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别时，荷马里又说：“我年少时就热心中国事务，还加入了致公堂。1900年夏闹义和团时，我曾去过中国。我想，并不是每个西方人都不支持中国革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美国名作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讲演中就公开声明：‘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可见，美国人中同情中国革命的大有人在。”
荷马里告辞时，孙中山一直把他送到车站，与之握别。
孙中山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
王德威尔却不接纳他入第二国际
在美国各地周游了数月，孙中山于12月初返回旧金山。他一返回，刘成禺即来相告：“欧洲的湖北学生来电，愿先生前往。”孙中山听了，即决定立即动身去欧洲。但他身无分文，无法成行。黄三德听说后，又想法为他筹措了千元左右的路费。
有了路费，孙中山即于12月中旬取道洛杉矶，乘轮前往英伦三岛，经过月余航行，于1905年1月中旬抵伦敦。登岸后，孙中山即往肯星顿住入好友摩根家中。
这时，正好吴敬恒和严复都在伦敦。孙中山住下后，即去访晤吴敬恒。吴敬恒很尊重孙中山，敬称他为孙逸公，并与他一同去拜会了康德黎。不过，吴敬恒不太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严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亦大不以为然。
当孙中山拜会严复与之相谈革命时，严复断然不同意。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逐渐更新。”
孙中山则答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所持信念不同。”
严复听了，遂不再言语，他知道人各有志。
孙中山告别严复，回到肯星顿住所后，摩根递给他两张汇款单和一封信。他接过来一看，一张来自德国柏林的留学生朱和中，金额一千二百马克；一张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留学生贺之才，金额三千法郎。信是贺之才写的，是邀请他去欧洲大陆，并告之因接刘成禺从美国来信，特汇款至伦敦接济他，以作路费之用。孙中山收了汇款单，即去兑汇，接着又去购好船票。诸事办理完毕后，他即辞别摩根，乘轮去了比利时。
当他在奥斯敦港登岸时，朱和中、贺之才及胡秉柯三人迎了上来，说：“是孙先生么？我们特来迎接。”
“我就是孙中山，很是感谢你们远来迎接。”孙中山感动地说，说着高兴地与三人一一握手。
四人见过面后，便乘马车至一小店稍事休息，随后一同乘火车去了布鲁塞尔。到达布鲁塞尔车站时，有二十多名留学生在车站迎候。
孙中山随众留学生到中国留学生公寓后，便在胡秉柯的寓所住了下来。住下后，孙中山顾不得休息，即与众留学生议论起如何进行革命的事情来。
朱和中秉性耿直，因刘成禺在信中相告，孙中山曾在美国全力运动会党，便对孙中山劝谏说：“革命当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青年人知识为中心工作，先生不可只倚重会党。”
孙中山不以为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士大夫可通上级而令下级，然不可作革命主力。军队亦不能革命，只能藉以会党。”
朱和中争辩说：“汉口唐才常之自立军起义，新军已成主力。自新军成立后，会党已无势力。革命万不能依靠会党，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
孙中山却说：“我正在改良会章，整顿纪律。”
朱和中听了正色道：“革命必以知识分子为中坚，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若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
孙中山知道朱和中有些误会，便说：“我何尝不知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只惜士大夫层人数太少，且言行不一。”
就为此事，孙中山与朱和中等人一连争论三日三夜。最后，孙中山觉得朱和中的话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拟把留学生界作为发展革命势力的一个重点，还计划分派有志革命者作为革命的领导人。
朱和中与众留学生见孙中山能大度纳谏，由衷高兴。当天晚上，他们设盛宴款待孙中山。香槟数巡后，满座兴豪。这时孙中山说：“革命之方略既定，请各言建国之要。”此言一出，众学生乘着酒兴，各抒己见。就这样边吃边谈，宴会直开至夜深。
孙中山最后说：“我一来此，各位直言相谏，使我获益殊多。讨论已三日三夜了，今晚应作一结束。在座诸位如矢志革命，请举手宣誓入盟。”
然而众人听说要宣誓，都表示反对，说：我辈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而朱和中一人却默不作声，孙中山见了，便对他说：“子英兄，你意如何？”
朱和中说：“我辈既真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
孙中山高兴地说：“那好，你愿意宣誓么？”
朱和中说：“愿意！”
“那宣誓即从你起。”孙中山兴奋说道，接着他喊了一声：“拿纸笔来，我先书誓词。”
胡秉柯把纸笔送上后，孙中山援笔将誓词写就。朱和中见孙中山字体清秀，即向胡秉柯颔首而笑。
孙中山问他何以发笑，朱和中说：“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老，知康、梁所言之妄。”
孙中山笑笑说：“我亦读破万卷书。”
说罢，他任监誓人，让朱和中举手宣誓。朱和中带了头后，众人也一个个跟着宣了誓，至最后，宣誓者共达三十余人。
孙中山见比利时的留学生都倾向革命，觉得不虚欧洲之行。他想到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正设在布鲁塞尔，便想去走访，以争取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于是，他在一天上午邀贺之才同去第二国际书记处执行局，正好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胡斯曼都在。孙中山待贺之才介绍自己后，即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布鲁塞尔，是我欧洲之行的计划之一，在留学生中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同时扩大我革命党的影响。今天拜会二位，是为了请求你们接纳我们的党为第二国际成员。”
孙中山的流利英语和不凡气质使王德威尔得、胡斯曼暗中吃惊。胡斯曼看了王得威尔得一眼，然后朝孙中山有礼貌地微笑着问道：“那么，您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怎么从未听说过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亦微笑着说：“此行就是与你们联系，向你们介绍我们党的情况。也许是中国党的影响还不大，没能引起第二国际的重视吧。”
这时王德威尔得说：“孙先生，那就请您先谈一下你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纲领，好吗？”
孙中山便侃侃而谈。
在谈到兴中会的纲领时，王德威尔得却插嘴说：“亲爱的孙同志，请您再谈谈贵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组织形式吧。”显然他对孙中山所谈的纲领不感兴趣。
孙中山解释道：“中国工人阶级与欧洲的相比，有些不一样。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欧洲工人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但他们一点也不笨，也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先进的机器来生产，不过会避免机器生产的种种弊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说到这里，已闻讯赶来的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记者桑德插言说：“请问孙先生，您对于您的祖国很有信心，是吗？”
孙中山听了离开沙发，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实现了社会主义。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他看了王德威尔得和胡斯曼两人一眼，继续说：“这同时对你们有利，这一范例所具的吸引力会使全世界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非虚缥的梦想或乌托邦。用此种方法取得的变革，将比众多论著，比百十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
但是，王德威尔得与胡斯曼听得好象有些漫不经心，王德威尔得已接连打了好几个呵欠，胡斯曼则只顾低头在一个精美的日记本上写着什么。最后，胡斯曼抬起头来说：“亲爱的孙中山同志，关于您要加入第二国际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予以肯定的答复，这需要在第二国际和有关会议上慎重地研究。我看以后再说吧。”说完他站了起来，彬彬有礼地伸出手，与孙中山和贺之才握了握。
贺之才随孙中山出门后，心中有些气愤，但孙中山却不无希望地想等待胡斯曼的回音。次日，《人民报》即刊登了孙中山走访第二国际的情况，孙中山以为这是第二国际重视自己。但过了很久，也未等到胡斯曼的答复，孙中山的期待落空了。
王发科等四人割箧偷盟书告密，
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斥他们不忠不义
惆怅之中，孙中山携朱和中去了德国。到柏林后，朱和中即陪孙中山去访留德学生。留德学生中，宾步程最为倾向革命。在他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学生都跟着入了兴中会。在柏林停留几天后，孙中山与朱和中又去法国巴黎建立组织。到巴黎后，留法学生唐豸、古瑛、汤芗茗、向国华等十多人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应邀入了会。朱和中见情况尚好，又因自己还要就学，便辞别孙中山返回布鲁塞尔去了。
然而就在朱和中离开的当天，孙中山独自一人在巴黎利倭尼街瓦克拉旅馆的寓所中看书时，忽听到有人敲门，他以为是朱和中又回来了，但开门一看，却是汤芗茗、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汤芗茗热情地对他说：“孙先生远道而来，为革命奔走，我们特登门求教。”孙中山便请他们入室叙谈，然而四人却说要请孙中山去咖啡馆小饮。孙中山痛快地答应了，即同四人来到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入座后不久，在柏林新近入盟的王发科、王相楚二人说是要上厕所，中途出去了。汤芗茗和向国华则陪着孙中山一面饮咖啡，一面大谈排满革命。
当孙中山饮毕咖啡返回旅馆时，发现自己贮藏文件的行箧被人割开，所有党人名单和入盟书及法国殖民大臣致安南总督的信函文件全都不见了，于是惊骇不已。他断定窃箧之事是王发科、王相楚、汤芗茗、向国华四人所为，并怀疑欧洲留学生都已叛盟。于是，他立即发电报将此事告知布鲁塞尔的贺之才等人，并予谴责，说读书人果然不能革命。贺之才等人接电报后，急派胡秉柯赶赴巴黎，向孙中山说明决无叛盟之事。
虽然欧洲留学生无集体叛盟之事，但窃箧之事确是王发科、王相楚、汤芗茗、向国华四人合伙所为。王发科平时喜好空谈，常作忧国忧民之态，但入盟后终日惶恐不安，便与王相楚同谋叛盟。于是二人结伴赶至巴黎，劝说汤芗茗和向国华也叛盟，并要他们带着去找孙中山，要求发还誓书。汤芗茗觉得才入盟又后悔有失体面，便让王发科与王相楚用计窃取入盟书，因而骗孙中山上咖啡馆，自己与向国华陪他饮咖啡，让王发科、王楚相中途溜出至孙中山所住的旅馆行窃。
王发科等四人用计窃走宣誓书和文件后，便一同到清廷驻法使馆向公使孙宝琦叩头，哭诉自己误入迷途，要他救命。岂料孙宝琦听了事情头尾，却训斥他们说：“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羞得四人无地自容。
孙宝琦将他们交出的宣誓书等文件收阅后，缓和了一下口气劝他们说：“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四人听了此话，心头才一轻。
幸好留法学生中有位名叫夏坚仲的，是孙宝琦的亲戚，他倾向革命党，又在日本见过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于是孙宝琦把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毁，把其他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便从邮局将文件寄给了孙中山。但孙宝琦从法殖民大臣致安南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的安南起义等计划后，即到法国外交部交涉，致使孙中山的起义计划落空。
此事传至柏林后，朱和中、贺之才等入盟学生对当王发科、王相楚二人都示以鄙夷之色。因怕二人继续告密，贺之才便敷衍说已决定集体退盟。朱和中为保守机密，乘机吓唬二人说：“你们偷到江湖豪侠领袖的身边去了，不过要小心一点。”王发科听了吓得面无人色，说：“唉呀！这怎么得了！”朱和中则说：“只要你们对此事守口如瓶就行了。”王发科即连连表示同意。他们二人后来对入盟叛盟事果然只字不敢再提。
孙中山在巴黎遭受意外苦恼，逗留数日后，便想东归。正好这时宫崎寅藏来信，告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革命运动大有发展，于是他决定立即去日本。但苦于无路费，孙中山只得再次致函朱和中。朱和中即为孙中山设法筹得二千余法郎，后又劝请同乡宾步程相助。宾步程即以两年内节省膳食费归还借款为保证，挪借留德学生会会款二千余马克寄赠。孙中山得到赠款后，立即买了一张由马赛赴横滨的船票。
华兴会
黄轸从《朝日新闻》上获知《中俄密约》的内容后，比其他留日学生更感愤慨。他立即与湘籍学生陈天华、蔡锷等人发起组织抗俄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殉身抗俄。然而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却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勒令他们解散。黄轸气愤不过，即又与杨笃生、陈天华等人新组军国民教育会，并成立暗杀团，策划派人潜回北京刺杀慈禧太后。
不久，日报又披露清廷与俄交涉失败的消息，黄轸竟因此过分焦急而引发胃病，咯血斗余。治疗期间，陈天华去探望他，他握着陈天华的手说：“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挽危亡于万一耳！”陈天华深以为然，劝他安心养病，暂不过分忧虑外事。黄轸病情好转后，即与陈天华相商，决定回国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国家。为明志向，他改名兴，改字克强，取意振兴中华，克服强暴。
黄兴与陈天华等人从日本回国后，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即延聘他去校任教并兼任学监。黄兴应聘欣然前往，他认为做教师是一极好地位，一则便于利用职务广为联络同志，二则在讲课时可向学生贯输民主共和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