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小文触及共和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事后却不知怎么不很为一般文化人所关注的群众运动，限于约稿字数，只写了个人经历的一鳞半爪。
建国初期（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期间，两名“战争功臣”（即中共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和天津专署前专员张子善）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中，堕落到贪污腐化的泥坑，盗窃了大量国家财物，以致中央震怒，除对该二犯开刀问斩，以平民愤外，决定于1951年12月起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反”运动；同时，由于发现不少犯罪干部是被不法资本家拉下水的，由此购销两旺的伪劣产品甚至危及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的健康和生命，中央还决定从1952年1月开始，在各大城市向不法资本家发动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简称“五反”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开展的两场群众运动，全民为之肃然。各大城市各个单位的几乎所有干部（特别是新干部）都参加进来，受到极大的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相关的政策教育。不过，这只是一场纯经济性质的阶级斗争，一些文化人虽然身历其境，却未免觉得事不关己，因此受到震动并不很大，至少不及在前不久电影《武训传》批判中那么大，当然更不及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么大。可能是这样，在他们陆续推出的各种文史著作和一般回忆录中，这两场运动便很少被评述或涉及到，虽然从其作为群众运动的运作形式来看，它们实在已是多少年因袭下来的在法律程限以外让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的治国之道的先河。
我参加了“三反”运动的全过程。不是像在后来历次运动中那样挨整，倒是相反，我是站在斗争的主导方面，也就是说，我可以整人，而且整过了人。当时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长江日报（不是今天属于武汉市的长江日报）社工作，刚参加革命两年，关于运动的经验和知识一点也没有。运动开始，按照预定步骤，先是反官僚主义阶段，这当然不是对敌斗争，只是发动群众对领导层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提意见。我当然只能随大流，跟着一些从老区来的中层干部亦步亦趋，他们都能说会道，对社级领导提的意见相当尖锐；我对各种意见和事态毫无分辨能力，只觉得他们提得好，似乎越尖锐越好。当时全体人员都是供给制，意见涉及按制度分配的住房、用车和伙食标准时，便带有相当激烈的情绪，把问题揭批到“腐化堕落的边缘”，颇使各个领导人下不了台，剑拔弩张的局面几乎不可收拾。直到第一把手出面作报告，指出这些意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占上风，致使运动的领导权旁落，必须按照预定部署，立即扭转斗争大方向一致对敌，……本社运动这才开始转入反贪污阶段。
于是，社领导决定，让一部分干部坚持每天出报的正常业务，让另一部分干部（大半是新干部）参加运动，其中有的到社会上去搞由专门机构领导的“五反”，有的则留在本单位搞“三反”，即反贪污斗争。我没有参加“五反”，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几个“打虎组”之一（当时把贪污分子比作“吃人的老虎”）。
本组的小组长也是个新干部，实际领导我们的并不是这位小组长，也不是本社其他领导人，而是由上级机关派来的一位中层干部。运动如何开步走，我们一窍不通，完全听从那位实际领导者指挥和调遣，他在老区搞过“土改”，搞过“三查三整”，听说还搞过“抢救”，有丰富的运动经验。开始他组织我们学习文件，进行思想武装；通过阅读和讨论，我们认识到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必须坚持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作风，认识到“三反”、“五反”这两大运动关系到革命成果能否保得住，革命江山能否永不变色，因此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来不得半点手软，等等。
接着转入实际斗争，开始搜寻、发现并掌握敌情，对即将与之周旋的打击对象加以摸底和排队，并据以制定各种斗争策略。当时进城不久，各单位的行政部门也和今天一样，纷纷搞副业以弥补员工生活费用之不足；长江日报社附设一个“长江农产公司”，从事养猪、养鸡并制造酱油等生产业务；几年来社方陆续为该公司拨过大批成本资金，但一直账目不清，盈亏情况不明，早引起全社员工的怀疑和不满，于是该公司负责人和唯一一名会计（即前文中的殷某）自然成为内定的主攻对象。
……随之而来的具体斗争，这里不想细说了。我作为这个“打虎组”的成员之一，在各项政策联系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的确大开眼界，学到不少知识和本领，深感当一名“老干部”之不简单。上级一方面号召对敌斗争要稳、准、狠，另一方面又强调实事求是，不可搞“逼供信”。但是，回顾我们小组的整个做法，按照我当时从实际经验产生的主观认识，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运动开始要防右，要克服麻痹思想，反对温情主义，树立敌情观念，防止右倾情绪；要用一切办法动员群众参加斗争，至少要通过宣传教育使群众认识并拥护这场斗争。
二、然后要大胆怀疑，怀疑任何可能的对象及其任何可能的罪行，怀疑或者至少不可当面肯定对象的一切交代，主动掌握战役的进程，为此务必拆穿他的一切可能的隐瞒和欺骗，粉碎他的蒙混过关的痴心妄想。
三、在行动中除按斗争需要可以随时提审和任意抄家外，每次讯案必须从头到尾贯穿攻心战术，既要让对象在专政的压力下心惊胆战，又得为他排除各种可能促成自杀的物质条件，迫使他非走坦白从宽的唯一道路不可，但又不可轻易为他画上得以喘息的“句号”。
四、随着斗争的深入，主观上逐渐产生一个明确的务必达到的指标，即对象不仅要交代出一个乍听之下难以置信的贪污数字，还要将这个数字放在有眉有眼、有声有色、有来龙去脉的情节基础上，使它赋有充分的可信性。
五、在整个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对自己作为斗争主导方面的身份、资格以及可以整人的合法性，从没有过任何怀疑，从没有怀疑过我们怎么可以随便私设公堂，怎么可以随便抄人家的家；我们只觉得自己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党，代表人民、政府和国家，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人民的敌人进行保卫共和国的庄严斗争，一切顽固不化分子必须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以上就是我们小组在那位老干部的领导下所搞的一场反贪污斗争的概况。我们当时的主观主义心态，连同可以说是与对象共同“创作”的战果，和后来历次运动中充满主观主义的积极分子们的“左”倾狂热及其虚假战果何其相似乃尔！显然，这就是在搞“逼供信”———这样搞就是在制造冤假错案，而一些真正的罪犯反倒可以通过捏造、虚构，投其所好，最后利用政策宽大的一面，达到逃脱法网的目的。可笑而又可叹的是，我们当时对于自己的这些错误做法简直没有半点自觉性。
且说我们小组经过将近一年的辛苦斗争，终于达到了自己所要求的预定指标。写好了结案材料，我们先拿着去向社级领导班子汇报，满以为会受到鼓励和表扬。这些领导人都是老干部，见过不少世面，有着丰富经验，深谙各种运动的规律，他们不动声色，听完我们以激动声调所作的汇报，当即近乎冷淡地问了两句：“有那么多吗？”（指贪污数字）“都是真实的吗？”（指贪污过程）却也没有对我们作进一步的指示，显然是不愿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缘故。我们听了还是很泄气，除了硬着头皮作肯定答复外，回头对结案材料又补充了一次审核，去掉几笔原本把握不大的数字之后，便送到上级机关定案去了，小组任务就此宣告完成。……后文便如前所说，在定案材料中殷某的贪污数字被一减再减，减到从另一角度令人难以置信，据以量刑则不过是一年徒刑。我们兴师动众，忙了一年，面对这样一个结论，情绪上似乎颇感“得不偿失”；当然，收获还是有的，我们毕竟懂得了运动后期要防“左”的道理，虽然同时又不觉产生了反正有上级来纠偏的依赖心理。这时还从参加“五反”回来的同志那里了解到：虽然对一些丧尽天良的不法资本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央却指示，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还是要肯定，五星红旗上还有一颗小星在代表他们嘛。看来这两场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充分证明，恰如刘少奇所说，革命就像开飞机一样，正需要左一下，右一下，才能到达目的地。听到这个精彩的比喻，我们更没有自觉性来反省自己所参加的那场斗争的缺点和错误了。
运动的最后阶段是思想建设，每人将对照自己的言行表现作自我检查，并由领导作出相应的鉴定，放入各自的人事档案袋。我得到的鉴定是：学习认真，工作热情，但须克服有时出现的自由主义和客观主义。我先不懂这两个主义在我身上的具体含义，后来慢慢体会到，是指我在运动早期对一些反领导的错误言论无动于衷、甚至随声附和的表现。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份鉴定，从我3年后被公之于众的一些“罪名”来看，草拟这份鉴定的领导人很可能懊悔自己有眼无珠，误“识”匪人吧；但如由我本人执笔，除保留原件中的各条外，似乎还可添上这么一条：“颇有政治敏感，可惜经常是个‘事后诸葛亮’。”
40多年过去了，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越积越多。“三反”、“五反”虽然可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次预演，其实它们和后者仍有很大的差别：首先，这两场运动据以开展的形势分析和利害估量是完全正确的；其次，时值共和国草创阶段，规章制度多不完备，利用一部分不懂政策、更不懂法律的干部开展运动，并且为了锻炼干部，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第三，这两场运动的成果毕竟有目共睹：不但不法资本家被整得魂飞魄散，纷纷主动交代罪行，争取宽大处理，而且各地各级干部无论有无问题，经过这次思想整顿和政策教育，都能保持艰苦朴素作风达几十年之久。所以，总的说来，“三反”、“五反”运动在共和国历史上是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指责过“三反”运动的一些过火行为，我还常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辩解：“当一匹奔马怒沫驰骋时，它很难考虑是否踏伤了路旁的小花小草。”然而，时间一长，经验一多，这个比喻就远不足以化解随时产生的疑虑了。“三反”、“五反”期间成功运用过的那些斗争智慧，由于一再重复，一再发挥，到“文革”时期登峰造极，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因此一想起来，不但难以继续引以为荣，反而令人感到痛心疾首。显然，以这类斗争策略取代正规的科学的法律，而且七八年再来一次，是同全民全党对于政治祥和、安定团结、国泰民安的宏愿背道而驰的。所以，“文革”以后，中央大力促进法制建设，决定从此不再搞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是十分英明的。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