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王的地位上，刘禅总是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努力保持着高层的和谐状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和美妙”，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和美妙”的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岂不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书上说，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
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也说，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像对待孩子一样耳提面令地教刘禅的“亲贤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则委曲求全。
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而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伤，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帜。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道：“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而刘禅头脑却非常清醒，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的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后提出疑问道：“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
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之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琰的猜疑。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入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诿过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奴才而已。”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也不逊色，不失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
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一提刘季玉。
刘季玉就是刘璋，季玉是他的字。他的父亲叫刘焉，长期治理西蜀。刘焉去世后，刘璋成了西蜀之主。当时，相比较于中原一带军阀混战、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西蜀是比较稳定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民殷国富”。后来，刘璋为了对付汉中的军阀张鲁，请刘备来帮忙，结果开门揖盗，刘备的铁骑横扫益州土地，最后一直打到成都城下。
毋庸置疑，刘备进行的是非正义战争。可事情到兵临城下的地步，刘璋该怎么办呢？按照封建统治者的一般作法，是动员所有的臣子、士兵与民众进行顽抗，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另外，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不成功便成仁”，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壮烈牺牲就会受人景仰，就会留名千古，永垂史册。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慷慨激昂、冠冕堂皇“大道理”后面的真正意图是保卫帝王的“江山”……
刘季玉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窘迫的局面。可令人钦敬的是，刘季玉对此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措。请看《三国演义》对当时情况的描写：“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尚有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城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坠泪……”
《三国志》对这件事也大体上是这样记载的：“先主（刘备）至葭萌，还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这就说明，《三国演义》是按史实录的，没有进行艺术加工，刘季玉就是这样一个人。刘季玉不顾将士们的忠心相劝，轻意放弃江山，败坏自己的名节，其原因是不忍看到百姓们遭受更大的苦难……
这真让人感慨啊！这样的“人主”中国历史上多乎哉？不多也。刘季玉是凤毛麟角的一位。
刘璋投降了，西蜀百姓因此没有遭受更大的灾难，士兵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刘备占领益州后，却一直穷兵黩武，战争连年不断，天府之国千里沃野一片萧瑟，蜀民死伤无算……
后来，刘禅的做法与刘季玉十分相似。魏兵兵临城下，刘禅的儿子刘谌劝说父亲说：“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全胜。”可刘禅不听，还叱斥儿子说：“汝欲令满城流血耶？”在对待国家与人民的存亡问题上，刘禅更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在重大的选择面前，刘禅像刘季玉一样当断则断，放弃自己的“名节”和政治面子，尽量减少人民的损失与无谓牺牲，甘愿献出“江山”。如此决策，与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卖命的众多封建帝王相比，不知要进步了多少。
然而，投降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很不光彩的。中国人最讲究的是“宁死不屈”，是“斗争到底”，是“流血牺牲”，是“为国捐躯，是“杀身成仁”，其他什么也不计较，哪怕你是为了老百姓，为了挽救众多人的生命，为了社会的安定。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死人，少破坏社会财富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臣，不可以言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主导文化氛围里，人们不愿意接受失败的英雄，似乎只有干得轰轰烈烈的人才是英雄，否则就是狗熊。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悼客；见胜兆纷纷聚集，见败兆纷纷逃亡。”抬举强人、为胜利的英雄唱战歌，蹂躏弱者、对失败者踏上一脚，似乎成了我们民族的性格。鲁迅还说，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是乱捧与乱骂，比如把英雄说成娼妇，把娼妇说成英雄。
后来，人们之所以蔑视刘禅，除了在位时间太长外，主要是文化的因素在作祟。因为阿斗的谋略是从长计议，不考虑一时一事的得失，同计较一时一事的面子政治思维背道而驰，必然触犯了以儒家的思想为主流的上层观念。如果中国的政治家中多几个善于激流勇退的政治家，恐怕中国的专制也不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
古希腊人普鲁塔克说：“从历史中追寻和找出真实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这年头，不知怎的，历史也好，现实也罢，你越是正着看，越像是雾里看花，糊里糊涂；假若你颠倒过来，倒也能看出个一二来。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丫鬟，既可以美化，也可以践踏。
现在看来，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没有出现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社会的动荡。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要强得多。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为仁德明主。
唐朝，意淫的强大帝国
一说到唐朝，当今中国人就开始自豪，仿佛那是中国最辉煌的年代，那是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只是人们美丽的幻想。评价一个朝代的好坏，就像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一样，要看他大部分的时期的表现。唐朝强盛有几年？唐朝衰败堕落又有多少年？是强盛的时候多还是衰败的时候多？唐朝有多少发明创造？唐朝对中国的贡献有多大？
唐朝的腐败与堕落，给中原汉族留下了致命的打击。人们往往把隋朝的功绩归于唐朝，把唐朝的堕落迫使中国衰弱的危害归罪于宋朝。
有些人不善于分析复杂的背景客观的条件，只从一个简单的逻辑模式去看结果。大唐是个开放的国度，仿佛大唐一直就开放着，开放是大唐发明的。大唐以前中国不是个开放的国度吗？是谁打开的丝绸之路？是谁招引大批西域客商来的中国？是隋朝而不是唐朝。又是谁让丝绸之路被别人堵上了？是谁被阿拉伯帝国打败致使中国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使东西方交流中断，阻隔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又是谁让汉隋在西域开创的疆土丧失殆尽的？是唐朝而不是宋朝。中原汉族的悲哀正是唐朝造的孽。
盛唐的领土是虚空的，大片区域统治是不巩固的。大片土地是荒漠。南方大片领土还处于未开发地区，都没多少人居住。盛唐人口三千多万，有一大半居住在关中、河南等地区。沙漠荒原和城市农田都是土地，能一样吗？上海的土地和甘肃的土地能一样吗？所以，宋朝的真实领土纯度实力要比唐朝的领土纯度实力强得多。宋朝在形成之初就一点先天不足，它周边的所谓“蛮夷”已经不是停留在游牧时代，仅仅满足于掠夺的原始的部落联盟了，而是真正意义上割据政权。无论是大辽还是西夏都是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而唐的腐化，致使中原地区马匹稀少。中原的马大概都被饥民吃了吧？而战马在古代相当于今代的坦克，使“中原”军队没有“坦克”这是谁的错？
唐朝没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中土大唐的中心地带都没建设好，哪有理由往那穷山恶水土地贫瘠之地跑？因为大漠边关哪有我中土大唐的土地好？“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自古大漠边关，天气恶劣，中土大唐的人民是不会往那里迁徙的，那里没有户口管理更没有高额的赋税。如果没有清朝的开垦，即使初唐在西域建立再多的“藩镇”，也是白搭。因为唐朝不止把汉隋开创的西域丢了，而且还把东北、河北、山西、云南、四川等等之地的控制也大为松弛。中国现代的疆域是继承了清朝的财富。如果中国现在要是继承唐朝的疆域，那中国真是太小了……唐朝无能政府真实控制区域可能还没南宋大。
唐朝实行的是“外强中空”的兵力分布政策，而外强的是胡兵。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都有一多半的突厥血统而无半点汉族血统。他们都有自己的胡名，他们的士兵也都是胡人，所以他们对中原是冷血无情。安史之乱节度使专权，军人的地位奇高无比，他们大是一些冷血无情、杀人如麻的人。让他们掌握国家的命运，国家人民能好吗？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相继失陷，吐蕃的国势达到颠峰，数次攻入关中，更攻下长安。代宗时期的“防秋”，是每年秋季布置大量兵力于关中西部防御吐蕃。德宗联合回纥、天竺、大食、南诏，历经数代，才勉强摆平吐蕃，使西线得以安定。剑南镇在边防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必须要面对南诏和吐蕃的联合攻势，德宗起用韦皋为节度使后，才打开局面，重新联合南诏，数次大败吐蕃。吐蕃、回鹘相继兴起，西北马场不能保全，唐朝手中再也没有一只强大的雇佣兵力可平定藩镇叛乱，国事日衰不可避免。唐代中后期起，南诏国大肆入寇西南，劫掠人口钱财，使得唐代最后的一块战略后方也被破坏殆尽。
唐朝军事能力上的宏观布局在哪里？请问唐朝的战略眼光在哪呢？唐朝这样强盛，国家受一次打击就一蹶不振了？这样的强盛只能说是空有其名，名不副实。
咸享元年（公元670年），吐蕃发兵灭了吐谷浑，唐朝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被吐蕃夺去，唐朝派大将薛仁贵率十万大军进攻吐蕃，在青海湖以南大非川被吐蕃大军打得大败。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中书令李敬玄率兵18万与吐蕃军又战于青海，唐军再次战败。直到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才靠女人把领土夺回。
公元696年，曹仁师等28将攻契丹，全军覆灭，大将都成了俘虏。连处在原始阶段的契丹都打不过，别说以后的大辽帝国了。
公元751年，唐军8万人进攻南昭，结果唐军大败死六万人。公元754年，大唐又发兵七万人攻打南昭，结果全军覆没。中国历代很少有朝廷军队大败于南方民族的，只有常不敌于北方民族，可见唐军的无能，大唐很给中原人丢脸。
正是因为唐朝皇帝搞不定外族侵扰才设立藩镇。河北藩镇就为防御契丹、奚等族所设。唐朝后来又重文轻武，所以只能起用蛮人，所以才重用安禄山。安禄山打不过契丹人，大败后，看唐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已经腐败不堪、软弱可欺，所以起兵反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时单一民族契丹人战斗力和以后的由多民族组成的大辽帝国还不可同日而语。安禄山虽打不过还处在原始阶段契丹人，但对付软弱的唐朝却绰绰有余。所以，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那是不是意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