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告诉我们，军队近代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众素质。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自己的文明、智慧着称于世，但也留下了沉沙糟粕。伴随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而演进的军队近代化过程，充满了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新生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大特点。
事实上，从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和科学技术在中国军队内部开始移植、萌芽之时起，传统观念、落后意识和儒家文化，就顽固地加以抵制，竭力表现自己。一方面，军队的近代化被限制在以家长制为宗法社会组织的樊篱之中，从清末统治阶级到国民党统治者，都竭力贯彻“忠君”思想，强调遵行纲常礼教、儒家道德。
由于长期封建思想的熏陶，对军官层和士兵层的大多数人来说，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以此作为部队生活的准则；另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滋蔓起来的内倾封闭式小农价值观，也渗透到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各个环节。军官层中普遍存在着裙带风和恩师、门生关系。袁世凯、蒋介石所培植的北洋军阀体系和国民党新军阀，如果从观念形态上追根溯源的活，是可以从小农价值观的泛滥之中寻找到活水源头的。
透过军队近代化的外观，可以见到中国军队军官层中，普遍而广泛地熏染着自私而落后、散漫而懒惰、保守而不求进取等小农意识。同样，组成中国军队基本部分的，仍然离不开广大少有知识、近乎文盲的士兵层，军官中反映出来的各类弱点，其中一部分则于士兵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
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观念是一种社会的惰性。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中，那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所设置的种种规范，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
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几十年里，中国军队在兵器更新和采用某些西式训练方法以及军制等方面的部分改革中，受到了顽固守旧派的狂叫怒骂，受到反科学、反改革的封建陈腐教条竭力抵抗的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开始，这种正面冲突已经基本结束。但斗争依然存在，并更深刻地反映到了军队内部的肌体中。那种尊古贱今、墨守成法的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在兵工厂，进口了“第一流的设备”，而仍然卖力地制造着旧式武器；在军营里，“兵不谙器”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新式武器性能复杂，因而“停半演半”，弃而不用；甚至在战场上，将领们仍守古法，“各执其偏见，以为牢不可破”。先进的军事技术不断受到冷落，完全是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在作祟，这是延宕军队近代化进程的原因之一。
因此，扫除传统观念的影响，抵制落后意识的侵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促进军队近代化的必然前提。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从而划清了与地主资产阶级军队的原则界线。这个优良传统，必须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还告诉我们，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无可否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落后的中国，要改变现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不引进一些自己暂时还不能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就无法达到这样的任务。
上文所述，那种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封建保守思想，那种死抱纲常名教的封建陈腐教条，那种反对科学、反对新生事物的封建顽固态度，表现了对世界形势的毫无所知，是地道的落后意识观念，是设置在军队近代化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然而，当传统观念和儒家思想给人们带来的固执保守、盲目自大的神圣灵光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黯然失色时，又会盛行起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之风。这在清末新军编练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末新军编练之始，就强调“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都“按照西法购备”。在编练时，新军都以德国人或日本人为教习，编制不仿德便仿日。从编练的内客及方法看，均竭力全盘西化。清政府曾将《西法类编》、《德国陆军操典入门》等书分发各营，将书中兵法、军器、测绘、数学等内容，统统规定为必学范围，“责成营官以时诵习，务期逐渐通晓”；并将世界地图、亚洲东部地图、沿海口岸全图等，也“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指勇丁以为精通门径”。足见新军生搬硬套、盲目抄袭的程度了。
必须指出，这种盲目性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民主主义革命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是构成这一政权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基本特征之下，表现在军队建设上，则由盲目自卑进而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军事技术装备一切都好，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中国人什么都不如外国人。
正因这样，南京国民政府以无条件学习外国全部军事技术作为改革军队的终南捷径，把引进外国所有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加强军队建设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使中国军队近代化遭受窒息的又一原因。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建设，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性质、经济基础、道德规范和民族文化素质密切关联的。试图无条件地一味照抄照搬，把外国资本主义军队所适用的一切办法，嫁接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军队身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何况，西方列强决不希望通过军队近代化，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们提供技术、推销军火的目的，除把中国当作一个广阔的市场外，更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
他们不遗余力帮助袁世凯、蒋介石镇压人民，“围剿”革命力量，就是明证。由于长期的盲目自卑、崇洋媚外，使中国军队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处处仰西方列强鼻息而缺乏自主性，在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崎岖道路上艰难前进。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证明，一定要坚持民主主义，反对军阀主义。这是改造旧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袁世凯编练新军、培植北洋军阀集团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新军从编练之日起，就和湘淮军一样，具有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的特点。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是“淮军余孽”，不能谓之言过其实。
追本溯源，袁世凯本身就是淮军吴长庆的部属，是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所豢养之人”。小站练兵的基干部队是淮军官僚所练的“定武军”。“新建陆军”的绝大多数将领是李鸿章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
袁世凯掌权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竭力组建从属于自己的班底，大肆网罗人才，安插亲信，使所任将领，对袁重用无不时思图报之心，成为他的忠实爪牙。尤其是袁世凯对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更用广收义子或门生等方法，供其门下驱使。对一般士兵，则指使党羽进行宣传，把袁说成是大家的靠山和“衣食父母”。甚至在各营中，设置袁的长生禄牌位，让士兵供奉，使广大士兵只知以效忠袁世凯为己任。
就这样，北洋新军终于演变为袁世凯的禁脔——北洋军阀反动集团。这一集团同其前身在中国近代军队的发展史上，展示了两块完全不同的标记。
在封建军阀私人从属性方面，蒋介石比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上文所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势力，灌输纲常之教，在军队中逐渐编织了一种无形的同时又是无限禁锢的罗网。军队的全体人员，在“服从为军人天职”的口号下，“移学作忠”，效忠蒋家王朝。
长期以来，蒋介石竭力加强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并采取分化瓦解、拉拢腐蚀等手法收买异己，扩充蒋系武装力量。
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国民党实行了野蛮的“连坐法”和“作保法”，规定凡征兵、入军校，都须有地方保甲或族长“作保”；在军队中官兵必须“互相顾瞻，连坐牵扯”，一人犯法。大家受牵连，谁也不能脱身。这是落后的原始氏族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复生，是军阀主义在近代军队中的泛滥。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借用法西斯主义，渲染军国主义，要求全体军人“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做到“不成功则成仁”。集原始氏族制度、封建传统意识和西方法西斯主义于一体，这就是国民党新军阀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也足以说明国民党军队近代化之所以在取得比清末新军大的成绩之后，却留下了难以诊治的恶性病根之症结所在！
毛泽东曾指出，民主主义是铲除军阀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靠了这一武器，同军阀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坚持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用民主精神贯注于军队建设的始终，创造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等人民军队独有的军队民主的基本形式，这是人民军队能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始终从事于无产阶级壮丽事业的重要保证。
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军队的近代化必须要与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思想结合。只有代表人民大众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军队建设才有生命力。与清末新军和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处于极端艰危困苦的环境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但这个军队还是在向前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伟大转变。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支军队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一切反动军队无法做到的。人民军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诞生，在与极其强大的敌人——国民党军队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成长、壮大；人民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正是沿着中华民族为推翻黑暗、摆脱贫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路前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