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差不多人人都有一个替天行道的思想与抱负，于是你亦替天行道！我亦替天行道。道相同则结党营私。道不同则互相攻击甚至于残杀。国民党要拿它的三民主义奉为经典，把孙中山的遗嘱定为天宪。共产党要把所有的异己一律杀完。我以为这都是那种替天行道的心理在那里作祟。亦正是所以中国人一听共产主义便能入耳的缘故。亦就是本来一个普通政党的国民党而偏偏要采取苏俄专政形式的缘故。
然而，国民党从形式上可以学习苏俄党的治国模式，本质上却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产物。既然以为自己掌握了“道”，那么就不仅要求党内的绝对服从，而且要求一切人的服从。“替天行道”的心理容易造成“党同伐异”，而要求消灭一切“道不同”者，于是引起政治上的“不宽容”。
在张东荪看来，党“专制”造成了一种吊诡的结果：在党外试图消灭一切异己的同时，却无法消除党内的四分五裂，导致党内“个人主义”的盛行。政党所需要的内部团结无法形成：
国家机关以平等原则而成；政党必须以领导原则而成。所以实行一人一票的民治精神只能用在国家机关的产出上，而不能完全用于党内。如果党内必须实行民治，则党的基础必见动摇了……因为政党的基础是建立在于政纲与党的首领上。党员的加入原以同意于党纲为限，乃是所谓‘跟从者’（Followers）。政党是要党员来跟从党魁；却不必事事取决于党员的多数表决。
国民党内主“党治”和主“民治”的争论，也可以说是“政见”上之不同所致。既然“政见”分歧，则在西方政党自然可以自由退出，而在国民党却不能容忍。党员所效忠的是“党义”，因此即使“政见”上有不同，“主义”却只能有一个，不同派系只能勉强在一起。张东荪认为，中国“专制”的习惯必然造成对党内不同“政见”的压制，久而久之，党众对于“党义”渐失信仰，离心力渐长。
总之，张佛泉等人重视的是国民党缺乏“新式专制”的种种条件；张东荪则提醒人们注意国民党政权与“旧式专制”的种种联系，这些联系制约了国民党成为真正的现代政党。
（四）挽救“党治”失败的努力。“国难会议”前后，思想界纷纷宣判了“党治”的失败，《国闻周报》的马季廉更是指出“党治”的失败和中国政治陷入困窘之时，一场新的社会革命则在孕育中。
国民党内部也渐渐出现由“党治”向民主化的趋势。汪精卫和于右任作为国民党理论的维护者，极力辩解“党治”的重要性，但遭到以孙科等人为首的党内“民主派”的批评。孙科强调了孙文学说根本是一种民主理论，而“党治”背离了孙文的本意。他还指责汪精卫、于右任不肯承认“党治”的失败，是与时代要求背道而弛。孙科在1932年曾短暂组阁，虽然孙科政府只维持了三个星期，但是他的组阁却是国民党顺应民主化要求的产物。
同时，党外的民主压力也并非只限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批评，而是扩大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广泛“参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江浙的资本家曾遭到蒋介石的经济掠夺和压制，这时由于国民党政府财政政策的转向，资产阶级重新又活跃了起来。上海的资本家开始谴责国内的军阀混战，因为军费摊派成为政府搜刮资产阶级的最好借口。1932年8月底，废止内战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全国各地的工商代表组织参加了成立大会，要求拒绝购认公债以制止军阀内战。“废战运动”把“国难”后的民主化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国民党内部在寻求着医治“党治”危机的办法。孙科等人确实希望能够使得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服务于建设的党。1931年底，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居正强调了要吸收党外优秀分子为党的新鲜血液。1932年4月，孙科在《抗日救国纲领》中指出，应“鼓励党员之社会职业活动，及加入职业团体，以恢复党员独立精神，及取得领导民众之地位。”这里的意图即在改变国民党党员的组成成分，并使得党员由革命分子转为可以为建设服务的新型人才。而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内部已经缺乏他可以动用的资源，因此他寄希望于培养效忠于国民党的青年力量，并让他们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同时，蒋把他的注意力由党内（蒋此时已无法染指党的最高权力）转向对于民众的动员，强调国民精神的培养和国家意志的集中。
国民党“党治”的问题，可以与当时的苏俄相比较。苏俄政治架构的确立，也正是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这一段时期。苏俄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到执政的转型，也就是从列宁时代到斯大林时代的交替。列宁关心的是，如何调动更多的阶层参与革命的问题，斯大林则必须为如何建立一个强大而有权威的政权而努力。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和运动，以工农联合和阶级斗争为革命的号召与手段，苏俄终于奠定了政权的基础，实现了政党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控制，同时又以“一五计划”的建设成绩赢得了“合法性”。这样苏俄不仅保持了列宁时代政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纪律，更将政治参与的力量由“革命”导向了“建设”。
然而，在造就“全能主义”政党方面，国民党没有很好地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30年代的知识分子纷纷指责国民党革命思维的失败。在知识分子看来，国民党的失误，就在于以革命的方式来搞建设，以“打天下”的心态来“坐天下”。在革命成功以后，国民党保持了他们的革命思维，以此来作为执政党的指南，自然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马季廉指出，国民党的革命理论完全失去了意义，国民党无法认清自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无法认清“国民革命”的目标，而其革命的精神已失，革命的组织涣散，唯一其革命的方式得到了保留。而执政所需要的正是保留革命的精神、组织、纪律和坚实的民众基础，唯一需要改变的倒是那种以革命的方式来对待一切的心态。
30年代初，国民党的党治处境十分尴尬，这是由于党的主义和实践的矛盾造成的。从孙中山的民主理论来看，国民党应该是一个以“政见”为结合力量的现代政党，这决定了它必须促成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在革命实践中，国民党却试图向苏俄的列宁主义政党学习；然而国内形势的不同，使得“党治”根本无法真正达到对社会和经济全面的控制。“画虎不成反类犬”，“训政”与“党治”之间的悖论、在专制还是民主之间的犹豫，正造成了国民党在30年代初的全面困境。
三、思想界的“自由”观
国民党的“党治”未能收到实际的效果，但是它对于思想界的控制和对舆论宣传的限制，却最容易触及知识分子所珍视的“自由”理想。30年代思想界对“自由”的理解和阐发，集中在要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以及对国民党思想、新闻统制政策的批评。
1国民党的思想统制
如果说，国民党的“党治”在许多方面是徒有虚名的话，那么在对知识分子的言论和思想的控制上却是相当重视。国民党强调统制思想，在教育政策和对社会思想的干涉上，却可以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全能主义”了。国民党要求在学校开展“三民主义”的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党义”，然而其党义的空洞无味，却恰恰适得其反地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提供了机会。罗隆基说：
三民主义是官家的“四书五经”，共产刊物是禁品的“西厢”“红楼”。愈要青年必修的，愈是干枯无味；愈防青年偷看的，愈是秘中求宝。……在求智欲正强的青年，这一班学术上无地位，思想上无主见的牧师们自然得不着信仰。共产主义者，于是乘机而起。刊物上美女图作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利用机会，迎合心理。以石投水，以风扫叶，无往而不利了。
结果是明令禁止的共产主义却在青年中间大为流行。青年学生在30年代的普遍“左倾”，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其原因自然是复杂，但是由此可见“党化教育”试图统一思想的目的无疑是失败的。张君劢认为“三民主义”渐渐缺乏吸引力，而共产主义却很具有诱惑力，因此可以在青年中大行其道。国民党却经常不加区分将思想界的学说、刊物，统统贴上“反动”的标签，与共产主义一并加以禁止了。《再生》在1935年，遭到北平当局的查禁，刊物当众被烧毁：
公安局第三科及政训科特务股，近以叠次经手所办反动案，所抄得之反动书籍不下数万册。……遂于昨日上午九时，会同饬警搬出，在该局消防场焚毁。……两科事先通知省市党部，派员参加。除省党部未到外，市党部派代表胡先暄，并该局许秘书，及训政科，第三科全部职员，一起在场监视。……此次所焚者，共有各种书籍一万五千余册。计（一）《资本论大纲》一百九十册；（二）《中国大革命史》及《杜林论》九百四十二册；（三）《马克思经济学说》三册；（四）《资本论概要》四册；（五）《自然辩证法》十册；（六）《追击与反攻》三十四册；（七）《通俗剩余价值论》六十六册；(八)《社会斗争通史》五册；（九）《铁甲列车》六十一册；（十）《战斗的唯物论》八十册；（十一）《转变后的鲁迅》十二册；（十二）《施达林的政治生活》二十九册；（十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十七册；（十四）《呜呼不成国家》一百六十一册；（十五）《新时代民治主义》七百二十八册；（十六）《中国古代社会》七百册；（十七）《再生》三千一百二十册；（十八）《动力》九十七册；（十九）《徽音》一百十二册；（二十）侦缉队解送王佐卿反动书五百六十册（二十一）公安局自办藩友葵案反动书七百八十册(二十二)外二区解送苏祺案反动书一千三百五十册(二十三)杂书如性史春宫淫秽小说三千三百五十册。
在这次焚烧的刊物中，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外，主要就是《再生》杂志及“再生社”的其他出版物。实际上《再生》对“共产主义”是极力反对的。令思想界反感的正在于，国民党的这种查禁和当众销毁书籍的做法，使得思想界无法正常表达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而共产主义却越禁越受欢迎。张君劢等人承认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极具吸引力的，他们所要作的一个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从思想上批评共产主义的谬误，然而国民党的禁止却反倒帮助了共产主义的盛行。为此张君劢专门撰文，阐述了《再生》的主张，并抨击共产主义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理论缺陷。在1938年代表国社党致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信中，张君劢强调他们对于国家民族本位、修正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的主张，与三民主义之基本国策并无冲突。此时抗战已经全面打响，国民党为了抗战需要缓和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因此思想的控制已经大大减轻了。蒋介石在回信亦承认国社党的主张与三民主义并无冲突，并且希望，“今后更愿本经常团结共赴国难之旨，遇事商承，以期抗战期中言行一致”。
国民党对于思想界的控制正是通过一套党的体系来实现的，地方党部往往配合其公安机关通过思想上的抨击和查抄书籍等办法来对付思想界的言论。初时，胡适的《人权论集》刚一出版，就遭到上海和国民党各地党部的文化“围剿”。在陶其情编写的《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中，收集了一批文章，对于胡适的“反党言论”加以口诛笔伐，集中抨击了胡适批评“知难行易”的论说和“人权约法”的主张，并且以此为阐明党义的重要机会。
年来对于革命理论的讨论和阐明，在我见闻所及，前后三次，均堪注意：一是国民革命与全民革命的论战，而确定了三民主义革命的性质；二是讨论封建的销毁，而认识了三民主义革命的障碍；三是胡适反党义近著的批评，而发扬了三民主义革命的理论。
可见除了诉诸于查禁的强制手段，国民党对于思想界的公开批评也极为重视，且借助与知识分子的公开论战，而更为有目的地一步步奠定国民党“党义”的独尊地位。国民党还担心胡适的“反党言论”会影响到学校的教育秩序。在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的一切职务后，还下发命令，要求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本党为贯彻党义教育起见，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应该依照本条列之规定，对于本党党义作系统的研究，求深切的认识。”
张君劢痛诉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办报纸之艰难，“我们的痛苦可以约略地说出来：（一）印刷不自由（二）发行不自由（三）递寄不自由（四）贩卖不自由”可见，刊物之上市的各个环节都受到制肘。本来，作为一种商品，报纸和刊物的兴办都是需要资本投入的，并且报纸的维持也必须决定于市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办刊物大多都是自己出钱、出力，其中之艰辛办报人自然体会深切。如《独立评论》最初创办时，独立社就颇为担心刊物的生存问题。而对于象《再生》这类影响较小的刊物，其生存本就有赖于发行的扩大，对于其各个环节加以控制，就足以影响到它的存在了。况且，知识分子办报，根本目的还不在于盈利，而在于对国家前途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此种“防民之口”的举动，足以引发知识分子的抗议。
胡政之是老资格的报人了，他对舆论界的观察是，“要讲言论压迫，从我二十年来的经验看来，真是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他说，民初四五年，记者很少受人注意，而且自有其保全之术，而不易涉险。民国十五年《大公报》复刊，因刊登战败消息而惹怒吴佩孚，然而通过租界庇护和私人联谊，亦平安无事。谁知“民国十七年，革命军统一北方，党部成立，言论便渐渐不如军阀时代自由，因为党人们都从此道出来，一切玩笔杆，掉枪花的做法，他们全知道，甚至各处的收发的新闻电报检查之外，还任意加以修改，这比从前的做法，进步何止百倍？”军阀统治之下，记者尚有许多空子可以利用，到了国民党时期，“党治”力量对舆论的控制大大加强，反倒更加没有了自由。可见，“党治”毕竟比传统的专制制度对社会的控制要强力多了。此外，国民党的军方以及特务机构，也可以随时对公共舆论加以种种限制。1935年，《大公报》曾因四月三日的社评，受到平津卫戍司令部停止邮递的处分，直到该年12月方才解除，原因是社评有“质疑当局”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