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了以后，高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子庄，你是咱们的军事家，你看这样定怎么样？”我是列席会议的，又不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讨论时不便发言，高峰既然征求意见，我就大胆谈了看法。我说：“军事家不敢当，不过我对今天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同大家的意见有点不相符合。蒋马有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
马鸿逵这个人确实胆小、谨慎，也害怕丧失自己的实力，但正因为如此，在胡宗南严令之下，他不得不做积极的配合，来的兵力不会少，甚至会倾巢而出。1946年，我们打大同的教训值得注意。原先估计傅作义不敢来援，结果傅作义倾巢出动，大同未能拿下。马鸿逵也可能像傅作义那样，不会只派四个团，可能会派出八九个团来进攻。他有十七八个团的兵力，宁夏又有黄河天险，没有后顾之忧。对此，我认为我们对形势的严峻性应该有充分的估计。”我还声明：“我不是怕死，组织决定我去野战或去守城都行，我坚决服从。”我没有敢明说不守城，实际上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座的地委委员和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都在冷静地思考着。高峰听我这样一讲，怕再一讨论，又否定了刚刚形成的决定，忙说：“噢！你是这么个看法。”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吴志渊和赵文献在鼓楼南巷曾议论过，认为我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但随后又说，既然会议已经定了，军事上的事又不太懂，只好作罢。这是后来听说在绥德义合会议上高峰、吴志渊等做检讨时反映出来的情况。吴志渊和地委其他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认为有必要，是可以提出来请地委重新认真加以研究的，也许这个错误的守城方针能够及时得到纠正。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失去了一次挽救的机会。会后，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将这个方案上报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张仲良批示“同意”。
后来彭总知道了，认为不妥，遂于3月28日致电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指示三边在敌人进攻时应“以警三旅八团和十一旅为主，着手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对入侵之敌实行困扰、封锁城市，寻机歼敌”。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它明确指出三边地区在敌人入侵时应采取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不要坚守一城一地，与敌人进行阵地战，警三旅八团和新十一旅的任务是进行游击战争，成为游击战争的主力军，同时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要坚守城市，而应主动撤离城市，放弃城市，让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其力量。我军则应依托山区，对侵入城市之敌实行困扰、封锁，积极寻找机会歼灭敌人，不应消极防守城市，被动挨打。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否定和纠正了三边地委的错误方针。遗憾的是三边地委和军分区没有来得及迅速贯彻。在三边地委会议以后，吴志渊专员带着电台和密码已先前撤到山区海底涧，高峰留守定边却没有电台，不能和联司直接联络。吴专员收到彭总和习仲勋的电报指示后，本该立即派人送到定边，海底涧到定边只有90里地，骑马一天就可以赶到，但因当天刮大风，延误了一天，失去了第二次挽救的机会，导致了我军暗门战斗的失利。
胡宗南侵占延安以后，马鸿逵认为有机可乘，迅速派出其主力整编第十八师之暂九旅、一六八旅及骑兵第十旅等步骑七八个团及炮兵营，共1．6万余人，分三路向我三边进犯。
1947年3月20日，马鸿逵命令其整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率该旅直属部队及第一、第二两个步兵团和保安第二团、骑十旅第二十团，还有一个炮兵营，由金积、灵武出发，经磁窑堡直向我盐池县城扑来。由整编第十八师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率该旅五O四团及骑兵第十旅十九团，从银川出发，由石嘴山渡过黄河，绕经鄂托克旗大庙飞三段地向盐池进发，掩护卢忠良主力部队左侧。另有马鸿宾部一个团，由中宁经盐池南部苏堡子进犯定边西南90里处的羊圈山，从右侧对我进行钳制。
当时，三边军分区由新十一旅一团赵级三部防守盐池县城，并与盐池县地方政府共同组成了城防指挥部，由县委书记郭子清任政委，军队地方统一指挥。盐池城内基干自卫军组织了一个连，配合一团守城。
3月22日，得到盐池的报告，发现马鸿逵部开始进犯。野战军司令部郭宝珊副司令员和我即率警三旅八团赶往盐池城东30里的盐场堡，准备支援。我命通讯班把电话线拉到一团团部，以便随时保持联系。
3月24日拂晓，敌人开始进攻盐池县城。不久，刮起了大风，电话中断，盐池情况不明。八团遂沿着长城向盐池靠近，黄昏时到达盐池县城附近，这时一团已经撤出了盐池县城。在城东南角上，工事比较坚固，一团二营六连在那里防守，在连长刘兆平指挥下，他们打得非常顽强。赵级三在撤退时，未通知这个连，致使该连被敌包围，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刘兆平及部分战士被俘。
盐池撤退是守城指挥部决定的，迫不得已，不得不撤。但赵级三未通知二营六连撤退，损失了一个连，则是错误的。一团撤下来以后，杨林副政委把赵级三训斥了一顿，说那么好的工事，守不住，什么队伍，是狗熊。高峰后来到定边东关看望撤下来的一团时，又批评撤退是错误的，还坚持说应该坚守。一团打了败仗，挨了批评，情绪不好，高峰派我去做稳定工作。3月27日下午，司令部突然通知我和赵级三进城去开会。这时因刮大风，谣传附近发现敌人骑兵，我忙于处理这个情况，未及时赶去参加。这次会上，有人认为赵级三不可靠，决定调出学习，让我到一团当团长。还有人建议在这次会上，下赵级三的枪。这些情况，事先我都不知道，会后，高峰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如果组织已经定了，我就服从，如果是征求意见，我以为时机不对，这样做恐怕会影响起义部队的情绪。同时一团是赵级三一手带的兵，我去了也不好办。”当时郭宝珊也在场，听了我的意见后说：“那就算了吧！”高峰也同意郭的意见。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
后来，郭宝珊和我带领八团和一团到红柳沟、羊圈山一带，转了3天，寻找歼敌机会。羊圈山有马鸿宾一个团，集中据守在一个山梁上的工事里，我们无法下手。当时我们的力量只能歼敌一个营，一个团是啃不动的。这一带缺水，老百姓每户只有一两个水窖，靠蓄积一点雨水和雪水。生活，近2000人的队伍，喝不上水，十分疲劳。4月1日，部队回到定边城南暗门、彭滩一带待命，一团靠山边，八团靠城郊，沿长城布防。到暗门后，郭宝珊进城汇报情况，高峰书记说，你们回来了好，就休息两天吧。
当时，我不同意部队撤回定边城郊，我同八团政委惠世恭讲过，应该沿山畔把部队拉到白湾子一带，然后看情况再定。在山区我们有主动权，在平滩地区，敌人的骑兵就很不好对付。郭宝珊不同意我的意见。
部队到暗门以后，我们派出了一些侦察小队去侦察敌情，但是侦察部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对敌人的行动没有掌握。
4月2日，暂九旅旅长卢忠良，率3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开始向定边进攻。骑兵十九团先到定边城郊进行搜索侦察，探听定边的虚实及八团的位置，骑兵二十团在右侧掩护步兵由盐池向定边城前进。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率五O四团驻守盐池。
4月3日晨，敌主力到达定边城郊。卢忠良令骑十九团、二十团在左右两翼活动，令暂九旅一团向定边城北形成包围态势，二团向西南迂回包围，保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时，敌人对我八团情况还不清楚，未敢立即攻城。当敌人探明我八团在暗门一带时，卢忠良即以主要力量转向八团进攻，以暂九旅二团为先头攻击部队，并以骑十九团从右翼、骑二十团从左翼向八团迂回包围。
当日清晨，暗门四周十分平静，我们对敌人的行动全然不知。早饭后，暗门的西北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开始是零星枪声，不多时，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八团是仓促应战，被迫抗击。我军沿长城南北方向从郑大墩到暗门布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郑大墩一个烽火墩制高点上，八团据险死守，敌人也集中火力兵力重点攻击。战斗很激烈，伤亡惨重。
从上午9时到下午3时，经6小时的艰苦抗击，在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下，我军弹药不济，八团开始后撤。八团政委惠世恭前来向我报告：“不行了，顶不住，应该后撤。”我即向郭宝珊副司令员报告：“顶不住了，应该撤退。”郭严肃地责问：“撤退？往哪撤？！”我碰了钉子，作为参谋长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时，后勤部部长樊希英请示我：“怎么办？”我说：“搭驮子，往山里撤！”但这时已经晚了，八团纷纷后撤，建制也乱了，后勤部的一些物资都丢了。
当时，战场上一片混乱。开始，部队还是有建制地交替撤退的。我们的部队一撤，敌人就用迫击炮、山炮进行拦截，后面步兵追击，特别是敌人两个团的2000多骑兵从两边横冲直撞，我军开始混乱，人自为战，溃散逃跑。八团政治处主任李清春在撤退中被敌炮弹击中，光荣牺牲。八团团长王正川腿部受伤，被敌俘虏。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苏晓蒙拉着马在前边不远处等着我，我叫他：“赶快上马走！”苏晓蒙随即上马撤出。
当我和警卫员何万里、谢品升往出撤时，敌骑一个白马连，一个黑马连向我们包围过来。这时分区骑兵连还在跟前，这是由新十一旅骑兵排，税务局缉私队和机关的一些马匹临时编组而成的，有七八十骑，连长是张占奎。我命令骑兵连向敌人射击，趁机冲出。谢品升带着一支步枪、一支短枪，还背着我的公文包。在撤退中碰到一个机枪射手，他哀求地说：“参谋长，我实在跑不动了，机枪咋办呀？”那时一挺机枪是很珍贵的，我就让谢品升下马把机枪带上，耽搁了一下，又被敌骑截住。到了马沟泉，我看他跑不出去了，右边有一条沟，不深，沟西还没发现敌人。这时一团副团长高昆山和我跑在一起了，我就说：“昆山，跳沟吧！”他稍一犹豫，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射来，他的马被打死了，我下马提了支枪就跳下沟。到了沟底，有个不高的土坎，但怎么也爬不上去，我蹲下让高昆山踩着我的肩头上，他则让我先上，我上了崖坎，又把他吊上去。上了沟，我们又跑，他让我跑快点，我的腰痛跑不快，就说：“你先跑吧，不要管我，分开来目标小点，人多了目标大，不好。”这时，我的警卫员谢品升被敌人俘虏了，何万里也跑散了。我一个人跑着，敌人隔沟还在射击，我随即蹲下，敌人以为打着了，便不再打了，我趁机跑上了山梁。在这里碰到八团退下来的一些战士，我就告诉他们：“互相传一下，到油房涧集中。”
下午5时左右，我正跑着，发现前面有骑兵连的人，正在山梁上蹲着观察。我就对一个战士说：“你跑快点，到前边让骑兵连张连长等我，我的马丢了。”跑到骑兵连跟前，张连长让战士康维新把马让给了我。这是打兴武营时夺得的一匹战马，鞍子破烂，还没捆肚，绑了根麻绳。不管怎样，有匹马，敌人就休想抓住我。当我随骑兵连往出冲时，敌人2个骑兵连又包围过来，我们骑兵连一些人怯敌，不敢冲过去，掉头就向西南方向跑去。前面又遇到了一条不深的沟，被堵住了，战士们聚集在一起，挤成一团。我一看危险，搞不好都让敌人活捉了，我喊他们让开，纵马一跃，跳上了沟坎。这是一匹经过训练的战马，幸亏它带了头，其他的马也都跟着跳了上去。上了山梁，到了一个烽火墩前，看见敌人黑马连正犹豫不前，我命令骑兵连：“不要怕，压着，放近些，集中火力打！”有些战士只怕敌人追来，急忙放了一排枪，敌骑随即退走，这才算冲出了重围。张连长留下来收容队伍，我就去了油房涧。晚上见到郭宝珊副司令员，这时觉得屁股疼，脱下裤子一看，才发现麻绳捆肚把大腿勒了一道血痕。
郭宝珊副司令员比我先撤一步，遇到敌骑兵追击，也被迫跳了沟。翻过沟恰巧碰到了高昆山，高让郭先走，他掩护。这时郭副司令员的马也丢了，正在发愁，突然看见他的一匹小马就在附近。这是一匹正在驯养调教的小马，郭“嘟！嘟！嘟！”叫了几声，小马闻声跑了过来，郭宝珊就是骑着这匹小马跑出去的，是小马救了驾。高昆山为了掩护郭宝珊，不幸被俘，先押到宁夏，后转到兰州监狱，1949年解放前夕，惨遭杀害。暗门战斗的失利，是坚守城市错误作战方针的必然结果。这次战斗失利，对三边地区的局势造成了严重后果，影响重大。三边地方部队主力在这次战斗中受到重大损失。警三旅八团，原来有1900多人，暗门战斗中伤亡很大，到油房涧一带陆续收容起来的不到1000人。新十一旅一团，原来近1000人，盐池、暗门两次战斗打下来，只剩二三百人。
暗门战斗失利，坚持守城的高峰也于4月3日晚被迫率分区司令部及新十一旅二团从定边突围撤出。盐池、定边、安边、靖边几座县城相继被敌侵占。由于原来要坚守城市，所以粮食草料不但未做疏散坚壁，还决定把山区的粮食也要运往城里。专署曾指示安边县政府，城里至少要准备2000人一个月的口粮。但因被迫仓促撤退，大批粮草为敌所得，造成后来三边地区粮食危机。1948年夏，三边主力部队不得不转战陇东。更严重的是，暗门战斗失利，加之延安被敌侵占，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三边地区的干部群众一时思想混乱，一些人悲观失望，认为“这回完了”。少数目光短浅、革命意志薄弱者自首变节，投敌叛变。三边最大的恶霸地主头子、惯匪张廷芝也趁机回来，当上了“三边保安司令”，组织起了还乡团，反攻倒算。盐池、定边、安边、靖边4县区、乡基层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有的被抓，有的被杀。三边地区一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起义不久的新十一旅，未经改造好的一些人也趁机反水。军分区骑兵连一个骑兵排，原是新十一旅骑兵排，暗门战斗中冲出敌人的包围，后来又叛变投敌。新十一旅二团从定边突围撤到海底涧、沈口子一带，团副参谋长许万海企图鼓动新十一旅副旅长柴明堂逃跑，被我发觉逮捕。那是一天下午，部队决定转移，许万海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不多时间就装作小便几次出去。朱子春察觉不对劲，偷偷地跟出去观察，发现许万海根本没有小便。立即向组织汇报，将许逮捕，枪毙在沈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