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1996年8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委托我协助冯至夫人姚可昆教授主编十二卷《冯至全集》。这个任务在我来说是重大而光荣的。可是，实际上，对于这个任务的完成，我和姚先生并没有尽过多少力。具体的编辑工作，都是编辑委员会的六位委员一篇一篇、一卷一卷做出来的。他们按姓氏笔画为序，就是冯姚平、刘福春、范大灿、吴坤定、张恬、韩耀成这六位先生。出版社的刘克琦先生也是编委会的成员之一，她代表出版社负责全部书稿的版面设计和印制出版。还有曾镇南先生，原来也是编委会的成员之一，因个人写作任务繁重，没有能够参加具体工作，曾允诺承担《冯至全集》出版以后的评介与导读。
冯至先生的全部著作大体可分下列几大方面：一、新旧体诗歌创作，即第一、第二卷，由刘福春先生负责编辑；二、散文随笔杂论，即第三、第四、第五卷，由张恬先生负责编辑；三、一部分学术着作，包括《杜甫传》（传记专着）和《诗与遗产》（古今中外文学评论结集），即第六卷，由吴坤定先生负责编辑；四、另一部分学术着作，包括1935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原文为德语，中译者为李永平、黄永嘉先生）、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参加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从文学史的开始到1848年”一部分）、熔铸40余年研究心得的《论歌德》，及其他外国文学评论，即第七、第八卷，由范大灿先生负责编辑；五、德语诗歌翻译，包括歌德、海涅及其他诗人的诗作选译，即第九卷，由韩耀成先生负责编辑；六、德语文论翻译，包括歌德名着《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海涅的《哈尔次山游记》、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二封信》等，即第十、第十一卷，由韩耀成、范大灿先生分别负责编辑；七、年谱、自传、书信，即第十二卷，由冯姚平先生负责编辑（其中一部分写给德国友人的德语书信由韩耀成先生译成中文）。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会曾就共同的技术问题进行过多次集体讨论，其中涉及若干对原稿文字的处理原则，如某些旧式通用汉字应否更改，个别过时的政治用语如何注释，以及数字阿拉伯化等问题。关于文稿中的数字，曾参考权威书稿（如《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基本上不用阿拉伯数字的先例，按照出版界已有的普遍规定，为《冯至全集》制订过比较折中的有关用法。至于文本问题，除了极其个别的不改容易引起误会的必要更改外，则须尽可能保持原稿的本来面貌，以便后人更方便也更确切地走近作者的精神境界。我们既这样看，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从接受任务到今天，已经过了四个年头，《冯至全集》十二卷终于摆在广大读者面前。虽然在体例、校对、版式等方面，仍留下若干难免的遗憾，《冯至全集》的整体外观按照目前国内书籍的印刷、装帧标准来看，应当说是属于上乘的。冯至先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经历政治沧桑、文学嬗变最为长久的着名诗人之一，是除以诗歌问世外，更以《山水》、《伍子胥》等名篇进入文学史的散文随笔名家，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杜甫研究的权威，是德语文学、特别是歌德研究在中国的开拓者和引路人，更是中国新文学成就在国际读书界的卓越代表。冯至先生一生为中国新文学事业所作的多方面的贡献，将通过这十二卷《冯至全集》，以比较完全的、虽然还不是应有尽有的征集范围和收录限量，呈现在国内外有志于冯至研究的广大读者面前。编委会全体同人为此深深感到欣慰。
由于才疏学浅，我作为《冯至全集》编委会的主持人，自觉是不很称职的，在整个编辑工作过程中，除了兢兢业业和编委会同人一致努力外，我始终提醒自己抱着学习的态度。打从80年代初叶起，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由于业务关系认识了晚年的冯至先生。作为一名后学，平日通过耳濡目染，我从他的为人和治学两方面得到不少教益。不论是在新诗发展史上，还是在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冯先生都是开拓者和先行者，可是他在青年人面前从不以大家、权威自居，对于晚辈或后学一律平等相待；和人们讨论任何学术问题，他总是先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以商量的口吻说出自己的意见。这里既有他对己的谦虚，又有他对人的诚恳。这种谦虚而诚恳的态度，在为人方面固然代表了一种高尚的风格，从治学方面来看，它更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认识到学无止境之后所必然采取的一种积极态度。1987年冯先生以82岁高龄荣获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他随即将奖金1万马克捐赠出来，设立“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以奖掖青年德语文学研究者。当时在老一代作家艺术家中间，拿自己的稿费或奖金为晚辈同行设奖，在国内似乎尚不多见。冯先生的这番豪举反映了他的眼光的辽阔和对未来的厚望，也就是说，他并不把自己的成就仅看作个人的名山事业，而是将它放在为推进中国新文学事业而举行的接力赛中，使自己的有限努力能和后来者的无限发展联系起来。此外，先生作为卓越的诗人，既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固的造诣，又对西方文化有精湛的学养，他的诗歌成就富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才与学二者对于进一步的艺术创造不可偏废，这一点值得当今虽然取得一定成就、却只相信自己的才能的诗人们深思。刚才说过，冯至先生在中国现代诗人作家中间，经历政治沧桑和文学嬗变最为长久。另一方面，和他的一些同时代人相比，他的一生似乎未见多少当年司空见惯的惊涛骇浪。但是，时代潮流对他的冲击和涤荡仍然是直接而又沉重的，这主要反映在50年代以后他谦虚而诚恳地在自己身上进行的内心斗争范围内。90年代初，他写过一首题名《自传》的诗，有这样几句：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冯至全集》第二卷，第291页）
这里所谓的“肯定”，当然不是对于起点的简单的回归，而是指80年代以后对于否定正题的反题进行再否定的合题，是对更高级的基础的攀登和抵达，是在这个新的高级基础上的展望和回顾。因此，要研究和品评这位其足迹几乎与新文学发展过程同步的著名诗人，只有从他一生所处的各个不同的特定历史环境出发，特别是从他晚年所抵达的新的高级基础出发，才能发现、认识、理解这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冯至；否则，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离开那个特定的新的高级基础，任何不切实际的评价和论断，起码在方法论上，都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尝试了。事实上，冯至就是冯至：他从20年代写到90年代，进行过各种不同的艺术探索，接触过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包括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却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同人生理想联系起来，同人民、民族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他一生所有无不发自真情实感的道德文章，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艺术创作，以及“不薄今人爱古人”、“不信人间有古今”的审美胸怀，更代表了中国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正是中国老一辈学者留给后辈的一种为人与治学的楷模；这个传统，这个楷模，就存在于已经进入中国文学史、将使我们后人不断从中温故而知新的这十二卷《冯至全集》之中。
以上就是我在编辑过程中的几点肤浅的心得，趁冯至先生95寿诞纪念暨《冯至全集》面世之际表述一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
2000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