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嵩山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名刹，也是丰富书法碑林胜地，现有各类碑刻204方，其中蔡京《面壁之塔》皆列其中。《面壁之塔》塔额刻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八月立，字径40厘米，蔡京所书，资政殿学士河南尹范致虚立石，河南雷章摹刻。字体庄重、浑厚、大气。前人评所书“严而不拘，逸而不处，规矩大字，冠绝千古。”尽管蔡京为误国佞臣，其浑厚遒劲的手书却不能因人而废，仍称得上书法珍品。
蔡京（公元1047~1126年），字元长，莆田仙游赤岭人。熙宁三年进士，宋徽宗时拜尚书左丞右仆射。他是一个在政治舞台上多被描绘为揽权误国的奸臣形象，同时又是一个书法史上的悲剧性人物。因蔡京名列大奸，他的书法已被耻为世藏，今日我们所见其书迹已寥若晨星。宋代“尚意”书风的勃然飙举是在“神、哲、徽”宗的三朝之间，而蔡京的书法盛名也是在这个时候。明张丑在《管见》中指出：“京笔法姿媚，非是君谟可比也。”清朱和羹在《临池心解》说：“京书于姿媚，何尝不可传？”清王澍在《古今法帖考》云：“（京）书甚属秀媚，盖效晋唐人。”近代徐邦达在《吴氏书画记》述为：“（蔡京）书法藻丽”。就是蔡京的同时代的米芾在《宣和书谱》中这样论述他的笔法：“而京独神会心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可与方驾，议者谓飘逸过之。”
可见蔡京的书法是“晋韵唐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了自己具有美学特征的“尚意”之“姿媚”、“飘逸”和“藻丽”。该幅书画中书法也带有姿媚飘逸、字势犹健、痛快沉着之感，具有较明显的个人风格。
另世人一直有所争议的是，是关于宋代四大书家的问题。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宏仁宗尤爱其书，曾“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又“令书温成后父碑”（《宋史·蔡襄传》）。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黄庭坚曾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欧阳修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苏武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漠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书法已可“主盟”，那么，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明清以来，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蔡”原本是指蔡京，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才以蔡襄取代了他。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君漠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漠可比也。”明代孙镀也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漠，则前后辈倒置……”（《书画跋跋》）安世凤《墨林快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说，蔡卞胜于蔡京，蔡京又胜于蔡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也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讹”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曾有很大影响。
平心而论，“蔡京说”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其一，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与保待着较多“古法”的蔡襄相比，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也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家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占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其二，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本朝第一”，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就多次提到“近岁论君漠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漠为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其三，从排列次序看，苏、黄、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蔡襄是仁宗时人，年辈最高，反而列于哲宗、徽宗时的米芾之后，确有些疑问。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朝人王存，已明确提出过“四家”之说。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漠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黄、米、蔡。此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楷、行、草书皆独树一帜，且又有摒弃帖学，振兴书风的贡献，因此，从总体上看，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米、黄，普追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
看来，“蔡京说”并非无稽之谈，而“蔡襄说”也有理有据。由于蔡京身为“六贼”之一，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看来，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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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与王安石变法
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据明代弘治年间编写的《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记载，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顺利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一面世，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政府收入有所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在莆田，就有侯官（今闽侯），“长者”李宏应诏，携带巨额家资来莆田建造木兰陂，此陂于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动工，历经8年完工。但新法进行得并不顺利，反对变法者众多，甚至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出面带头反对。她俩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她俩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动摇，罢了王安石的官。后来后悔了，又请王安石出来重新当政。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5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由于高太后临朝听政，对变法者大打出手，使北宋政权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蔡京继续宣传和介绍王安石新法。但哲宗时的这次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不已，难于取得明显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
蔡京与《水浒》
蔡京在《水浒》中，出场很少，但“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他都是源头端坐的那个人。这个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流放病卒于潭州。令人难道以琢磨的是，在蔡京死后35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算为落叶归根。施耐庵将这个人物隐写，放在幕后，让蔡京在后来读者的感受里，就如一条隐身在暗处的老黑鱼，让人有高深莫测之感。
蔡京逸事
蔡京（公元1047~1126年），字元长，兴化汕游人。登熙宁三年进士第。徽宗朝，拜尚书左丞、右仆射。大观中，拜太师。二年封鲁国公。是历史有名的权奸。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赵桓登台，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蔡京被发配，“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王明清《挥尘后录》）
《宣和遗事》载：蔡京“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当时，蔡京已经逃到毫州，他身边还带着三个宠姬，一个叫慕容，一个为邢氏，另一个为武氏。就在宋钦宗下诏流放蔡京之时，开封城被金兵团团围住，他们指名索要蔡京的三个宠姬，钦宗便下诏派人到毫州领人。临别之际，老态龙钟的蔡京老泪纵横，作诗云：
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春风。
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
蔡京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住在城南的东明寺内，回想起往日的威势豪华，又看着眼下的凄凉无助，不由感慨万千，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词。词云：
八十一年往世，三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