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强调“集中统一”，这封信一方面承认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件尖锐地揭露，连年不绝的内战与不统一，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同时，信件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作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纲领。在信件中，中共中央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使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实际上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中提出的统一条件作了公开的具体答复。
这封信明确地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它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信件向国民党尖锐地提出：“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公开信最后说：“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前已指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是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写的，直接的动因是答复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方面的“八月来信”。所以，信中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的分析、批评，对他们公开所提纲领、方针和秘密所提谈判条件的评论、答复和建议；信中对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以来救亡图存的一贯主张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阐述，“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立即开始具体实际谈判的表态，以至使用“贵党”、“蒋委员长”的称谓，都表达了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和精神，体现了张闻天提出的“揭破其欺骗，推动其动摇”的策略思想。同时，这封信又是在接读了8月15日的“国际电报”之后改定发出的，所以信件中加进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至于用什么口号来代替“抗日反蒋”，还在酝酿之中，语言一时没有确定。曾有过“请蒋抗日”（8月12日洛甫等致朱、张、任电）的提法，显然不够准确。“联蒋抗日”，虽然客观反映了策略的目的和主要内涵，但是对中共和蒋之间的关系、蒋的被动以及此事实现须经过一个过程等等，难以体现出来。因为蒋氏对抗日、对统一战线还是在动摇之中，他还并不真心想同共产党联合，他也还没有放弃对苏区与红军的包围和进攻。所以，还要通过政治、军事的各种斗争，造成一种局面，使得蒋介石别无选择，不得不同意建立这种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统一战线。既然“请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提法均不贴切，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又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蒋逼迫的过程，那么，用一个“逼”字（起先用“迫”字），就最为恰切了。1936年8月30日在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用“迫蒋抗日”来概括党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后采取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936年9月1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页。在党内发布，向全党说明党的策略方针转变的内容和必要性。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的发布，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定。这个指示精炼地阐述的策略、方针，成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行动的纲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以“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
在适时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对蒋方针问题以后，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指出，统一战线，根据目前形势应有部分修改。他根据八月政治局会议和“国际电报”所作政治指示，总结了一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许多成绩，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决议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认识上的不足，策略上的欠缺或失当，对新的形势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部分修改、调整，策略内容的充实、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张闻天指明，“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即用各种办法推动正在动摇中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走向抗日。张闻天对“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作出新的解释：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同情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上面；对蒋的进攻，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张闻天还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9月17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文收入《张闻天选集》，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九月会议是八月会议的继续与深化。因而这个决议贯彻了八月会议的决定，又吸收了“国际电报”的意见，同时也鲜明地体现着张闻天本人在八月会议上阐述、九月会议报告中加以发挥与系统化的策略思想。
《决议》向全党阐明，“在目前形势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南京政府“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决议》在准备进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及时提出了不少极其重要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如：绝不放松对于南京政府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出发，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加强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决不放弃党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在统一指挥之下保持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充分注意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一致性，等等。如果说，实践证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只是在宣传上发挥了作用，那么，这些策略原则则一直指导着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的复杂曲折的谈判。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党在统一战线中都坚持和运用了这些原则，并在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九月会议后产生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同八月会议后产生的“致国民党书”和“逼蒋抗日指示”一样，表明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善于使党的策略适应新的形势，变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这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