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中有我——第二军事学校的秘密斗争
兰州市保密局
1926年秋，牛化东同志接到陕北定边党组织的通知，派他和吕振华、贺元勋、丁广明四名党员去兰州国民革命军第七方面军刘郁芬所属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时，在第七方面军政治部工作的钱清泉（共产党员）也带领中共陕北特委派往甘肃、新疆开辟工作的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从榆林到了定边。他们一行从定边出发，经过银川时，留了8位同志帮助建立国民党宁夏党部，同时也建立中国共产党宁夏特别支部，其余的同志于1926年年底到了兰州，文化高的分配到省党部或政府机关工作，低的进了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少将军衔的校长杨其祥，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是第二军事政治学校，那么，第一军事政治学校在哪儿呢？他接着回答说，在苏联，是列宁办的。当时在牛化东的印象里，杨其祥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其后，在“清党”中杨其祥就被撤换了。钱清泉（当时任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常到学校讲课，他长于演说，极富鼓动性，听众的注意力常被他的讲话所吸引。来校讲课的还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宣传部部长（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委员）马凌山、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书记）胡廷珍、国民党左派人士延国符等。军校学生中，有我们党的秘密支部，支部书记马尔逊，是个大学生，牛化东和他同一个班。支部书记和党员个别联系，党员之间没有横的关系，但从行动表现上，他们也都能猜测到谁是共产党员。虽然，他们听说兰州的张一悟是共产党员，但他们这个秘密支部与兰州之间没有横的联系。
1927年，国民党中央武汉“分共”会议后，蒋、汪合流，背叛革命，冯玉祥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武胜关，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钱清泉、马凌山、胡廷珍、王孝锡都被迫离开了兰州，来军事政治学校讲课的人，全换成了国民党党员，如骆力学、苏振甲等。这年冬天，有天早上出操回来，异乎寻常地不宣布解散，牛化东他们正在纳闷时，忽见甘肃省督办公署的军法处处长，带领全副武装的四五十名士兵，手提镣铐，向他们走来。军法处处长拿出名单，逐一点名叫人，牛化东等20多人被叫出队列，带上了镣铐。在叫人的过程中，班长许肇基走到牛化东的身后，悄声问他，带有什么东西没有？牛化东偷偷地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递给了班长，并请班长问一下马尔逊是否带有东西。班长许肇基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很同情革命，在危急时刻，冒着风险，为牛化东他们进行了秘密掩护。被抓的人员中，有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其中还有一些军官的子弟。他们被拷上后，押解到省政府后花园军法处，分别隔离关押起来。关押的地方都由两个持枪的卫兵双岗看守，如同看管“重犯”一样，监视得很严。当时，弄不清是谁叛变出卖了他们，牛化东很想和监禁在隔壁的马尔逊通通消息。他扫视了一下房间，房内有一盘土炕，炕上铺有席子，地下放有火炉、火筷等物。牛化东就顺手拾起火筷，在炕席下往马尔逊房间的墙上凿洞。洞打开了，牛化东给马尔逊递过去了一张询问的纸条。马尔逊、吕振华、贺元勋等人依次秘密打通了墙壁，从此，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极隐蔽的秘密联系。马尔逊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求牛化东他们要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保守党的秘密，绝不能暴露党的组织。监押期间，一天放两次风，但很少有交谈的机会。被提审的人都受了刑。
一天晚上，牛化东被提审，审讯室里有七八个人，其中有持枪的士兵，地上还摆满了刑具。军法处处长亲自审问，在问了牛化东的年龄、学历、籍贯后，接着就问牛化东是怎样到军事学校来的。牛化东回答是政治部主任钱清泉招收来的。军法处处长又追问：“钱清泉是共产党，你知道吗？”牛化东说：“他是什么人，当然你们是知道的，我怎么会知道他是共产党！”军法处处长又问牛化东和王孝锡一起开过什么秘密会议，牛化东立即否认：“没有开过任何会议。”这时，军法处处长就提出：“王孝锡的笔记本上为什么记有你们的名字？”从这句话中，牛化东恍然大悟，逮捕他们，原来和王孝锡的笔记本有关。牛化东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王孝锡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不光是他，恐怕所有来军校讲课的教员，他们的本子上可能都记有我们的名字。后来，果然从苏振甲（国民党教员）的笔记本上，发现记有更多学员的名字。这次审讯，牛化东也受了酷刑，两腿压了杠子痛得不能走路，监押的卫兵把他架回了牢房。
经暗通消息后，牛化东得知，所有被审讯的共产党员，在刑讯逼供中，都经受住了考验，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没有一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可有些非党群众，因忍受不了酷刑，反而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在押的军官，在逼供下，有的乱供和招认某某军官是共产党员，某某和他们开过秘密会议等，从而，在军官中引起了混乱和不安。也有的在承认是共产党员后又翻了供。这样，使军法处审理了一个多月，越审越乱，无法结案，不得不草草结束，给牛化东他们卸掉了镣铐，但把关押他们的监狱改名为“三民主义”学习班。虽然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却仍不给牛化东他们一点自由。学习班办了三个多月，最后进行了一次考试，牛化东他们都取得了“好”成绩。从这时起，人数天天减少，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又过去了一些日子，支部书记马尔逊也不见了，牛化东他们怀疑是不是分批拉出去活埋了。正在此时，牛化东接到通知，要他准备好行李，牛化东暗想“这下可能要活埋我了”。
这天下午，来了一辆洋车，让他装上行李，坐到车上，由一位副官把牛化东送到小稍门，他们初来时住过的地方，此时是无线电传习所。所长是个年龄较大的少将，他分配牛化东搞所里的基建，经常上街买东西。有一天在街上他和吕振华相遇，据他说，除马尔逊外，所有的人都回到军事政治学校了，但学校的党组织没有人负责，并说，兰州不是久留之地。他们俩就商定回定边找组织去，谁有机会谁先走。
从此，牛化东常跑到黄河边，找筏客拉关系，想从水路离开兰州，不久便结识了一位靖远筏客。一天，所里给了牛化东70元买东西，还剩20元，牛化东就去找那位筏客，坐上他的筏子，顺流而下，到了吴忠。然后，步行回到定边，向党组织汇报了兰州的情况。一个月后，吕振华也回来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甘宁青特委时期兵运活动梗概
孙作宾
1931年11月底前后，杨虎城将军派孙蔚如军长任甘肃省宣慰使，带领三十八军（十七师）由西安开往甘肃。进驻兰州时，已届年关。孙蔚如即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宣慰使署”，杜斌丞先生担任参议、秘书长，由孙出面主持甘肃省的军政。
我随三十八军到兰州不久，大约在1932年的1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李玉清（山东人，人称李大个，此时在三十八军军部担任电台台长）同志与我联系，并介绍了常黎夫、马豫章同志的关系，接着我又认识了马济川、邬逸民、吴景鳌等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分子杜立亭等。
这时，孙蔚如以宣慰使署的名义，任命靖任秋（党员）为组长，由姚绍芳和我参加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去点验王子元部（王系陕西省安边县人，原为冯玉祥旧部第七师之残部）。经点验确定该部为旅的建制，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辖一、二、三团，每团下属三个营。旅长王子元，副旅长张东皎（党员，陕西省横山县人）。紧接着，孙蔚如又任命姚绍芳为该旅参谋长，任命我为中校参谋主任，李罕言（党员，湖南省长沙人）为副官长，王儒林（党员，甘肃省靖远县人）为军法主任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苏士杰（又名苏醒民，党员，陕西省渭南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渭华暴动）为教导队队长。
与此同时，陕西省委派王兆庆同志（陕西神木县人，据说是省委军委领导成员）来到靖远县找我，在介绍王子元旅中张东皎、李罕言、石子健等同志党的组织关系时说：“这里党的力量是雄厚的，省委要你们以王部为目标，在该旅筹划发动兵变。”王在布置任务的同时，曾多次给我们讲：现在国际上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世界的尖锐对立，国内是两个政权——蒋介石政权和我们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峙的局面，斗争是很激烈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在旧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要以秘密策划、组织发动兵暴为主要方式，以建立工农红军或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为主要目标。据此，党组织曾作过几次研究，并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全旅组织发动兵暴。并商量如果王子元不同意举行全旅兵暴，就把他捆起来，由我们带领全旅，北上占领宁夏。
在王子元旅的内部，有我党两个秘密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组织上指派我担任支部领导成员，主要负责兵变的策划、组织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军官支部的党员有张东皎、牛化东（团长，陕西省定边县人）、王儒林、苏士杰、吕善东（又名吕振华，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陕北人）等同志。一个是士兵（包括尉官）支部，石子健（排长，陕西省佳县人）担任支部书记。现在还能记得的党员有：连长杨林（又名杨培育）、杜鸿范（机关枪连连长，陕西省米脂县人，杜斌丞先生的儿子）、张国威（连长，甘肃省靖远县人）、张秀山（排长，陕西省佳县人）、教导队分队长常焕章等同志。
3月的一天，李罕言同志突然急促地告诉我：“张东皎争取王子元发动兵变未成，再加上又派吕振华带领一营部队背着王子元开往定西，王子元即刻翻脸，立即扣押了张东皎、王儒林同志。”我们得知此事后，经多方面说情、营救，王子元才答应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释放了张东皎。王儒林被软禁在一家商号里，我以旅参谋主任的身份到商号里和王谈了话，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后，以“叫王儒林到旅部去一趟”为名，将王儒林送出靖远县城。
王子元解除了张东皎、王儒林同志的武装，不仅使原来确定好的兵变计划落空，而且党组织随时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拟把王子元的部队拉出去一部分，单独组建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我仍以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合法职务为掩护，继续留在旅部，侦察动向，收集掌握情报与组织联系，以配合建立我党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武装。
据王儒林同志在靖远县多次给我讲：他和张东皎同志被王子元解除武装后，先后到了兰州，联络了杜润滋、谢子长、邬逸民、吴景鳌等许多同志，共同策划在靖远如何插起革命红旗，组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他还说：此时，正值王子元旅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同志到兰州接领军装、枪支弹药、军费和新颁的印章图记以及旗帜等，计有军装2000多套，步枪100多支，步枪子弹2万多发，大烟土3000多两……这批装备和经费一到手，张东皎、谢子长、杜鸿范、王儒林等同志，雇用皮筏子由黄河水运抵川口上岸，再用骡驮转运到皋兰山后。同时，召集所属部下近百人，由杜润滋、王儒林同志出面讲话，宣布了起事，脱离王子元部干革命，当工农红军。接着，绕山路、渡黄河，开到靖远县境内的水泉堡，插起了有斧头徽号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编制是：姜耀同志任大队长，谢子长同志任政委，杜润滋同志任参谋长，邬逸民同志任秘书长。大队之下编为三个支队，杜鸿范同志任第一支队司令，张东皎同志任第二支队司令，王儒林同志任第三支队司令，共计一百二三十人，近百条长枪和若干支短枪。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水泉堡插起红旗后，立即贴出标语，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等革命主张和口号，使农民群众知道了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王子元获悉张东皎、谢子长、王儒林、杜鸿范等同志截去枪支、弹药和军装，在水泉堡插起红旗后，惊慌恼怒，急派亲信周维邦（营长）为总指挥，梁占胜（骑兵营营副）为副总指挥，奔袭包围水泉堡工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指战员在姜耀、谢子长同志指挥下，奋勇抵抗，击毙周维邦，打伤梁占胜。但此时，张东皎同志为了争取瓦解敌旧部，进一步扩大战果，站起来向旧部张丙辰喊话，不幸被敌人冷枪击中被俘。敌威胁劝降，张东皎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严词斥责，遭敌杀害，壮烈牺牲。一支队司令杜鸿范同志也负了伤。激战至傍晚，游击队撤出阵地，向雪山寺、兴仁堡、海原和宋家河畔转移，并派人联络沈毅民（营长）、张国威、张秀山等同志率部与游击队会合，同到罗山建立根据地。但被王子元察觉，派其侄子王治邦带一营兵力到海原下了沈毅民、张国威、张秀山等同志的枪，并扣押起来。当天晚上，王子元向我征求意见说：“你是宣慰使署派来的中校参谋主任，是把他们押送到兰州交宣慰使署按军法处置呢？还是在这里就地枪决呢？”我抓住张秀山同志曾救过王子元性命一事，就说：“人家能救你一命，你今日就不能饶人一命？要干事、做事情，就得团结各方面的人，要有海量，何况人家还救过你呢！”王子元心有所动地说：“宣慰使署知道了要追查我怎么办？”我拍着胸膛说：“这有什么要紧的！你知道，我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不要让参谋长姚绍芳知道，我不会向外说，宣慰使署不会知道。”于是王子元把张秀山同志叫进屋子，歇斯底里地大骂起来，我从中还和解说：“要念旧恩，要有海量！”王一直骂到快要天亮时，才大喝一声：“都给我滚出去！”我一直陪了一夜。为了张秀山同志彻底脱险，事前和几位同志、朋友凑了100多元，转交给张秀山同志作为盘费，让其立即离开靖远。在靖远县期间，我和县善后（禁烟）局长姬伯勋（党的同情分子，陕西米脂县人）结交为要好的朋友，在这里建立了党的联系和接头的据点。在此期间，姬伯勋先生为党做了一定的工作。
6月间，刚刚建立了不久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园子河等地整休时，杜润滋、王儒林同志转告我说：谢子长同志返回陕北，杜鸿范同志因负伤到外地治疗，邬逸民、吴景鳌同志西上兰州，还有几位同志跟马仲英到新疆去了。鉴于骨干力量减弱，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就将原一、二支队合并到第三支队，由王儒林同志担任司令，杜润滋同志担任政委兼参谋长。游击队在他们几位同志的领导指挥下，为了扩大影响，由会宁、靖远两县交界西上，经宋家河畔、西原、平滩堡，渡黄河绕道北山，兵分两路，再返回水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