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滑铁卢一战中击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曾这样说过：“我确实相信，假如不是我在那里的话，我们是不会获胜的。”把惠灵顿公爵的这句话稍加改变，用在慈禧太后身上便可以这样说：假如慈禧太后不越位揽政擅权的话，庚子之役就不会发生，晚清的败亡不至如斯，历史也许将会改写。
确实，不仅自不量力向十一国宣战的愚蠢行为只有慈禧太后才有，而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这种荒唐主意也只有慈禧太后才有。黎民膏血全枯，其罪全在一昏庸老
妇。黎民膏血全枯，全为挽救一昏庸老妇。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来看，慈禧太后的祸国之罪，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实际主政四十年，不仅把清国余留的巨大财富耗费一空，不仅让战争的浩劫造成举国一贫如洗，更使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蒙辱。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慈禧太后永远是一个耻辱的符号。
然而，庚子赔款不仅是慈禧太后的耻辱，不仅是清国的耻辱，更是列强的耻辱。赔款本身负载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列强以强盗方式对东方的扩张和侵略，这些强盗乘着战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凭藉廉价的商品，害人的鸦片，杀人的枪炮和所谓高出东方野蛮人文明的西方文明，使用那半市半骗、半抢半夺的手段，从中国人身边得到了无偿租地、滚滚白银。而乘中国战败之危勒索巨款，更暴露了他们蛇蝎般的心肠。强买强卖，杀人越货，放火烧屋，抢劫不义之财，这就是19世纪西方国家的经济观、政治观和人权观。
凡过去者皆历史。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永远地铭刻着慈禧太后的愚昧无知和列强的贪婪无耻。
慈禧太后无心看戏，随驾百官风气仍旧
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惩处拳乱祸首的同时，东三省交收之事也暂时平息，然而慈禧太后心里还不是太轻松，总伴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早西巡途中，行在各人都盼望电报如饥似渴，而慈禧太后更甚。初至西安，军机处呈送的电报常令她忧郁有加。荣禄进宫亲呈电报或应对时，她总是说：“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得无措。然而每见一电，喜少惊多，心里实在胆怯。”因不服水土，加之担惊受怕，慈禧太后至西安后胃痛更加严重。夜不能寐时，她常常命几个太监为自己捶背，数月不休。西安城中有两个戏园，至时已大加修茸，并常召京内名角演戏。李莲英等见慈禧太后常常悲泣，就请她去听戏。慈禧太后却说：“你们去听罢，我是断没心肠听戏的！”此时她心里想的，是和约大纲上议定的四万万五千万银两的赔款如何筹措的事。这事弄不好，不说自己回不了銮，还可能要丢性命。刚好这一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陕西、山西一带民不聊生，西安亦饥荒严重，她一路上也亲眼见到了百姓的苦楚。故到西安后，慈禧太后就提倡节俭。她的万寿之日，岑春煊欲为贺寿。她见国是衰败，即从侍郎溥侗之谏言，将万寿庆典免了。然而慈禧太后毕竟是个奢侈受用惯了的人，又讲求气派，大总管李莲英趁万寿节之机，将行宫内用的洋灯全部换成大保险灯及洋烛，使宫内显得富丽堂皇。
光绪帝到西安后反倒比在京时健旺，平时也多了些嬉笑，还不时与太监耍戏，但不高兴时则大骂太监。在京时，光绪帝最痛恨的是两个人，一是太监总管李莲英，一是袁世凯。西逃路上，光绪帝多由李莲英伺候，故抵达西安后，他对李莲英渐渐有了些好感。而袁世凯的忘恩负义则使他刻骨铭心。有时在园中玩耍，光绪帝总要在墙上画一乌龟，并写上袁世凯龟儿子几个字，然后站在几步之外对着这乌龟掷石子；或在纸上画一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上，再以筷子当箭，射上几箭，然后取下撕碎以泄忿。
在慈禧太后面前，光绪帝总是礼躬有加，且从不多言。尽管此时慈禧太后在政事上也多少问询他的看法，但光绪帝总是在内心提防着慈禧太后。他知道慈禧太后总利用太监监视自己，故自己在园中玩耍时，每见到有太监入园，他或避入门后，或返入宫内。但对大阿哥溥儁，光绪帝就不那么客气了。溥儁养了一小狗，光绪帝强索去玩耍。而溥儁也不那么好惹，他又命太监要回，光绪帝为此怒而惩罚溥儁。谁知溥儁受罚后记恨在心，一日，他见光绪帝立在廊下，竟突从背后举拳猛击，使病弱的光绪帝仆地不能起。后来太监扶着他哭诉于慈禧太后面前，慈禧太后乃以家法责溥儁二十棍。
资质愚顽，性尤乖傲的大阿哥溥儁自随宫至西安后，更是浪里浪荡，平日对诸宫监亦无体统，屡受慈禧太后训责。溥儁不喜读书，所好者音乐、骑马、拳棒三者而已。他每日与太监数人至戏园观剧，头戴金边毡帽，身着青色紧身皮袍，枣红巴图鲁领褂，无异下流。溥儁最喜欢看的是《连环套》，经常点这一齣。有一名叫严玉的京伶，十分俊美，溥儁屡屡邀以厚赏。戏听的多了，使溥儁乐感极佳。凡伶人作乐时有不合的地方，他必定当面申饬，或亲自上台敲鼓板，扯胡琴，以炫耀自己的特长。
有一次在城隍庙庆喜园观剧时，太监与甘军为争座位起哄挑衅，致使多名太监受伤。太监虽然霸道，却不敢与甘军一图报复，只好迁怒于戏园，嘱某中丞将城中各园封闭，又将园主戴枷示众，并贴出告示：“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浮费，及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封园后，各园不得已营求内务大臣转求李莲英通融，方得启封开演。溥儁长得肥头大耳，年方十六就在宫中追逐宫女，并与侍奉慈禧太后的一宫女有私情。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便令太监将宫女纸毙灭杀，以全溥儁名声。但从此以后，她对溥儁差不多是另眼相看了。尤其是光绪帝遭暗算以后，慈禧太后更担心生性顽劣的溥儁对自己干出不测事来，便令人严加管束。宫中太监见此，纷纷在背后传说：可惜一候补皇上，将来恐变成开缺太子！
慈禧太后为朝事日夜焦虑，朝中无人办事，在西安的随宫百官却风气如旧，照样到戏园观剧，寻花问柳。内宫太监的专横贪心，比在京城更甚，总管李莲英更是乘机敛财，无恶不作。太监中有孙姓者，在内宫监平各省解饷。因有李莲英庇护，不仅专横跋扈，亦贪婪无比。各省来西安解饷的官员，个个对他怨恨。
一次，孙太监督同监平湖北解饷交内务府的银两。解饷委员交付时说：“这是湖北关道平足对宝，每锭五十两，断不短少。”
孙太监见未私下给他好处，便恶声恶气地说：“你解过几回饷，你知道什么解饷的规矩！”
解饷委员不知其中机关，又说：“海关道平色实是不短少。”
孙太监见他如此不谙世事，便说：“然则老佛爷的平假的么？”
说毕，欲拳打脚踢，该委员急忙退避。内务大臣继禄安慰他道：“你来得辛苦，我们总不叫你们吃亏的，不过他们在这里进项太苦是有的，你们要稍稍原谅。”
此后不久，广东解项品二十四种给两宫，解项道员因未贿赂录太监，解项中竟被剔出九色退还。解项道员出而告人，愤愤不平，却又走告无门，还得将退项返运回粤。当时西安饥荒，两宫百官及将尉兵士麇集此地，使物价奇贵。麦子每斛九十六文，鸡蛋每个三十四文，猪肉每斛四百文，黄芽菜每斛一百文，鱼鲜不仅稀少，价亦极贵。所有菜蔬，无一不贵。洋灯在南边每盏仅卖数角，在西安则值三元。火油洋烛，洋货绸缎，售价贵的吓人。然而内宫太监入市采买，取去物品后竟不付钱，一时间闹得街市徨徨。有大臣将此奏告慈禧太后，但被置之不理。
列强索款四亿五千万，李、奕二大臣忙着议说帖
各国公使签订议和大纲、惩处拳乱祸首以后，即把注意力集中在赔款上。他们都想在这次机会中步当年日本的后尘，为自己的国家尽量榨取中国人的血汗，大肆捞一把。
1901年2月，在京的各国公使会议决定，由美国公使柔克义、德国公使穆默、比国公使姚士登和荷国公使克罗伯这四国公使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开始讨论赔款原则。3月，各国公使又推举德使穆默、法使毕盛、英使萨道义、日使小村寿太郎四人组成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国究竟有哪些财源能够用来支付各国所要求的赔款，并决定约请中国代表会谈。奕劻、李鸿章接到公使团的通知，即指派户部侍郎徐寿朋、那桐、周伯馥及翻译伍联芳等四人为中方代表，并嘱他们尽可能隐瞒朝廷的某些财源收入。
3月23日，德、法、英、日四国公使与中方代表在德国使馆会议赔款具体事宜。中方代表徐寿朋等人到达使馆、开始会议后，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首席代表、法使毕盛即宣布会议开始。他不作任何客套，直截了当地对中方代表说：“今日请诸位来，系为赔款事，诸位是清楚的。今天要确定的是，究竟中国每年可能摊还若干？”
中方代表主要由徐寿朋说话，他小心翼翼地避开询问，把话题转移到赔款数目上去，并想讨价还价，便说：“请问贵代表，各国共索赔若干？”
毕盛不以为意地说：“这个还需问么？和约大纲上已规定明确了，想必贵代表比我更清楚，赔款截至7月1日止，计银四亿五千万两。”
徐寿朋一听毕盛的口气，知道列强坚持索要巨大赔款之心甚切，即以哀求的口吻说：“中国财力不足，各国既有顾全交情之意，应恳将赔款数目减少。”
毕盛却坚决说：“此数各国并不多索，但所亏之数必须索偿。”说罢，他向中方代表出示了按和约大纲第六款各国向中国索赔的清单。
徐寿朋接过来一看，各国要求的赔款数目一一在列：俄国约银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万两，又东三省铁路约银七百万两；德国约银八千四百万两；法国约银七千四百二十万两；英国约银四千一百万两；美国约银三千五百万两；日本约银三千六百万两；意国约银一千九百六十万两；比国约银八百四十万两；奥国约银三百五十万两；荷国约银七十万两；西班牙约银四十二万两，总共计银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二万两。清单云：以上各数截至3月底止，自此以后，每月加费约一千三百余万两。截至7月1日为止，约合四万五千万两左右。
徐寿朋将这赔款清单看了一遍，连连说道：“赔款数目如此巨大，中国永世也不可还清！——”
毕盛却打断他的话，说：“贵代表不必装穷叫苦。我等亦曾议及，总数四万五千两约银的赔款要求似属可行。中国每年约可得银至少一千万两以上。”他接着问道：“中国常关税每年共得银若干？”
徐寿朋故意说得很少：“如交税务司征收，每年若可得四五百万两。”
毕盛笑了笑说：“何只此数！盐税每年若干？”
徐寿朋答道：“盐款盐厘每年收数共约一千三百万两，已在宜昌、鄂岸、皖岸三处抵还洋债，共应除银一百八十万两。又长芦每年销盐五十万引，自去年乱后，洋兵将盐任意销运，闻逾二百万引之多。以后三年，芦盐无从行销，国课何从征纳？故以现在而论，盐课盐厘两项，每年只可作一千万两算。”
毕盛则说：“仅此款可抵一千万了。”
徐寿朋急忙说：“不然。我中国有若干应用要款，皆取给于此，只可挪出四百万作抵。”
毕盛又说：“闻漕粮改办法，每年可余银七百万两。”
徐寿朋即解释：“所谓改办法，就是折漕，即改收折色。断不能余七百万之多。前已算过，不过二百万。且改折甚难，缘有漕州县百姓交米，使水搀谷换土，颇有巧取。仓米之坏固不尽在船在仓变霉之故。若改收折银，百姓必至吃亏怨望，非善政也。”
这时萨道义插言相问：“京城进出货，每年收税银若干？”
徐寿朋答道：“崇文门向来只收进城货税，每年约收银七十万两左右，为数无多。各常关既拟改归税司片收，留此崇文门一处，亦为中国略存体面，似可不必算入抵款之内。”
萨道义接口说：“仅海关加进口税，大约每年总可多六百万。”徐寿朋知道英国有加税的动议，便趁机说：“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们美意。”
然而毕盛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总理衙门所设之同文馆及出使各国人员，所需经费皆取给于海关税项，似可改由他处筹付。”
徐寿朋解释说：“同文馆费用无着，出使经费实无他款可筹。断无因赔款不敷，将使馆撤消之理。”
这时毕盛又说：“军费一项总可省一些吧。”
徐寿朋见谈及军费事，便想把话题引开，于是苦笑着说：“水陆军不无可省，但难预定确数。诸位似不必指名项目，但酌定每年摊还若干。除盐课常税及洋货加税，其不敷之数，而由中国设法解足可矣。”
毕盛听了追问道：“每年究能摊还若干？”
徐寿朋说：“至多一千五百万。”
毕盛便拿出钢笔进行计算，他算过后，望了望萨道义和穆默，说道：“如此须六十年，为期太远。能三十年摊还更好。”
徐寿朋连忙说：“一年三千万，断不能筹。”
毕盛则问道：“洋税增至值百抽十，每年大约可多收若干？”
徐寿朋答道：“当可至千万以外。”
毕盛兴奋地说：“这样一年三千万就不难了。”
徐寿朋面带难色说：“洋税虽约计可增至千万，但货物销数本自无常。若预算数多，届时不足，将如之何？”
毕盛想了想又问：“人丁税可办么？如每人每年征收银五分，即可得银二千万两。”
徐寿朋解释道：“从前本有丁税，后来并入地粮，是以田亩赋课为地丁之事。若再按丁抽税，是重征了。”
萨道义听到这里，又插言说：“地亩亦可加税。”
徐寿朋却表白：“各省多有瘠薄之处，所获本属不丰，若加征，恐贫民更多苦累，地方难期安宁了。”
萨道义又问：“那么办房捐如何？”
徐寿朋说：“房捐从前亦有省份办过，总未办成。因一收捐，其店家则歇业罢市，其居民则诉屈呼冤，地方官无如之何。故此事不易办也。”
萨道义转而说：“闻土药较洋药多至三倍，如每担征银六十两，可得一千余万。另外，印花税亦似可行。”
徐寿朋说：“土药出产处多散在内地，并无扼要稽征之处。若税厘太重，偷漏更多，恐无实济。至于印花税事亦曾筹度，似只可于通商口岸先行试办。”说罢，徐寿朋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毕盛等人问询至此，觉得对中国税种细问得差不多了，便不再追问了。最后他对徐寿朋说：“请问赔款到底如何偿法？是分年摊还呢，抑或借债总付？”
徐寿朋说：“借债甚难，能宽定年期摊还最妙。”
毕盛责问道：“愿摊还，不愿借债，固是何意？”
徐寿朋答道：“愿摊还，不愿借债者，因各国既重友谊，不必为借债再独承一二国之情。且银若由一国借出，款数既巨，必不肯多宽年限，故不若分欠各国之为妙也。”
毕盛听了，觉得所言似乎有些道理，便点了点头。这时天色已晚，德使穆默叫使馆人员拿出茶点饷客，他像朋友似的请徐寿朋等四人用中国茶，并幽默地说：“有你们四位代表出力，贵国总会有办法满足赔款总数，不致要你们自己来支付这笔赔款。”
此话一出，会议气氛似乎变得友好起来。用过茶点，四位公使竟像朋友般地与中方代表一一握手道别。而徐寿朋、那桐、周伯馥、伍联芳四人出馆时，默默无言，心情都十分沉重。尤其是那桐，他脸上显露出一股怒不可遏的表情；但在国破城亡之际，他作为赔款代表却敢怒而不敢言。那桐是最恨洋人的一个，当德使克林德被杀死后，他曾主张将其头颅挂在城门口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