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科生的比较文学教学为什么需要改革
比较文学在1998年重新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必修课程后，在学科建设与课程教材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始终面临着如何使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相适合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首先主要表现在，许多人将“比较文学”课理解为“比较文学概论”课，将比较文学的学科内容锁定在比较文学学科概念、方法论、研究对象、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纯理论问题上，向学生传授的是应该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作为研究生的课程固然十分适宜，但作为本科生的课程教材，则过于繁琐和抽象，对大二、大三的本科生而言偏难、偏于枯燥。众所周知，本科生的“本”字是“基本”的意思，本科生之所以叫“本科生”，就在于他需要掌握某专业领域的基本知识与素养，过早地要求他们从事具体的研究，对文学学科这样的需要长久积累才能具备研究能力的人文学科而言，是不甚合适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学历层次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因此，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课不应该主要传授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而应该以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宗旨和目的。而现有的以讲授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比较文学概论”的课程体系，则很难实现这一目的。
其次，二十多年来流通的比较文学“概论”、“原理”类的教材，大都过多糅入了哲学、美学、西方文论、文化理论等相关学科的内容，导致教材篇幅膨胀，每每长达三四十万字以上，内容上也日趋驳杂。要在有限的课时（一般为三十六节课时）内消化这样多的内容简直不可能。文科教材应该追求概括凝练，以便使授课教师在课堂上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与空间。比较文学教材篇幅的膨胀，使得教师连教材上写的内容都无法全部复述完，教师的教学主动性、主导性难以体现，教学效果势必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比较文学教材内容的驳杂化，也使比较文学课与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等其他课程出现了许多重叠与交叉，影响了比较文学课程的独特功能与独特作用的发挥。
再次，自从1998年起教育部将“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以来，在不同的大学一直存在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之间的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的现象。一些老师不愿下力气更新知识结构，对比较文学有排斥心理；许多大学一直没有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必修课来开设，甚至在号称全国规模第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文学院都是如此。许多大学的文学院的教师们仍然习惯于按照老办法讲授只有欧美（西方）文学的“外国文学”，即以欧美（西方）文学代替“世界文学”。而另一些大学的教师则很重视比较文学，却相对轻视“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对外国文学课时量的压缩，导致东方文学被进一步摒弃于“外国文学”、“世界文学”必修课之外，这些显然都不符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宗旨与基本原则。
最后，据我的了解与调查，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比较文学概论”课程内容定型化和知识体系封闭化的倾向，导致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课程与研究生的比较文学课程大同小异，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大学课堂讲的问题，到了研究生阶段还要讲，只不过是讲得更细致些罢了。因而，本科生课程与研究生课程之间一直存在着的层次不清的问题，使一些研究生不免由此而误以为比较文学基础理论课程“无非如此而已”，学习与研究的热情和新鲜度都受到削弱。
由于上述的原因，从目前全国有关大学的同事同行反馈的情况来看，比较文学课程的授课效果一般来说不尽理想，授课教师多有困惑。
比较文学教学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表明在本科生阶段开设比较文学基础课本身是问题。恰恰相反，比较文学在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对本科生开设此课程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打个比方说，文学学科本科生的各门分支课程是大厦的主体构造，那么“比较文学”则是为大厦封顶。在现有的文学学科的所有基础课程中，只有比较文学课才能切实帮助学生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建立起总体文学的观念，帮助学生将中外文学史、文学论的各门课程统驭起来，对中外文学加以整合、提升并使之成为一个知识系统。本科生阶段的比较文学基础课，应该切切实实发挥这一作用，完成这一使命。
有鉴于此，本人在对以往比较文学教学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的基础上，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的“比较文学”基础课的课程内容作了大幅度的更新和改革，将学科概论、学科原理及研究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微观比较文学”，置换为“以世界文学宏观比较论”为主要内容的“宏观比较文学”，并把“微观比较文学”划归为研究生的教学内容，把“宏观比较文学”确定为本科生的教学内容，试图以此来解决本科生比较文学教学内容的烦琐化、比较文学与其他课程的重叠交叉化、研究生与本科生课程的无层次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分裂化、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不平衡化等困扰已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尝试性构建了针对本科生的“宏观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与教学框架，在课堂试用和试讲后，收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宏观比较文学”与“微观比较文学”的区分
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总体、微观到宏观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体的、个别的、微观的研究是基础，而在“基础”之上，还需要总结规律、提升本质，抽象概括，把握全貌，从而进入更高级的研究层次，即宏观研究的层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尤其同样需要这样的由微观到宏观的层次。我曾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中给比较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比较文学是一种以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为宗旨的文学研究。它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种文学关系进行的跨文化的研究。”这个定义中的第一句话指出了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和宏观特征，最后一句话中的所谓“各种文学关系”，包括了“微观的文学关系”和“宏观的文学关系”。
所谓“微观的文学关系”，是指国际文学关系中的具体事件、具体事实以及相互传播、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已有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部分成果属于这种“微观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亦即“微观比较文学”。以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所收的文章标题来看，微观的研究在1980年至2000年的比较文学类论文中占了绝大部分。综括起来看，“微观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绝大多数是双边关系，即在范围上只涉及两个国家，涉及三个以上的“多边关系”研究的占极少数。大多数的双边文学的交流，双边文学的翻译，双边文学中的特定的两位作家或作品的平行比较研究等，都属于微观比较文学。“微观比较文学”作为具体文学现象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它以具体的作家作品、局部的，或某一侧面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课题；它着眼于具体的、局部的、个案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完全可以就事论事，只谈微观问题，没有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一般也不影响研究的质量。例如《朴燕岩与中国文学》，只将朝鲜作家朴燕岩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讲清楚就已足够。然而，微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具体的、个案的，一般难以提升到具备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这种微观研究，当用来以实证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史上双边文学交流的史实的时候，其价值一般来说无可怀疑，如《司马迁〈史记〉及其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之类的文章，尽管对世界文学的宏观把握没有多大用处，但其微观的学术价值却是一望可知、不言而喻的。
但是另一方面，对两个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平行比较的时候，其学术价值常常令人怀疑。例如，《杜甫与歌德》、《李白与华滋华斯》、《王熙凤与福斯塔夫》之类，这类平行比较的文章常常只是A与B之间异同的罗列，本来就不能揭示与呈现事实，如果再没有宏观的世界文学视野，得出的结论往往失之于简陋，也难以具备普遍的理论价值。此类平行的微观比较的范围有时可以放大一些，例如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即把中国文学作为一方，把西方（欧美）文学作为另一方的比较，也就是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多见的“中西比较”模式，这类比较只在“中国”与“西方”两者之间进行，在材料的收集、结论的得出等方面，常常忽略了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日本文学等东方文学的参照，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只在“中西”范围内有效，一旦置于世界文学中，则难以成立。例如有关中西小说比较研究的一部专著中的一句结论性的话：“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金瓶梅》，也是世界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之所以得出《金瓶梅》“是世界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的不正确的结论，显然是因为只在“中西”之间进行比较，因而比《金瓶梅》早五六百年的日本古典写实性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不在其视野范围内，其结论就有相当的局限性。
上述局限实际上是微观比较文学所难以避免的局限。对于这种局限，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早就有人有所觉察。如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就敏锐觉察到这类“比较文学”研究“限于二元关系比较”的局限与不足，他认为即使这类研究工作做得再多，“人们也不能了解一件国际的文学大事实的整体”，即难以建立起国际文学的整体概念。为了弥补“比较文学”的局限与不足，他提出了“总体文学”这个概念，认为国别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总体文学研究这三个概念代表着三个研究层次。“国别文学”研究主要处理一国文学之内的问题，是一切文学研究的基础；比较文学研究一般处理两种不同文学的关系，是国别文学的必要补充；“总体文学”则探讨更多国家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是“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展开。他认为，总体文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有时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如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等；“有时是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潮流”，如人文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有时是一种艺术或风格的共有形式，如十四行诗体、古典主义悲剧、为艺术而艺术等。梵·第根的上述见解，表明了他对“比较文学”局限性的发现与认识，对我们今天“微观比较文学”与“宏观比较文学”的划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不过，梵·第根的这种认识与当时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交流史的狭隘定义相关。关键在于，法国学派所定义的“比较文学”不是我们今天所界定的比较文学，实际上只是一种“微观比较文学”。梵·第根所看出的“比较文学”的局限，实际上就是“微观比较文学”的局限。为了突破这种局限，梵·第根才在“比较文学”之外，提出了“总体文学”这一概念。然而，“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显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总体文学”这个概念有些模糊不清，容易造成混乱，后来遭到了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和雷马克的批评。实际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根本无法分开。梵·第根将“比较文学”限定为两国文学之间的研究，而多国文学关系——现在可以称之为多边文学关系——的研究属于“总体文学”。但无论是双边文学，还是多边文学的基本观念与方法都是“比较文学”的，两者无法截然区分。正如两个人的比较是比较，三个人的比较是比较，一千个、一万个人的比较也是比较一样，不能说两个国家文学的比较是比较文学，三个国家以上的文学比较就不是“比较文学”而只是“总体文学”。另一方面，即使是研究两国之间的双边文学关系也需要“总体文学”的视野，需要将双边文学关系置于总体文学、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才可能获得科学而有价值的发现。反过来说，即使是研究多边文学关系的“总体文学”研究，也必须以多个具体的双边文学关系为基础。因此，无论是梵·第根所说的双边的“比较文学”研究，还是多边的“总体文学”研究，实际上都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微观比较文学”，后者是“宏观比较文学”而已。
什么是“宏观比较文学”呢？
“宏观比较文学”指的是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小单位、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的比较研究，是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揭示和描述各民族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实质就是“世界文学宏观比较论”。从教学上说，宏观比较文学课程不在于向学生教授具体的研究操作，而是全面吸收和借鉴已有的中外文学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综合、概括、提炼与提升，从而使世界文学形成一个紧密关联的可靠的知识系统。它的基本宗旨是引领、帮助本科生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已经修过的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含东方文学、西方文学）的课程知识加以整合和提升。它的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地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看待、总结、概括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自然而然地对传播研究、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超文学研究等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所体会、有所把握，并能够建构世界文学的宽广视野。
三、宏观比较文学的学科内容及三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