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地听完了这一切的何云，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无限感慨地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天上的满月，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后来，他随队来到了延安，成为抗大总校二大队五分队的一名学员。从那时起，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他，经历了终生难忘的一段军政大学的火热生活。每天，出操上课，像海绵一样地汲取知识，努力学习政治军事、文艺理论课程。课余，他经常为抗大报投稿，还积极参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纺线、缝衣、做鞋。由于学习刻苦，工作积极，他先后被评为抗大模范通讯员和生产标兵。
在校期间何云虽然得到了这些荣誉，可自己没有为之所动，他深深地懂得，同那些在革命征途和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和烈士们比起来，自己还差得很远。在他心里，早日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继承先辈们的遗志，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那才是他真正的夙愿。想到这儿，他决定明天就向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并决心用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一个月后的一天，何云身穿灰军装腰系皮带，手持三八大干儿，头顶着烈日挺立在抗大校园的大门口站岗，汗水顺着他的额角从军帽下流出，打着补丁的军装背后已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打这里经过的熟人们都以一种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可何云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仍目视前方，立正站好在那里一动不动。
“何云，你怎么在这里站岗呢？”从这里经过的二大队王队长问他。
“大队长，听说国统区来了参观团，警卫排另加了任务，站岗的人手不够，整党期间队里大家都忙，所以我就来了。”
“这么说，你是主动要求的啦？好样的！哎，对啦，我有事儿正想找你。换岗后，你立刻去我那儿一趟。”
“是！”何云敬礼回应道。
王队长回到大队部，一进门就问正看文件的赵副队长说，“是谁安排五队学员去大门口站岗的？就是警卫排另有任务，人手不够需要大队支援，咱们可以安排其他人嘛，干嘛让下边儿学员去？他们好不容易从前方到这儿来学习，平时又是上课、学习、听报告，又是开荒种地、纺线做鞋，还要搞活动、做宣传、演节目。恨不得一人长出三头六臂了，咱们再怎么着也不应该占用他们的正课时间嘛。”
“老王，你是问何云站岗的事儿吧？这是他们那个一起来学习的演剧队许队长安排的，现在他可是五分队的副队长，本来我也想安排其他人去，是他主动向我要了这次任务，我就没好意思再推辞。”
“算了，就这么着吧，你可是主管行政内务的，下不为例啊。还有，我看这何云表现不错，他们支部开始讨论他入党的问题了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整党期间暂停发展。当然，我听他们支部书记说，最近也讨论过他们几个积极分子的入党问题，准备以后发展，大多数人没意见。就是老许好像不同意发展何云。”
“又是这个老许，为什么呢？”
“他说何云年纪轻，嘴上没毛办事儿不牢，是个不爱汇报思想的闷葫芦，还说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对同志缺乏无产阶级感情，见死不救。”
“好家伙，这么一听，这人儿不大，可帽子不小嘞！那就稀奇了。可熟悉他的人当中，却没谁这么说过呀。”
“是啊，我也没听别人这么说过。”
“咱们分析一下，这话靠不靠谱。就拿他的出身来说吧，前两天我去中央礼堂听报告时，就遇到边区银行的南行长向咱打听何云的表现，还说他的名字还是首长本人起的呢。还有，我的老战友乔寅虎也曾说过，何云是他从洪洞老家带出来参加革命的。还说他的家原本富裕，后因父亲早逝，就分家败落了，他走后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艰难度日。要我说，姑且不论他出身如何，是不是剥削阶级家庭，单凭他是家中独子，刚刚十三，就能得到母亲的首肯，毅然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救国，仅这一条，咱就不能不对这位目不识丁却懂得忠孝难两全和精忠报国的母亲肃然起敬啊！他母亲识得大体，也教子有方，难道不是吗？再说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重出身成分，却不唯出身成分，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关键是要看本人的革命目的和现实表现如何，你说，对不对？”
“报告”一个清脆的女人声音一下打断了他们俩的对话。
“进来”
只见留着一头齐耳短发的五队女学员刘芳推门一进来就劈头盖脸地说：“大队长，赵副队长！咱是看不惯、也想不通，这才来提意见，反映情况的。”
“是刘芳啊，请坐！你可是咱们这儿出了名的火爆性子，一点就着啊。不过你也是小学员们最敬重的老大姐，说话有代表性。什么意见啊，快说吧。”
王大队长一边让座一边倒了一茶缸水递给她。刘芳也不客气，接过来咕噜咕噜地一饮而尽，顺手一抹嘴即开了口，“是这样的，咱就是对许队长让何云去大门口站岗有意见，他这样安排是有意的。”
“刘芳，我想还不至于吧。这说不定是你们许副队长对小何儿的考验和磨炼呢。这俗话说得好，刀在石上磨，钢在火中炼嘛，响鼓也要重锤敲啊。”
“考验、磨炼？我看未必。”
“那你说是什么？”
“是成心整人，是打击报复。”
“你和许队长打从前就是一块儿的，那你说说，这整人、报复是从何说起呢？”
“事情是这样的，那次转移路过一处高山峭壁，我们演剧队有一名年轻体弱的叫李佳雨的女队员，因为连续行军连累带困，又赶上天黑风大，她一脚踩空不幸掉落悬崖，小何正好在她后边被风吹得迷了眼，所以没来得及拉住她。事后他自责的不得了，可许队长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那天，他还以男同志那边挤不下为理由，说小何儿年龄最小，让他和我们女同志睡一处。打那儿开始，在他许队长眼里的何云那是拖着鼻涕，嘴上没毛，办不了大事儿的小孩子，永远长不大。临来时，韩司令员送小何儿一匹大洋马说是奖励他战斗有功。可许队长却说他是搞腐化、搞特殊。其实来延安的路上幸亏有这匹马，又是驮背包、粮袋儿、武器，又是让体弱走不动的女同志骑，可小何儿自己一次也没骑过。来到这儿以后，他思想进步，少言多行，学习努力，劳动积极。队里该干的不该干的，许队长都交给则成，可他从来都是欣然接受、毫无怨言。这次又是许队长明明知道他闹肚子刚好，又正忙着给抗大报画报头、写稿子，可他还是强调没人有空儿去站岗，这不明摆着就是让小何去嘛。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啦，给他提意见，他也不理不睬，没办法，所以咱才来大队部反映情况。现在，就请两位大队长评个理，给个说法。”
“报告”换了岗的何云这时也径直来到了大队部。
“进来”
“大队长，赵副队长，哎，刘姐，你也在这儿呢哇？”
“老赵，你们接着谈吧，我和他出去一下，何云，咱们走。”
说着，大队长拉上他快步出了大队部所在的窑洞，随后两人边谈边顺着黄土路向校外的酸枣丛那边走去。
“小何儿，站了一班岗了，累不累？”
“不累！在前方那么艰苦都挺过来啦。现在站个岗又算得了什么。大队长，不瞒你说，那时咱累极了，行军时都能拉着前面人的背包带儿边走边睡呢。咱就有这本事，你信不信”
“信，信，咱又不是没在前方呆过。好，咱不说这个啦。前天，你们晋绥军区有人来延安，顺便给你带来了一封信和一小包东西。给。”
大队长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和一个沉甸甸的小蓝布包儿交到何云手上。他一时等不及，就当着大队长的面拆开信来看。眼瞧着何云的脸上逐渐阴沉了下来，大队长不明所以，又不好问，只是担心地注视着他。
这时，何云已看完信，用手指慢慢地拆开用线缝着的小蓝布包，接着打开了一层又一层的黄油纸，两块亮闪闪的银元出现在眼前。他托在手上，又仔细地看了看，若有所思地想了想，然后很郑重地交给了大队长。
“这银元咱不能收，也不该收。既然退不回去，那就上交组织吧。”
“上交？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何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将手中的信递给了他。大队长带着疑惑，低头看起信来，上面是这样写的：
则成弟：
见字如见面。我乃你杨顺伯伯杂货店的账房先生马晓亮，冒昧打扰不为别事，只因你前次来本店购置纸张、颜料时，付了你娘给你的大洋两元，当时杨老板深知你们是为抗日所用，本不想收，但苦于部队的纪律，又有长官在旁，怕为你招惹麻烦，故只能暂且收下。你们走后，鬼子飞机轰炸，小店不幸中弹，你杨伯伯腿受了伤，杨伯母及小儿子、儿媳、孙子全部遇难。我们现已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予以照顾，你无须惦记。在转移前几日，他托我无论如何想办法将这银元交还于你。他说如不能办到，他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死去的亲人。
临行前他还留下一句话，再三叮嘱帮他转达于你，大意即“盼望则成吾侄与弟兄们，尽其所能，保国为民，驱尽倭寇，光复河山，以替吾及吾家人、乡亲报仇！九泉之下，吾乃死也瞑目也。”
受人之托，我必忠人之事。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晋绥八分区的方克强长官，他答应一定将信和银元转呈与你，我才欣然离开。
书已至此，望弟保重。且且。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见大队长一脸严肃地慢慢合上了信，何云忍不住感慨道：“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场抗日战争已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忍耐力达到了极致，无论是浴血杀敌的军队，还是深陷战火的百姓，人民付出的血泪太多、太多了，都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是啊，我一样有同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已有十三年啦！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我们中华民族头上的侵略、战争、死亡与苦难是不计其数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和斗争。据我所知，眼前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要见分晓啦。就目前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来分析，鬼子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啦。我相信，在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没错，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儿了。不过，依咱的估计，即使抗战胜利，从皖南事变的教训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来看，那蒋介石、阎老西儿、傅作义……这些国民党的中央系和地方势力派也不会轻易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的，说不定这仗还要继续打下去呢。所以，大队长，咱想向上级提个请求，等这期学习一结业，就让咱立刻回前方去。”
“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儿战略眼光。不错，在战后国民党将对我党采取什么态度和策略的问题上，我也深有同感。不过，这话也就是在延安说，要是在国统区，小心你被扣上破坏国共合作的罪名啊。至于学习完，你能不能上前方，那可不一定。你小子年纪轻，能写会画的，又属于参军多年有前方政治工作资历的老同志，不少单位可都惦记着你哪。再说，如果大反攻，各方面肯定都缺干部，你留在后方工作也是蛮有理由的，本人表现好，又是家中独子。”
何云一听就急了，一把从大队长手上拿过那封信，抖了抖激动地说：
“这杨伯伯家和咱家是世交，他老人家倒是有三个儿子，可又怎么样呢？大儿子和我爹一样得肺痨死啦；二儿子被中央军抓兵，忻口会战时阵亡啦；最后小儿子也同他的家人一道被鬼子飞机给炸死啦！现在也只剩下杨伯伯孤苦无依。还有，南京陷落时，鬼子屠城杀害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很多家庭和家族全都是惨遭灭门之灾。再有，鬼子扫荡咱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我要是没出来参加抗日，在家里也说不定早死了。所以等学习一完，无论如何我也要回前方去。”
“你小子可真是出名的倔，一条道儿走到黑。好吧，我尽量帮你向组织上争取。可要是不行，咱丑话说在头里，你也得服从组织分配啊。还有你杨伯伯还你的这两块银元当初是你娘给你的，所以还是你留着，就全当是作个纪念吧。”
“大队长，你就收下吧。算是咱交的党费，还不行吗？”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啊。”
“在新军，党组织不公开，说是让咱年龄小的在党外长长翅膀，可到了这儿又赶上整党期间不发展，但总有一天咱会是的。”
“没错！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的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到那时，如果咱们还在一起，那就由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真的？大队长，你说话算数。”“我说话算数，一言九鼎。”
其实，一直以来，何云的心里早就认定自己是党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