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台遗址坐落在山东省长清县东南20公里处南大沙河北岸的一块高台地上。最先发现仙人台遗址的是长清县五峰镇的一位村民，当时他游过村南的水库，来到仙人台的崖头上砍树枝。一镰刀下去，猛听见一声金属的碰击声，循声看去，只见黄士中暴露出一个绿锈斑斑的圆形体。扒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带着三条腿的铜“香炉”。再仔细观察土层，发现里面还不止一件。他回家取来铁锨等，半天功夫，挖出八九件大不等的铜“香炉”和“大碗”，还有一些罐、“灯碗子”之类的陶器。他选出几件铜“香炉”和“大碗”送到济南市博物馆和长清县文化馆，受到县里表彰，并领回了作为奖励的奖状和图书。存放在家中的其他器物，有的被亲戚邻里拿去，有的则被当作废铜卖了废品收购站。20多年后，收藏在长清县博物馆中的那四件铜簋，引起了山东大学几位考古学家的重视，由此便有了1995年春天仙人台遗址的考古发掘。
南大沙河，是县境内的第二大河，那座水库叫钓鱼台水库，是1958年修建的。仙人台遗址就在水库一侧。现在这里表层土地虽已变得比较贫瘠，但在古代植被未遭破坏之时，这依山傍水的环境，确是难得的形胜之地。难怪明代的德王陵就选在这五峰山的南麓，直到现在，王陵的围墙仍屹立在山脚下。
考古学家们首先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找到那座曾被扰动的地方，发现那是一座墓葬，这同他们的推测正相吻合。当年那位农民挖到的是墓葬中放置随葬品的一个“边箱”，墓室和另外一座边箱保存尚好，被编为一号墓。
因为早已明确墓葬位置所以挖掘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不仅首先发现了青铜剑、箭头和玉器等文物。而且通过钻探，得知在遗址上共有6座大型墓葬。在编号为M3的墓葬中，墓主是一位戴着精美头饰和玉项链的贵妇人，用以陪葬的有铜鼎、铜簋、陶鬲、陶豆和陶罐等礼器。尤为重要的是里盖上铸有长篇铭文，表明墓主属于郝国。这是通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第一座寺阝国墓葬。万幸的是，这座墓葬距离断崖只有30多厘米，如不是此次发掘，很可能会随着雨水的冲刷而遭受与一号墓相同的下场。
一至三号墓的结构、大小和随葬品与大致相同。铜鼎铭文透露出寺国与齐国的关系，从随葬的器物组合和器物形制特征观察，这三座墓时代比较一致，属于西周晚期。
四号墓与六号墓并排而葬，方向一致，相距只有二三十公分，墓主有两位，可能是一对夫妻。其中六号墓是六座墓中规格最高的。它东西长4.6米、南北宽4.5米，随葬着拆散的马车车舆、车轮和各种铜车马器。二层台上殉葬一犬，形体高大，四蹄捆扎，作挣扎状，并戴有一串精致的铜项圈。墓主随身佩戴玉冠件3件、玉项链一串13件和玉璧、玉块、玉琥等礼器多件。放置铜礼器35件，包括鼎15件，簋8件、方壶2件、圆壶2件、搂孔带盖豆2件、小罐2件和扁壶、盂、舟等，另有陶器10件，铜编钟两套11件和石磐一套10件，以及铜剑、铜戟、盾牌和盔甲等。四号墓以车马器和铜器、玉器随葬，身份也相当高，但墓的规模要小得多。两墓时代大约同时，约当春秋时代早期。
墓地最西端的是五号墓，深6.2米，在棺椁的下方也有一个埋狗的腰坑，这种习俗可上溯至商代，表现了人类与狗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每座墓的棺底都铺有朱砂，这种习俗早在一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产生，朱砂的红色，是墓主再生的象征。葬俗上的这些共同特征，证明仙人台墓地属于同一族群和侯国，即寺阝国。
墓葬中出土的文字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六座墓共发现铸有铭文的青铜器7件，其中有两件铭文相同，均为同一字，其余5件铭文最短者20字，最长者达42字。其中明确属于邻国的就有四篇，铭文中“寺阝公”、“寺阝子”不止一见。据此，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一处属于古寺阝国的贵族墓地。考古学家们推测，其中的六号墓应该是部国国君，根据周代标志身份的“列鼎”制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享用铜鼎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即周天子用九鼎，诸侯以下分别为七、五、三、一鼎。六号墓随葬十五鼎，除一件特大者外，其十四件都是两两相同，它使用的应是七鼎之制，合乎诸侯之礼。另外墓中出土的一对铜方壶，通高63厘米，通体装饰华丽纹饰，器腹四面均饰高浮雕龙纹，双耳为立体兽首形，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据目前所知，春秋时期这类方壶一般都是诸侯王所拥有，其他出土文物如车马器、玉器、乐器和兵器等，也都显示出该墓的规格要远远高于其他各墓。这都是判定墓主人为一代侯王的证据。
仙人台六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品320余件（套），包括青铜礼乐器108件，兵器57件。因多未遭盗扰，棺椁结构清晰，器物组合完整，对于建立鲁北地区周代考古学文化年代标尺，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编钟、编磐成套出土，经初步鉴定都是实用器，为我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兵器中有一件铁援铜内戈，系将钢铁两种不同的金属熔铸为一体的，这在春秋时期的考古中尚属首见，对于研究金属冶炼史、正确认识我国古代的科技水平，将发挥其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推翻两千余年来的传统认识，证明春秋时期寺阝国的地望并非如汉代学者所说，远在鲁国以南的寺阝亭，而是在鲁国以北的长清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