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则东面有军阀阎锡山盘踞山西老巢，布防于黄河东岸沿线；南面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驻洛川、宜川、西安一带；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部驻榆林一带；西南面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及毛炳文等第十七军驻守天水、秦安一带；西面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驻足银川、中宁一带，总兵力约20万。相比之下，敌我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
所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虽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确定了中央的落脚点，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但危险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处于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包围圈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保存和发展红军这支经过严峻考验、肩负历史使命同时又岌岌可危的革命力量；如何保存、发展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但还很狭小的陕甘苏区；如何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新的“围剿”；如何保存自己并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等等。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注意力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目标也必然转向陕北，其企图扼杀红军的方式也由长征时期的围、追、堵、截，变为集中兵力四面“围剿”，必欲将共产党和红军置于死地。因此，就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而言，党中央和红军面临的局势，比长征时更危险、更曲折、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认为，对陕甘苏区来说，不发展，则不能巩固；要巩固，就必须发展。“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是当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
红军东征后，在山西境内受到阎锡山的阻挠，他求蒋介石兵发山西，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于黄河东岸。当时红军为避免新的内战，决然回师陕北。显然要“以发展求巩固”，就只有西征甘宁较为有利了。其实，毛泽东主席在红军西撤之前，就已经考虑到了西征问题。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4月28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经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红军东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战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因此，也就没能达到“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目的。这样，西征就成为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
陕北以西的敌军主要是马鸿逵、马鸿宾的马家军。马部虽长期养尊处优，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二马之间曾因争夺银川等防地及势力范围，存在较深的矛盾。且马部与蒋系之间也是互相戒备，一贯奉行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些实际情况都可为我所用。同时，红军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甘、宁时，曾做过大量深入群众的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西征的军事战略行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符合民意的。
党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有很多有利条件，但陕北属于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干旱缺水，物产匮乏，人烟稀少，历史上就是多灾地区。本地人生活都很困难，又如何供养得了越来越多的红军部队？何况，蒋介石反动政府又丧心病狂地对陕甘苏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从粮食到武器、弹药、布匹、食盐，甚至一张纸、一支铅笔也不准运往苏区，企图在政治上压迫、军事上“围剿”的同时，将共产党和红军饿死、困死、逼死在陕北。显然，要在陕北这块狭小、贫穷的地区筹措大量的粮食、钱财、物资等等，是十分困难的。红军也是血肉之躯，要革命，要抗日，首先得有饭吃、有衣穿。既然陕甘苏区难以承受这些困难，那就只能向外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求生存，求壮大。
东征无疑壮大了红军力量，但东征并没有从经济基础上使红军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苏区也没有得到扩大，这就有必要尽快进行西征。因为不从经济上彻底改变陕甘苏区的困难，红军要在陕北站住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经济条件也是党中央制定西征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