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素有贪名，而徐阶素有廉名。而作为“廉吏”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万亩。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虽是无法统计，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其时，徐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上说，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又说：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任了15年首辅，而徐阶仅任了6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仅以田产相比，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四、严嵩之为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严少师嵩》：“少师初入词垣，负才名，谒告返里，居钤山之东堂，读书屏居者七年，而又倾心折节，交结胜流，如杨用修辈，相与倚合，名满天下，以公辅望归之。”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诗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浅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文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四友斋丛说摘抄》）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明史·严嵩传》称严氏“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看来，这也是不实之词。此外，严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录》载：“林一新者，以佥事分巡，嵩仆有不法，执笞之。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约束家人，顾及大义，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何啻天壤之别。
严嵩很注意擢选人才以为国用。《列朝诗集·唐顺之传》：“顺之于学，无所不窥，大则天文乐律，小则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诘。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间，转战淮海，遂以身殉，可谓志士者矣！”同书《尹耕传》：“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瓒宗，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说：“徐华亭（阶）语张襄惠（岳）儿曰：‘严氏当国二十年，制阃不入一钱，没，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犹使贤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是否意味着严嵩还有一种人格魅力呢？这是颇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32）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这类颇值嘉许的事，竟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恶。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记·严嵩》载有一些严嵩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居官居乡不同》：“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嵩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
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可见严嵩名节被“帝王家谱”诬之深矣！
五、关于严嵩“屠害忠良”
严嵩入阁后，弹劾他的大臣甚多。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沈炼、杨继盛。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不过，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他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正月上疏劾严嵩。疏中历数严嵩十大罪状。世宗阅疏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当地不明事理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似不类君子所为。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杀之。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这也是于史无据的，且杨顺亦非嵩党。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徐学谟以为“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15）。谈迁在《国榷》中论曰：“沈纯甫（炼）气吞逆胡，当庚戌秋，怒目而斥严氏，其强直自遂，固已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隐约潜晦，何必不自得，至于传檄京师，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桧，尤为过之。”可见沈炼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
杨继盛，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明史》本传称他颇精律吕之学，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在国子监时，为徐阶门生；与唐顺之往还甚密。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这里，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执事豪杰士也……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荆川先生文集》卷6）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杨的指控，大多空疏无实，与沈疏无甚区别。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实际上很多事严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又如说：“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狱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杨上疏后，嵩一再请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说杨“邀誉卖直”，上疏是冲他而来的。疏文空泛，此即为无才识也。因此，杨继盛必死无疑，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此说是太过悖谬了。
《罪惟录》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后，不敢有可否，间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词；至上所必欲杀，无所匡诤而已……则凡上意所欲杀者，天下竞指嵩”。严嵩“屠害忠良”之秘籍尽在彀中矣。而严嵩恶名之远播，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功莫大焉。写嵩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鸣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在民间反复播演，这正好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事实”！
世宗之初，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这也让朝政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正如《明史·张忠传》所言：“（世宗）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唯嘉靖朝少杀云。”嘉靖十年行“一条鞭”法，变革赋税，社会经济大有发展。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么，与世宗厮守了那么多年的严嵩，岂能无守成之功？
孔子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恶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马迁后史家笔法，遑论忠奸！所以，读史大可不必以“史”来读，而应以“文化”来解读！其文化的意味难道不比历史的意味更有价值吗？
清官海瑞的清与不清
海瑞是历史上和包拯齐名的大清官。历史上出了名的清官是不怎么多的，所以明朝的海瑞就显得特别的金贵。尤其是喜欢戏曲小说的人，还能讲出海瑞的一些故事：比如海瑞断案白马寺，海瑞买棺材上殿骂皇帝等。
历史上的海瑞也的的确确是一位秉性刚直的人物。海瑞（公元1514—1587年），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亲中年得子，对他寄予了厚望，起名叫瑞，意为吉祥；取字叫汝贤，希望儿子仁、义、礼、智、贤俱备，做个大大的正人君子。海瑞成年后取号刚峰，激励自己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由于他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4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年幼的他遂成为母亲全部的寄托。海瑞的母亲谢氏出身大户人家，但是28岁守寡，她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子上。所以，谢氏对海瑞管教极严，海瑞从小除了读书外，几乎没有像其他的同龄孩子享受过什么快乐，性格的刚强与孤僻也就难免了。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海瑞中举之后，两次参加会试，奈何连连落选。直到公元1553年，海瑞41岁那年，到福建南平县做了个教谕，海瑞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海瑞在县学教谕任上，虽屡屡冒犯上司，但由于其为人正直，业绩斐然，深得一些正派官员的交相推荐，嘉靖三十七年海瑞终于得到京师吏部的垂青，被委以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一年海瑞已经46岁了。在海瑞上任之前，淳安县的风气之颓废，治理之混乱出乎海瑞的意料。海瑞到淳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县府各官的“常例”。所谓的“常例”，是明朝中后期各级官吏敲诈勒索下级官员和黎民百姓的一种较为文雅的叫法，即官吏们为了应付各种排场开销和交际应酬之需，想出各种名目向下摊派。海瑞这么做，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却把所有的同僚全都得罪了。众官除了俸薪外丝毫不敢侵占民脂民膏，他们都过上了清贫的日子。不少官吏也学着海瑞一样，督促自己的家人或织布、或垦田，以作日常周济之需。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海瑞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写了一篇题为《治安疏》的著名奏章。这篇奏疏被史家们看作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奇文，就在于它几乎全盘否定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国之君的人格，抨击嘉靖皇帝其实是一个自私、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连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更别说作为一个君王。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户部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赢得了整个京城人的敬仰，除了人们崇拜海瑞的赤胆忠心外，更代表了朝政颓废已久的官吏民众之人心所向。但在海瑞坐牢期间，他的两个儿子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海瑞开始展开一场肃贪倡廉的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南直隶境内展开。海瑞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超过一百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十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全抓空了。海瑞在南直隶境内的反贪行动初见成效后，接下来他便向以乡官集团为首的地方豪绅开战了。不过，海瑞在处理乡官豪绅兼并农民土地问题上却遇上了难题。江南最大的乡官、海瑞的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是江南占田最多者，也是民愤最大者，在法与情的较量中，海瑞做出了果敢的抉择。为此，一个以前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反对海瑞的乡官缙绅集团，就在海瑞力督豪绅大户退田的幕后悄然形成了。江南乡官缙绅们走的是三管齐下的路子，他们一方面唆使朝中高官弹劾海瑞；另一方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吏部尚书等高官重臣，交相致函海瑞，软硬兼施，欲使其妥协；再一方面，采取走海瑞母亲的路子，企图逼海瑞就范。在高官云集的江南宦海中，海瑞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海瑞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因遭乡官的报复，海瑞为此失去了最后一个儿子海中行。海中行是被人捂死后丢进了苏州河，此案一直没有了结，海瑞又陷入了新的麻烦和灾难之中，失去儿子的海瑞之妻吴氏吊死在自己的房间。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吴氏自杀半个月后，海瑞夫人王氏因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随后，海瑞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老家海南。
15年后，海瑞以72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海瑞为官，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可是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海瑞去世的前几天，他还退还了兵部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竟不足以办丧事用。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江南的黎民百姓则为海瑞的去世悲嚎不已。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两种营生的店铺才开门，并且生意兴隆。一是布店，而且只卖得出白布黑纱，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为海瑞披麻带孝，供奉灵堂；另一个是画店，海瑞的头像在画师的笔下还未彻底完成，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抢购而去，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一个雨雾霏霏的日子，海瑞的灵枢由京师运回海南岛，丧船由秦淮河出发，两岸挤满了南京的市民学子、士绅官吏，还有当年南直隶境内的百姓们。两岸的哀嚎、两岸的泪水、两岸的依依惜别之情，依然如在城内。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
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作为一代清官的形象，海瑞戏在舞台上久演不衰。近来海瑞的研究往纵深方向发展，探讨海瑞的法律观，研究海瑞的法律事迹成为热门。然而，随着探讨的深入，海瑞的光辉形象却打了大折扣。
首先，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海瑞集》）从封建道德观来看，它的所谓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然而，从法治精神来看，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
海南岛海口市海瑞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