总以易得一心，而不致增造恶因为至美，某实愚痴，深恐堕落，惟吾师哀愍而教导之”。
桂伯华普陀之行，内心产生了离俗出家的打算。他在给杨仁山的信开头就谈到了普陀的印光法师，对印光法师印象很好。他说：“日后出家，拟即求其剃度。”从信中可以看出，桂伯华剃度出家的打算可能早就酝酿于心。自维新事业失败，一大批当年非常激进的维新志士却甘于庸碌、淡出历史，也有一些人遁入佛学而求自我的清静和完善，桂伯华最初接触佛学，也可能有同样的动机。但作为一个男人，家中生计又岂是所能推托掉的责任？此时，三十出头的桂伯华，处在是否决心出家的矛盾痛苦之中，在人生的岔路口茫然不知所措……
桂伯华在这封信中，还向老师介绍了九江李息（字澹缘）、徐子鸿二人，表达了二人拜师求学的愿望。并推荐江西丰城人黎养正（字端甫），说：“同辈中闻佛法者，以彼为最早，气质亦以彼为最纯……此人诚笃异常，若不弃而辱教之，当能荷当大法。”
随后，李息和黎养正都开始与杨仁山通信，拜杨仁山为师，请教佛学。
二、居士佛教思想
接到桂伯华的信后，杨仁山即作回复。他告诉桂伯华：“出家一事，须父母听许方可，否则违佛制。”杨仁山在这里明确地说明：出家要得到父母的许可。如果父母不同意是不能随便出家的。接着又说：“仆但劝人学佛，而不劝人出家。”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他解释的原因是：现在出家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学佛的人却很少，而且僧人中负有盛名却未真正弄懂佛意，竟作人天师表的也大有人在，他们大量收徒，接受供养礼拜，被当作佛菩萨来看待，但却不能真正去开导人，对徒众内心的迷茫不能施对症之药。接着，他告诫桂伯华：与其去拜这样的老师，还不如自己去用心体悟。出家人一经投师，必为师所拘，师所学无多，弟子也必然误入歧途。与其为师所拘，不如在家而得自由。如果非得要屏除万缘，方能修行，则佛法不普，恐千万人难得一二了。杨仁山在说完这些道理以后，劝桂伯华：“以四弘愿为本，时时研究佛法深义，彻观六尘当体空寂。”在杨仁山看来，世间的一切繁杂事务都是“菩萨行门”，都是修行的途径，把这些繁杂事务做好了，就是修行的功德。
杨仁山给桂伯华的这封信，最能体现他的居士佛教思想。
一般来说，在家修行的佛教徒称为居士。居士不必像出家的和尚、尼姑一样，受寺庙里严格规制和戒律的约束。
学佛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自己和认识世界，不仅度己，更要普度众生。学佛之人重要的是领悟佛法深义，并能依之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以自利利人。而不是要人人出家当和尚或尼姑。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佛教，则佛教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人人可学，人人能成佛。后人把这个思想简单归纳为“居士佛教思想”。
杨仁山弘愿佛法，注重的就是这一思想。他在与学佛弟子廖迪心的通信中，将自己一生学佛的态度表述得很清楚：“我于二十六岁学佛，二十七岁丧父担任家务，十余口衣食之资，全仗办公而得，日日办公，日日学佛未尝懈退。”他在此信中说明：办公与学佛并不矛盾，处理日常繁杂事务并不影响学佛。在他看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在一个真正学佛的人身上，不应该有极端的冲突，家居和到庙里当和尚对真正学佛的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如果非得要断绝一切世间俗务，方能学佛修行，则佛法就不会深入人心，真正能得到佛法好处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不久，江西的李息在与杨仁山的通信中，提出了受戒的问题。他向老师请教了当看哪几部戒律书、是否请师受戒等问题。杨仁山的回答直截了当：“戒律一门受持不易，一受便不能犯。”因此他劝李息：“以鄙意，揆之与其受而不能持，不如学而能遵也。”
对于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关键是“学而能遵”！
居士佛教思想在当代得到了大力提倡，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华人世界中，汉语佛教，信众无数，但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出家的和尚或尼姑，而是在家修行的居士。当代台湾著名高僧净空法师极力将佛教正名为“佛陀教育”。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的哲学思想，要求每一个信众时时刻刻都要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修行，不断改正各种错误，不断提升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和境界。这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其特殊的作用。
佛教博大精深，学佛的人也必须有上等根器。天资鲁钝的人很难受益。杨仁山很看重这一点，有人介绍学生给他，他首先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现在杨仁山已经年老，身体大不如前，而佛教复兴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他期望前来学佛的人有聪颖之资，将来可作人天师表，真正使如来正教弘扬光大，而且气象要大，能做大事，不落权小。只有这样中国佛教的振兴才真正有希望。自谭嗣同以后，前来学佛的人很难再遇到利根上智的人。桂伯华却算得上一个。以杨仁山的眼光来看，桂伯华将来在佛学上是能够有大造诣的人。而现在，桂伯华回到江西，一去不回，为生计而奔波操劳。如此一个刻苦好学的人，却被家境贫寒所纠缠，英雄原也要为五斗米而折腰。
1902年初，杨仁山写信给桂伯华。信中说：“兹有友人深愿学佛者，精通唯识一门，以续千年之坠绪。闻足下向道情殷，愿助赡养之资，每月六元，俾得前来金陵，久住敝宅，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助资者，有校书之事相烦，每日不过三点钟耳。如合雅意，请即附轮东下，此系世出世法两全之道，较之舍亲入山，不尤心安理得乎？”
爱才、惜才的杨仁山为了扶持桂伯华，而想出这样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用说，信中的“友人”就是他杨仁山自己。作为学佛弟子，校对经书应是分内之事，而愿意每月提供六元赞助，实是为了解决桂伯华一家的生活问题。如果没有这笔钱，桂伯华很难离开江西而到南京。有了这笔钱，异常贫困的桂伯华就将母亲、妹妹和弟媳一起带到南京，住进了金陵刻经处。当时他的弟弟桂元度已结婚成家，妹妹也已经嫁人。妹妹的丈夫是后来也到刻经处跟杨仁山学佛的李证罡。因为学佛，两人结婚而不染。李证罡在家人的逼迫下另娶小妾为其生子，而桂伯华的妹妹则跟着哥哥专心学佛。桂伯华自己则是单身一人。他幼小聪慧，被九江名士蔡泽宾看中，将自己的女儿许配与他。未曾料得，还没有结婚，该女便因病夭折。桂伯华感谢蔡泽宾的知遇之恩，发誓终身不娶。
三、与李澹缘、黎端甫等人的通信
李息，字澹缘，江西九江人，与桂伯华关系密切，受桂伯华的影响而学佛，热衷净土。经桂伯华介绍，李息写信给杨仁山，请教净土一门的学问。信中说：“息自闻先生诲人之旨，又得桂伯华鞭策，遂发一念归西之心，尔日更觉净土一门，为世尊方便度世之苦心，众生归宗离浊之捷径。其他诸宗教虽善，然当此时世，有不暇为者矣。想先生诲人心切，净课之暇，可否诲息数言……”杨仁山接到信后，立即回信，信中说：“顷接手函，领悉种种，发心向道，已属甚难，专修净土，更属难中之难，阁下笃信不疑，非宿根深厚，曷克臻此。虽未能见面倾谈，而志同道合，已不啻同堂晤对矣。”从这一行文，可见出杨仁山对李息这一青年后生专修净土非常高兴，把他引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将其看作前来学佛的弟子。二人虽未见面，但已同等于对面晤谈了。接着杨仁山告诉李息净土宗的重要和修习的门径，信中说：
念佛法门，普摄三根，中人以上，宜以三经一论为津梁，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往生论，更以大乘起信论为入道之门，通达此论，则楞严、楞伽、华严、法华等经，自易明了。盖弥陀修行，不外此道……或疑其为杂修，不若专修之切，盖不知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此是纯杂无碍，利根上智所行之道也。若不如是，恐年久生疲，不见升进，必至退转。修净业者，不可不知。
杨仁山的这段话虽是对李息而说的，却也是杨仁山自己学佛的经验之谈。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佛学家，没有拜师学艺。在那一时期也没有善知识为他架慧灯指明路，完全是靠自己在黑暗中摸索钻研，几经曲折，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他在《与刘次饶书》中说：
文学之士，往往轻净土而崇性理。鄙人初学佛时，亦有此见，自阅弥陀疏钞后，始知净土深妙，从前偏见，消灭无余。
他在《代陈栖莲答黄掇焦书》中又说：
崇禅宗而轻净土，大凡学佛者往往有此见解，仁山长者发心之初，亦复如是，直至用心既久，阅历较深，始知旧日之非，翻然改悔。盖净土法门，非大乘根器，不能领会……若论三教，儒道之高者，始能与佛理相通，皆是菩萨影现，行权方便耳……以弟愚见，单就净土一门用功，一生净土，无法不通，岂非出世大英雄哉？
这些话都表明杨仁山在学佛的过程中，经历过曲折复杂的过程。他从《大乘起信论》而登佛教的堂奥，几经选择，最后归向净土，使他成为一个尊崇起信，归趣净土的佛学思想家。他在《与吕勉夫书》的信中把这一思想表达得简洁明了：
念佛法门，则时时可行，其得力甚速也。入门方法，以研究内典为本，须将大乘起信论读诵纯熟，再看纂注、直解、义记，三种注解，由浅而深，次第研究，此论一通，则一切经皆有门径矣。坐禅之法，只能专修，若有他事间杂，决不得力，唯有念佛一门，无论作何事业，皆可兼修，且收效最速。一生净土，即登不退地也。
至于《大乘起信论》的作用，他在《与冯华甫书》一信中再次作了强调：
唯有净土横超一门，是至捷至妙之法也……倘不以弟言为河汉，请将大乘起信论读诵通利，自能透彻真实佛法，不至摩空捉影，虚费时光也。
对于轻视净土的人，他则到了痛恨的程度，在《与陈仲培书》中说：
今时禅侣，未开正眼，辄以宗师自命，扫除经教，轻蔑净土，其不损善根而招恶果者几希？念佛法门，圆报无遗，不假他求也……唯有净土，横超一门，是出火宅之捷径……会漂流孽海，年已六旬，从公于江安湘鄂都十余载，随使于英法义比者六七年，应得升阶辞不受，以中书君老于牖下，除流通法宝外，别无所事也。
《杨仁山文集》中的《等不等观杂录》（本书中所引用的杨仁山与别人的通信均来自此录）中，收入了杨仁山与李息的来信和复信各有四封，均是长信，是《杨仁山文集》中收录学佛弟子信函最多的。李息学佛勤勉，桂伯华说：“澹缘勇猛，同辈中实罕其匹。”且悟性高，他向杨仁山提出的问题，均是学佛到一定程度而遇到的极为疑难的问题。阅读这四封信，可了解一个人的学佛的旅程，尤其是净土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