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之役是革命党人最艰难的一战，也是孙中山望之心切而又失望的一战。惨败之由也许仍是缺少冷静的筹谋，更多地是激情与愤恨的驱使。
艰难时刻的革命党人更需要的也许是同自己的意志作战。他们真正需要克服的不在于敌人表面的强大，而在于自己中于感情而失却辩理力。拼命式的暗杀行为，外国财团根本不予贷款、华侨捐款几尽造成的筹款困难，同志间有损革命党人形象的误会和中伤，这些都要用理性和意志去克服。
孙中山的伟大正在于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能直面失败而不气馁。他正在改变革命策略，决计改行厚蓄实力，充分准备，集中人力财力，以再次发动大规模起义。通过黄花岗一战，孙中山已十分清楚：未充分准备的起义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满清。但孙中山更能见微知著，他已看到时局已经大变，并预料满洲必覆。
广州起义虽因准备不周最终又是失败，但长眠于黄花岗的烈士热血并未白流。走过黄花岗，处于征程上的革命党人峰回路转，胜利的曙光已依稀可见。
程家柽东京遭暗算
正当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首领在两广边境频频举事之时，同盟会员程家柽于1908年夏突然自北京来到东京同盟会总部。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与程家柽是旧识，亦知道程家柽为同盟会的组建出力甚大。但与之一别经年，今突然来见，他不得不提防点。故热情引他入《民报》社，寒暄过后，刘揆一即问询道：“兄本是安徽歙县人，听说今已在京城攀上了高亲，夫人是位满人，成了善耆内亲崇铠的亲戚？兄莫不是中了贵亲的美人计吧？”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程家柽亦笑着答道：“高亲可攀不上，贱内为满人，只是巧合而已。不过，弟返国后，所谋者中央革命，故娶满人为妻，便于在满臣中周旋。”
刘揆一说：“想必与肃亲王善耆多有交往吧？兄自日本学成归国后，许久不见了。不知今天来此有何贵干？”
程家柽说：“实不相瞒，弟到此，是特地向兄来转达肃亲王善耆和军机大臣铁良这两位清廷满族大臣愿与同盟会修好之意的。”
刘揆一有些不信，问道：“这两位满族大臣想与同盟会修好？是怎么个修好法？”
程家柽小声说：“肃亲王善耆存心与革命党人修好，且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军机大臣铁良所希望党人者，则有二事：第一，如党人主张政治革命，抛弃种族革命，铁良愿附大贤之列。”
刘揆一听了这话，即予拒绝：“三民主义同时并行，如抛弃种族革命，何以激动群众，收效于一时？此事无商量余地。”
程家柽又说：“第一事不能商，尚有第二事。铁良希望同盟会向满族皇族进攻，不及他人；即令及于他人，满洲人之可杀者亦多，何必惟铁良为忌？如第二事可商，铁良愿先以万元，表通之意。”
刘揆一听了，苦思良久而踌躇不决。最后只好对程家柽说，等想好以后再告诉他。
程家柽告辞后，《民报》主笔章炳麟询问他们商谈了些什么。刘揆一实言相告，章炳麟听说铁良能出资万元，就想到《民报》经费紧缺，此正可解燃眉之急，便说：“此事亦无大害，惟速宜开会，表之于众，不可令人怀疑。”于是刘揆一召集开会，众人议定可接受铁良的第二项条件，并由刘揆一告知程家柽。
程家柽在临走时见刘揆一迟疑不决，他应约再次来到同盟会总部时，即密语于刘揆一说：“送上门来的钱，兄为何不用呢？你且用了，再反满清、杀铁良不迟。”刘揆一闻言，会心一笑，便对程家柽表示，同盟会愿意接受两位满族大臣的条件。
然而《民报》记者刘光汉见程家柽为两位满族大臣奔走，与刘揆一秘密交往，便到处宣扬他是清廷内奸，须加提防。刘光汉原名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此时已信仰社会主义学说，并同时自办《天义报》，鼓吹社会主义。他还介绍对孙中山不满的日本浪人北辉次郎、吉田三郎加入同盟会，欲使二人出任同盟会总部干事，以排挤孙中山。
可是，刘光汉在高喊提防内奸的同时，自己却在暗地里想同程家柽联系，以谋取金钱。这时，接替已故总督刘坤一而新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所派的干探也在东京行收买事，许以革命党人种种利权。刘光汉的妻子何震及刘的密友汪公权亦为所动，二人力劝刘光汉向端方投诚。刘光汉哪里还要人劝，他立即变节应从。
被收买后，刘光汉即向端方的密探献上消灭革命党人十策，还专门策划刺杀孙中山。然而端方的密探说对此自己不能作主，须要回去报告总督大人。刘光汉于是大感失望，便托北辉次郎与清藤幸七郎到程家柽所住旅店，提出给十万金即可交出孙中山首级。
程家柽闻言暗吃一惊，但表面上仍与之周旋。待两位日本人走后，他即将此阴谋密告刘揆一、宋教仁、何天炯等人。刘光汉见密谋败露，便暗中指使两位日本浪人将程家柽诱骗至一隐僻之地，与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一齐毒打他，幸有警察闻呼救声赶来解救，程家柽才未致死，可是脑部已被严重击伤。刘光汉的这种无耻行为，为东京同盟会总部同志所不容，便想报复他。因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刘光汉于是与妻子一起偷偷离开东京，回到上海。
陶成章在报上登载“孙文罪状”
但是，程家柽的东京之行，只是向同盟会转达善耆和铁良的修好之意，当时身上并未携带款子。章炳麟因《民报》的经费困难仍不能解决，几难维持，便再次向孙中山发电，请予接济。
孙中山因要支持两粤各地的起义，军饷远不够用，只先后寄了三百元给他。章炳麟对此气愤不已，以为孙中山故意为难他，便叫陶成章去新加坡，向孙中山当面索款，要他拿出三千元钱供《民报》救急之用，并要求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其时手无分文，见陶成章专为《民报》经费而来，感到很是为难。不过，他热情接待了陶成章，安排其食宿后，即四处筹措经费。一连几天，孙中山仍无所得。无奈中，他摘下自己的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着其变卖为钱，聊以资用。
谁知陶成章反而倍加误会，以为孙中山羞辱他，便掷手表于地，与之争吵不休，说：“仅在巴黎一地，你就得到巨款十万，《民报》三千元之必要费用乃不给，是何用意？”
孙中山耐心解释说：“募捐所得款项，均已用于两粤地区起义之事，现从河口来的义军数百人衣食尚难，连一千元都拿不出。”
陶成章却冷笑着说：“这话哪个相信？你至少要给《民报》五万元。”
孙中山听了严正说：“你以为募捐容易，你就去试试看，如何？我可以开出介绍信，你自去各埠募款。”
陶成章见他这样说，不得已便答应自己去募捐。这时在旁的胡汉民好言相劝说：“在南洋、欧美募捐实在不易。南洋华侨中有陆佑、姚东生等五个大资本家，但这些人从不为革命捐款。中等阶级的人总算能够接受革命了，但真正捐款的却不多。小商人和工人都是热心革命的分子，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他们不管自己的口袋里有没有钱。”
陶成章不以为然，听不进胡汉民的劝告。他决计以浙皖赣闽革命决行团名义进行募捐，并打出光复会的旗号，还在章程中檀用孙中山的名望。
孙中山为了帮助他，特命汪精卫在1908年11月去仰光，协助缅甸同盟会发展组织，并推荐陶成章的“浙案记略”一文在同盟会创办的《光华日报》上发表，募得资金一千元。
陶成章在缅甸募到一千元后，以后再无所得，于是动身转往马来亚。然而马来亚的华侨由于已多次捐过款，这时几无款可捐，且又不买决行团的帐，尽管陶成章多方奔走，为时半年，也一无所得；而他在缅甸募得的一千元也快用光了，于是不得不返回新加坡。
可是他不知底里，总是怀疑孙中山在暗中设法播弄，使他捐款无着；又怀疑孙中山将捐款居为己有。因迁怒于孙中山，陶成章便与光复会员李燮和等七人以驻英、荷各属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写出“孙文罪状”，谩骂孙中山残贼、蒙蔽同志，提出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还要孙中山将在各埠所筹之款自行报告总会，加给凭单；同时还要求将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另立同盟会章程。接着，陶成章将“孙文罪状”印成传单，在南洋各埠广为散发，使之传遍海内外。康有为的弟子田勤得到此传单后，即在《南洋总汇报》上以《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为标题连载，复又冒陶成章之名致函美洲各埠，以诋诽孙中山名誉。
《南洋总汇报》刊载陶成章的“孙文罪状”传单后，在新加坡的革命党人都气愤不已。孙中山看到传单中说自己在河口之役中“在槟榔屿报销三十万”，“岁前于香港、上海汇利银行贮款二十万”时，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说：“孙文若有如此之多贮款，革命成功矣！”然而胡汉民却为传单中诬孙中山用捐款为兄在九龙造屋宇而怒发冲冠，他十分清楚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移居九龙的情况。孙德彰因多次资助革命，致使自己在檀香山的农场破产，不得已迁移至九龙城，借屋居住。后来陈少白在九龙牛池湾购置田地十余亩，并移家于此。因有余地，他便售给孙德彰作造屋之用，又恐孙德彰付不起钱，售后即相逼讨。孙德彰气愤不过，对他说：“你办《中国日报》时，我得舍弟信曾汇款助你多次，你今日忍心为这一点钱相逼么？”陈少白为之所慑，不再相逼。后经冯自由周旋，事情得以排解。孙德彰造的房屋不过是简易茅房，而作为革命党人的陶成章竟造谣诬蔑，说孙中山动用捐款造屋，这不仅大损孙中山的人格，更有损革命党人的形象。
于是，胡汉民手持传单来见孙中山，气愤地说：“先生对此诬蔑当予大力驳斥，不致使世人生误会，或被小人耻笑，亦为保皇党人作无端把柄。”
孙中山却大度地说：“陶成章攻我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为言。而不知我之经营革命，在甲午以前。而乙未广州之事失败，无不以我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当时如有陶成章，想不欲得此等之名词。以我为攫利，而不知我于未革命以前，在社会上所处之经济界中固优胜之地位。若不革命，则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图之快乐，我无不得之，革命攫利云云能成么？且当图广州之革命，以资财赞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合计不过万余。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已非万余金所能办者，则人人皆知。其余之财，来自何处？皆我兄及我所出。两年前家兄在檀香山，已极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陶成章更诬以在九龙建洋楼。而家兄本为地主、实业家，非我从事革命以耗折家产，则建洋楼亦寻常事，陶等何得多言。陶成章在南洋印发票布，四处敛钱，且有冒托我名，其不为棍骗么？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
胡汉民感动地说：“好在南洋诸同志都晓得陶成章心出不公，先生光明磊落。鉴于康党已将陶成章的谤言寄诸欧美各埠，先生亟需作一表白，以澄清事实。”
孙中山采纳胡汉民的建议，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在巴黎的吴敬恒，表白自己，请吴敬恒登之报上，肃清陶氏谤言。吴敬恒得信后，便写了《劝革命党》一文登载在《新世纪》上，斥责陶成章等所言是伪同盟会员托名所为，“鄙背之口声，现面盎背，使见者齿冷而已。”与此同时，已赴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黄兴，亦致函美洲各埠，消除陶成章诬蔑同盟会总理的流毒。
陶成章见同盟会同志均不信其诬词，便致信章炳麟，信中危言耸听，使章炳麟愤激不已，立即撰文寄往《日华新报》发表，再行攻击孙中山。黄兴、刘揆一等人见了文章后，即对章炳麟当面予以痛斥，说：“你等手段，实是卑劣无耻，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你，言孙总理怀挟巨资为私，不过是疯人呓语，难道你是神经病人？要不然，就是人格过于卑劣。”章炳麟受了黄兴等人的斥骂，便致信在上海的刘光汉，让他再次试探湖广总督张之洞，说如若张督赠以巨金，则愿往印度为僧。
“红龙计划”
虽然陶成章给孙中山罗列罪状广为散布、影响很大，但孙中山并未用过多精力去计较，此时他又在筹划广州起义。为了筹款，他化名萧大江，于1909年5月19日离开新加坡乘轮赴巴黎，后又去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地募集资金。
孙中山赴法后，胡汉民亦受其委派到香港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主持发动广东新军起义。经过半年活动，至1910年初，胡汉民的起义筹划已大体就绪，南方支部通过各种关系在新军中运动了三千人入会。
农历春节前，在新军中任排长的倪映典从广州潜至香港向胡汉民报告情况，请进行具体起义部署。胡汉民即电邀黄兴、赵声、谭人凤到香港密商，并告之已收到孙总理从美国汇来的款项八千元。黄兴等人到港后，为扩大势力，又派姚雨平等人去运动省城附近的巡防营，派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的民军及时响应，并定于在农历元宵节举事。
然而除夕前，新军同志中有一同盟会员的入盟证书被查获，粤督袁树勋感到事情不妙，遂下令将标营子弹收缴督练公所保管，以防生变。而在除夕这天，一名新军士兵到刻图章的店铺取图章，因店铺误期而与店家口角。这时有警察前来干涉，他竟与警察斗殴起来，警察便将这名士兵拘押入局。这下可引起了大麻烦，顿时数百名士兵将警察局团团包围起来，警长甚感恐惧，便将所拘士兵释放。
正月初一日新军放假后，第二标新军士兵入城又与巡警发生冲突，并将广州两警局捣毁。粤督袁树勋得报后极为心虚，便再次密令各标营收缴子弹、拆卸枪机，并取消各营初二、初三日的年假，改开运动会。各营新军得此命令后，不但不想执行，反而大事鼓噪。革命党人杨凤歧乘机对众士兵愤愤地说：“各营枪机都已缴去，李准将调集大兵来攻，与其坐待而死，孰若揭大旗于天下而死。”众士兵闻言皆表示同意。于是，杨凤歧等党人一面率领众兵佐往各营夺取枪械，一面急派人到香港同盟会机关，请赵声、倪映典急速来广州指挥举义。
不意袁树勋和李准这时早有防备，并已命手下亲信带领八千人马向新军营围了过来。倪映典奉黄兴等人之命赶到新军营后，即率众举事攻打广州城。攻城时，义军虽然十分勇猛，但因缺械少弹，他们在清军的密集枪弹下伤亡了数百人。身着蓝袍、手持青天白日旗督战的倪映典见了，怒吼一声，骑着枣红马带头冲锋，不幸被排队枪击中落马，壮烈殉难，年仅二十七岁。王占标等党人见倪映典牺牲，义军的弹药已尽，便指挥余众撤退，可是他自己任掩护时却被俘虏过去。
新军起事失败后，赵声才赶到广州。当得知倪映典已经身死后，他不禁失声痛哭。赵声与倪映典同为金陵南洋陆师学堂炮兵科的同学，在新军炮队供职时二人更成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