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回到定边后，得知攻克安边的是三边地方武装部队，即调动部队，趁我榆林增援部队未赶到之前，一举夺回安边。为了尽快攻下安边，王伯祥又电请马敦静多增派步兵和炮兵。马敦静当即回电答应增派驻灵武的马英才师长带一个步兵团（一说是营）和一个重迫击炮连（携带迫击炮8门），立即赶赴前线；同时，马敦静任命马英才为前线总指挥，王伯祥为副总指挥，共同指挥作战。
6月16日拂晓，王伯祥在马英才未赶到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率其本部骑二十团（欠一连，驻守盐池）和由安边逃回来的骑十九团及张廷芝的清乡团（欠一营，留守定边），以及赵级三的骑兵支队共计3000余人，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安边反扑过来。当时敌人的气焰异常嚣张，人喊马叫，乱喊反动口号：“打进安边城，活捉牛化东！”“吃牛肉、剥牛皮、抽牛筋！”敌人行至砖井时与我骑兵侦察小分队接触，在气势汹汹的敌人面前，我骑兵侦察小分队抵抗了一阵，撤出战斗，退回安边。敌人紧追我骑兵侦察小分队之后，两个多小时就赶到安边城下，沿边墙将安边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
王伯祥完成围城任务后，将指挥部设在城西一个树林子里，由于马英才率领的炮兵未能赶到，白天没有攻城。到了晚上，王伯祥怕我军偷袭或者突围，所以用轻重机枪和所有火力疯狂地向我军阵地进行扫射，彻夜枪声不绝，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当晚敌人围城的战斗序列是：敌骑十九团沿长城包围城北城东，二十团沿南山根底包围城的正南和东南，张廷芝清乡团及赵级三骑兵支队包围城西和城西南。当时我们守城部队的次序是：二团一营守城东，三营守城西，定边游击二大队、靖边游击三大队守城南，二营守城北。牛化东副司令员的指挥部设在西街的万发店。我军各部迅速进入阵地后，除少数人在掩体里监视敌人外，其余人原地休息待命。敌人盲目放枪，为他们自己壮胆，所以，我军一般很少开枪还击。
6月17日天亮以后，敌人停止了射击。远方传来了敌人运送炮火的汽车轰鸣声……战斗暂时相对平静，它预示着将有一场更加激烈的搏斗！
上午，马英才率部赶到安边城外，情况越来越严重。敌人明显地摆开了决战的架势，炮火越来越猛烈。由于敌人不断地发起猖狂进攻，我军东、西两关的前沿阵地逐渐缩小，工事毁坏严重，人员也有少量伤亡。当时，我们指挥部的电台又发生了故障，与驻吴旗的三边地委中断了联系，一则得不到地委的指示，二则无法跟外边的部队取得联系。但整个部队的斗志仍很旺盛，政工人员也不断加强对战士的思想教育，全体人员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敌人决一雌雄。
当时，三边地委对安边被围极为关切。电台失去联系后，地委一面组织坚壁清野，指示分区贸易公司等机关单位转移到靠近甘肃华池的二道川一带；一面指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郝玉山带领军分区教导队200多名学员，前往安边解围。
6月17日的下午，敌人的炮火更为猛烈了，城内不少居民的房屋被炸毁，有些群众被炸伤或炸死。敌人一面狂轰滥炸，一面大耍政治手腕。他们强迫一个老百姓给我们指挥部送来了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限我军在4小时以内投降，否则，他们将用大炮把安边城夷为平地，要我们与城堡同归于尽。牛化东看罢敌人的来信后，立即指示秘书给马英才、王伯祥写了回信，让他们认清形势，为了人民利益，为了个人安全，迷途知返，留有后路。不要为一时得手而冲昏头脑，执迷不悟，继续与我军对抗，将来绝对没有好下场。当时，指挥部给了送信人一点大烟土，放他出城。送信人一出城，指挥部就立刻转移到城东南原新十一旅旅长陈国宾所住的大院。
我军三天前没有主动撤离安边，已形成被动局面，当天晚上再不突围，即有全军覆没的可能。于是，指挥部当即召开了二团和各游击队营、大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当天傍晚突围问题。会上，牛副司令员首先作了自我检查，说明自己对地委指示执行不坚决，对敌情判断有误，对形势分析不准，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所以，造成部队被围，而一时又突围不出去的被动局面。但他毕竟是久经考验、有勇有谋的我军优秀指挥员，他最后的态度是坚决的，提出了当晚以“梅花阵”形式突围的战斗方案。正当牛副司令员发言之际，敌人向指挥部驻地及其附近连发了几颗炮弹，其中有一颗炮弹穿堂而过，炸伤一位姓陈的媳妇，炸死一个姑娘及一老头。牛化东见此情景愤怒地说：“敌人如此狂轰滥炸，又对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这笔血债，迟早总要跟他们算的！”牛化东发罢言，孙润华、邓国忠、王金璋和二团团长李友竹、政委王世杰、参谋长郝耀等都在会上作了简要发言。大家讨论的结果一致同意当天傍黑以后突围，并且同意牛副司令员的“梅花阵”突围方案。所谓“梅花阵”，即前边放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开路，左右两翼放两支力量较强的部队掩护，再放一支部队殿后，其他部队和地方政府以及伤病员放其中。同时，还讨论确定了几条突围具体措施：一是突围时间，放在天傍黑以后。估计敌人打了一天仗，这时正在做饭吃，趁此间隙，冲出城去。二是突围路线，确定部队一律出西门。因为西边是敌人进军的来路，敌人指挥部又设在西树林子里，他们认为我们不敢向西边突围，兵力可能较弱。三是在突围之前，二团三营用强硬火力，坚决顶住西关外敌人的进攻，保证部队撤出西门向南移动时，右翼不受敌人火力威胁。四是地方党、政机关和安边县游击队，统由王金璋率领，跟随大部队一块撤离，并要做好撤离前的群众工作。五是大部队撤离时，二营和定边游击二大队留两个班的兵力，在城内牵制敌人，以掩护大部队顺利突围。当大部队撤至安边马圈梁之后，放火三堆为号，告诉城内坚守部队最后从暗道里撤离安边。六是统一规定了当晚部队的联络信号和口令等等。当晚的口令是“红星”，突围时每人左臂系一块白毛巾或白布。会后，各营（大队）干部迅速回部队向下逐级传达了当晚的突围计划，并普遍作了撤离前的思想动员。
当天夜晚，气氛异常紧张，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敌人虽暂时停止了炮轰，但零星射击仍不间断，城外到处是火光闪烁，浓烟滚滚。大部队按原定方案，在天刚一黑，就进行突围。不出我们部队首长所料，这时敌人正在吃饭，我大部队就利用这个空当，顺利突围出去。当敌人发现我军突围时，大部队已经全部安全地从安边城突围出去了。虽说有小股敌人予以拦截，但被我们的先头部队一冲就将防线冲垮了，使整个部队迅速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地退到安全地带。最后留在城内迷惑敌人的少数部队也安全地撤离了。
在陕甘宁边区三边保卫战中
史继法
1947年，国民党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发动进攻以后，我中断了三边公学的学习，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了陕甘宁边区三边保卫战及以后解放宁夏的战争，经受了战争的洗礼。这是我一生难忘的重要时期。下面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些回忆片段。
离校支前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邓宝珊等23万人的兵力，向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主席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只有两万多人，形势是严峻的。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主力15个整编旅14万人，从陕西洛川、宜川向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保卫战正式开始了。
3月19日，胡宗南侵占延安后，宁夏马鸿逵部整编十八师之暂九旅、一六八旅、骑兵第十旅及两个保安团和马鸿宾部八十一师一个步兵团共16000多人，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西北部之三边分区进犯。当时三边分区的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吴旗地区地方武装只有警三旅八团、1945年起义后新编的十一旅两个团、一个骑兵团及新组建的回汉支队，不到5000人。三边领导人采取了分兵守城的错误方针，3月24日敌人进攻盐池城，十一旅一团损失一个连，被迫撤出。4月3日敌集中进攻三边专署所在地定边城，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警三旅八团在定边城南暗门战斗中失利，防守县城的十一旅二团及三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连夜突围，撤子侧翼配合进占了羊圈山，我的家乡定边县第二区被敌侵占。
1946年冬，当时我在三边公学学习。马鸿逵部骑兵侵犯盐池边境，三边公学由定边城迁到吴旗县山区金佛坪，1947年春迁回安边县城，3月由安边城撤到靖边县南部山区崔涧村，以后又迁到吴旗县山区榆树坪。学校撤出安边城后已不能正常上课，同学们陆续参军或被分配到地方做支前工作。当时我对三边战局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只是感到局势不利。由于从小生活在老解放区，上学后受党的教育，对共产党毛主席坚信不疑，相信解放军会取得胜利。1947年4月18日，我在三边公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随即分配到三边后方医院工作。那时我只有16周岁，也许党组织考虑我年龄小，才把我分到后方医院做些工作。
后方医院是战争爆发后临时组建的，归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卫生部领导，主要任务是治疗伤病员。院长是三边专署卫生所所长侯东海同志。说是医院，实际只有几个医生，20多名护士多是一些学生，窑洞是病房，门板就是手术台，医药就更缺了，全套手术器械只装几只木箱子，两头毛驴就驮走了。外科医生是高霁同志。这时医院设在吴旗东北70里外杨清川山沟里的瓦舍村，后来又转移到志丹县的张高庙。到医院后分配让我当保管员，由我保管的只有若干匹白布，是为伤员做被褥、绷带用的，算是医院较大的一笔财产了。
当时医院里的伤员有几十人，大都是在定边暗门战中负伤的。这次战斗，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警三旅“铁八团”损失很大，有些伤员还没能撤下来。在医院里我遇到羊圈山检查站的方站长，是一位老红军，在抗击马鸿宾一个团向定边西南羊圈山进犯时头部负了重伤，不能说话，后来又摔了一跤，不久就牺牲了。我的家就在羊圈山附近，战前回乡时还见过他，所以觉得很难过。他的伤可能是颅骨骨折或淤血压迫神经所致，如果是现在，肯定可以治好。
司令部的见习参谋
我在后方医院只工作了一个多月。一天，军分区卫生部部长陶光忠来医院检查工作，说是三边分区司令部还要一些三公学生，问我愿不愿去？当时在三边地区，三边公学算是最高学府了，设有地方干部训练班、中学部、民族干部培训班。三公的学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政治上可靠，所以部队也是很欢迎的。听说司令部已经有不少三公同学，我就欣然答应他了。
5月下旬的一天，医院给我找了一匹马，一支七九步枪，跟随军分区供给部部长樊希英去司令部报到。从志丹县的张高庙到吴旗的宁塞城，八九十里的山路，樊部长骑的是走马，走得很快，我骑了一匹笨马，颠簸了大半天，下午才赶到。下马后两腿发麻，肩膀也被长枪压得酸痛。当时我比那支步枪也高不了许多，好在小时候在家乡还骑过马，总算一路平安。吃饭后稍事休息，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涛同志接见，谈话后被分配到一科（作战科）当见习参谋。所谓见习，就是见识学习，带我的是陈参谋，是位有经验的老参谋。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写个花名册，抄写个材料，跑腿找个人，陪同参谋值班，这就是我开始时的工作。从此，我就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开始了军队的生活。
宁塞城是吴旗县宁塞川一处较大的村庄，据说古时候是宋朝抗御西夏的一处重要城堡，现在城堡已无痕迹。三边军分区司令部驻在这里，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二团的部队也在附近的凤凰寺一带整编。
原来定边暗门战斗失利后，三边地委在杨塘凹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暗门战斗失利的教训，研究贯彻彭德怀、习仲勋的指示，巩固山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在盐池失守后3月28日，彭德怀、习仲勋曾给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来过电报指示，要三边“以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为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对入侵之敌实行困扰，封锁城市，寻机歼敌”。三边地委未坚决执行。鉴于定边暗门战斗后，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警三旅八团损失较大，原来有1900余人，撤下来的不到1000人，副团长王正川受伤被俘，1945年起义后新编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胁迫数百人叛变投敌，二团不足1000人。三边地委扩大会议决定二、八团合并，由十一旅二团团长李树林任团长，由警三旅八团政委惠世恭任政委。不久，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同志因坚守城市，定边战斗失利犯了错误而被调离，由郭炳坤继任三边地委书记、三边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边地委根据马鸿逵侵占三边后的形势及彭、习领导指示，决定以地方部队二团为骨干，大力发展各县游击队，巩固以吴旗为中心的盐池、定边、安边、靖边山区根据地，依托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困扰城市，寻机歼灭敌人，最后收复三边。当时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有四个科，一科为作战训练科，科长是郝耀、副科长马赛；二科是侦察科，科长是莫阳；三科是通讯科，科长强亮功；四科是管理科，科长党守忠。每科也只有五六个人。战争爆发后到司令部工作的三边公学同学有赵光祖、贺玉益、刘志强、赵光善、李天存、王志诚、贾培廉等八九人，有的当见习参谋，有的当报务员，还有几个在政治部当干事。虽然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学历比我高，但能有这么多同学在一起，战争虽然很艰苦，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6月间，我不幸得了一场病，拉肚子，可能是痢疾。多亏贺玉益同学精心照料，后来又送到卫生所住院治疗。卫生所在一个山村，老乡的窑洞里一盘大炕上铺一层谷草就是病床，没有毡子褥子，只有自带的一条薄被和一条褥单，因为学校转移背不动，褥子里的棉絮早已丢掉了。冬暖夏凉的“神仙洞”——窑洞，初夏还是阴森森的。卫生所没有什么药，每天只服几片大黄苏打片。就这样躺了二十多天，真是老天保佑，经过这样简单的治疗，我的病竟然一天天好了。不久就又回到了司令部，转移时，别人步行，照顾我骑到参谋处驮行李和文件的骡子上。副政委杨林开玩笑说：“这个小娃娃，不能走路还得骑骡子。”
收复三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