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最后发言，同意毛泽东报告和会议讨论中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东征的总结，指出现在的形势是抗日与卖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中间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党的帽子。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有的群众已经看到：“共产党得势之时，即中华民族独立之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党，他说：“只要党成了千千万万人拥护的党，革命就成功了一半。”故策略方面，要坚持统一战线，勿被“左”的和右的情绪所动摇。他指出：党的基本口号仍是“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苏维埃红军要做抗日的火车头”。对东征回师后的战略方针，张闻天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要以西北国防政府为主要一环，在目前形势下将行动方向“移向甘肃”，进行西征，同时又指出“将来还是要向东”。张闻天1936年5月9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太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进行西征的决定。5月1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5月下旬至6月上旬，各路部队相继踏上征程，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进军。至7月底，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占领了定边、盐池、豫旺、环县四城，开辟了一块纵横八百余里、与陕甘老苏区连成一片的新根据地，并为适时配合红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及其以北地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做好准备。
接待美国记者斯诺
太相寺会议后，张闻天即返回瓦窑堡。这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希望到陕甘根据地采访。他列出了一张问题单，请人带到了瓦窑堡。单子上面开列了十几个问题，涉及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方针以及对日本、对英美、对苏联的估计和政策，都是国际上关心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前来采访。通过回答斯诺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可以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和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革命根据地接待外国记者采访，这是第一次。
张闻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于1936年5月15日专门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杨尚昆、吴亮平、陆定一等。张闻天就回答问题的指导思想发表了意见：“我们主张统一战线反对日本”，“我们立场站在反日统一战线上，故回答方向放在日本方面去，因此需顾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人民之利益，要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张闻天说明，我们的总方针是在国际关系上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同一切不反对中国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他还指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关键，是要使英美各国认清它们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中国要处理好同英美各国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要向外国记者说清楚，日本侵略中国，危害与威胁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危害与威胁英美各国的利益、太平洋的和平与世界和平；我们对日本的在华利益要取缔，对同情、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各国的在华利益要顾及。关于“是否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张闻天表示，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我们都欢迎。关于“对美国政府与群众希望什么”的问题，张闻天说：美国是反对日本的，我们欢迎。但美国目前是消极的。有部分美国人认为日本侵略对美国影响很少，是错误见解。我们希望美国能更积极反对日本，并应联合各国。关于对英国的关系，张闻天指出：英国外交现在是在歧路上。英国希望与日本共同妥协后瓜分中国，反对苏联，是不可能的。日本侵华影响到英国在东方的统治，对英国是不利的。英国应改变政策。本段所说斯诺的问题单子、5月15日会议情况、张闻天发言内容，均据1936年5月15日中央会议记录。
斯诺于6月间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于1936年7月初进入陕甘根据地。7月9日到达安塞百家坪，第二天正式访问了周恩来。大约在7月13日，斯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博古主管“外交部”，负责接待工作。他接到周恩来发来的斯诺即将到保安的电报后，就在他住的窑洞隔壁“外交部”内为客人预备好了住处。当时，在这一排窑洞居住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及随同他们的机要科、写印组，林伯渠和他的中央银行。这排窑洞位于保安城东南一座山的山麓。为欢迎斯诺，还开了一个热闹的晚会，毛泽东、张闻天都出席了。晚会上除演出节目外，大家还拉三位女红军蔡畅、刘英、刘群先（博古夫人）唱歌。她们唱了一支《渔光曲》，由邓颖超定音起头。斯诺高兴地为她们照了相。访问刘英谈话（1980年8月16日）。
斯诺到保安后同中央领导人进行的第一次谈话，就是由毛泽东回答他早先递送的那张问题单子上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根据5月15日中央会议讨论的精神做了回答。斯诺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这次谈话。斯诺说明：“谈话先是全部用英文写出，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这次谈话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题，载美国《美亚》（Amerasia）杂志1937年8月号。中译文收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部分内容写入《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三篇《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经将这篇谈话同1936年5月15日下午1时开始的中央会议记录对照，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显然是答复斯诺到陕北之前、5月就已送到中共中央的问题单子。故笔者判断这次谈话先于7月16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一次。因此，7月16日毛同斯诺的长谈并非通常所说的“首次”，而是“再次”。由于7月16日访问记和9月23日访问记（《论统一战线》）内容对当时局势特别重要，更为受众关心，斯诺将它们先行发表（1936年11月5日定稿于北平，11月11日发表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WeeklyReview），是合适的。斯诺同毛泽东再次长谈（7月16日，主要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问题）以后，即于7月19日采访张闻天。张闻天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诺写道，洛甫“用英语和我谈话，谈话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洛甫给我讲了自传”（自传后来在尼姆·威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发表），并“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作答”。斯诺在保安期间同张闻天还有过“多次简短会晤”。7月19日的谈话内容广泛而深刻，涉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特点、道路，关于党的历史、党的建设，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等方面。斯诺在他的名着《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在保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中，为了让读者了解“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以便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用相当大的篇幅“转述了洛甫的话”。后来，又将张闻天同他谈话的内容，以《洛甫论党的问题》为题作为单独的一篇（第十二篇），写到他的《红色中华散记》中去。张闻天向斯诺阐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说明“现在同过去的主要差别是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政策作了调整，以适应把民族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需要”。张闻天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以至对中国的政治主权最大的直接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现阶段所关心的，是要取缔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我们主张立即没收这类企业，剥夺其经营权，来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造福。对于其他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愿意采取温和的方针，按照苏维埃法律购买其重大利益，对帮助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或同我们合作的列强给以特别的照顾。”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三篇《在保安》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节和《红色中华散记》第十二篇《洛甫论党的问题》。引文据《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这同5月15日中央会议讨论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根据地后，广泛报道了“红色中国”与红军的真实情况，积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为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的工作铺路的人。对斯诺的这个评语出自毛泽东。转引自吴黎平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写的前言，见该书第6页。
开展白区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张闻天担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令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工作在当时形成两个重点：白区工作和联合东北军工作。张闻天和毛泽东配合合作，把这两项艰难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瓦窑堡会议一开完，张闻天就把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转变白区工作的策略提上了议事日程。在1935年12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具体讨论了北方局的工作。张闻天就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和领导人员提出了主导意见。他指出，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此处和本段以下引文均见张闻天1935年12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派谁到华北反日斗争最前线去当此重任呢？张闻天挑选了刘少奇。他同刘少奇在上海临时中央期间开始共事。他赞赏刘善于从实际出发，有独立见解，敢于坚持原则。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很少有人像刘少奇那样对白区工作熟悉，富有斗争经验。实践已经证明，20世纪30年代初临时中央将刘少奇的正确主张作为机会主义来批判，并进行组织处分，完全是“左”倾路线的错误。从那以后，刘少奇在党内的作用就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张闻天看到，现在正是起用刘少奇的时机。会前，他先同刘少奇个别交谈，要他肩负这项重任，刘表示接受。张闻天在会上说明自己已经和少奇“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的情况，郑重提出：派刘少奇去，以“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的名义，“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他还指出，“中央代表机关的设立更需要社会化”。对于北方局的工作方针，张闻天提出：“主要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也就是从实际出发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具体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政治局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提议，作出了关于北方局工作的决定。此后，北方局工作由张闻天分管。1936年4月5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明确“北方局甫管”。
刘少奇（化名胡服）于1936年春到天津就任中央代表（后为北方局书记）。他贯彻张闻天提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北方局工作方针，很实际地去了解环境，了解情况，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他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结合党内教育和实际工作，切实纠正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过三四个月，北方工作就“有了基本的转变”。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不仅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引文见《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1936年7月，刘少奇派王同志带致张闻天汇报北方局工作的长信到保安。张闻天和中央领导都很重视北方局创造的新经验。8月5日，中央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了“指示信”。8月9日，张闻天给刘少奇回复了一封信。这封长信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出版的《张闻天选集》。对北方局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张闻天指出，对蒋介石系派别，我们党应“揭破”其“欺骗”，利用其“允诺”；“要善于经过各种社会团体在某些抗日问题上公开向他们提议实行统一战线”。“同其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亦应具体进行。”还明确指出，“陈铭枢派应很好的与之合作”；在华北，对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中的工作“现在特别重要，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并且“特别要抓住官长工作”，改变过去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错误做法。对于各种群众运动，张闻天也一一提出指导意见：工人运动，“应该从底下做起”，“不是争取公开，而是利用公开”，即“利用合法”，“所有同志应到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中去活动”；要成立学生委员会，挑选学生领袖，让他们在党的学运方针指导下开展具体工作；要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领导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对于文化工作的同志，“更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与机动的领导方式”，“狭小的左联、社联等组织应该取消”；“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Ｃ．P是应该取消的”；吸收入党的公开的学生领袖、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白军官长等，应该是秘密党员，“特别党员”，他们应“埋藏在内部”，以适合于所处环境的方式利用公开身份进行活动。总之，要克服“一切旧的关门主义的传统”，“迅速转变斗争的方式”。针对北方局工作的现状，张闻天指示：“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
张闻天同刘少奇紧密合作，很快在党中央与北方局之间建立了两条秘密交通线，并设置了秘密电台。通过无线电密码，张、刘之间联系频繁。对于刘少奇的请示、询问和建议，张闻天十分重视，总是及时给予答复。从总的策略方针、重大事件到具体的经费、人员情况，张闻天都及时向刘少奇通报、安排、指示。对此，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材料中坦然地说：1936年“兼管着北方局的白区工作”，写过“对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的看法的材料”，“对北方局来电写些复电”。张闻天1968年6月8日写的一份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