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英在黑暗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是共产党和红军来解救了她，使她跳出火坑，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着刻骨的仇恨，对共产党无比热爱，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她精明能干，善于联系群众，走到哪里，就把妇女工作做到哪里，盐池、豫旺、环县等地都留下了她不可磨灭的足迹。她每到一地，就挨门串户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妇女解放思想，支援革命斗争，山城堡战斗中，她和豫旺县干部一起开展支前工作，动员群众解决部队吃水和粮食问题，为山城堡战斗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盐池、环县反动团匪相互勾结，偷袭了豫旺县政府驻地王家寺，她被敌人抓去，遭到严刑拷打，但她坚贞不屈，而且义正词严地批驳了敌人的反动罪行，当时被我红二团救出幸免于难。后来省委决定撤销豫旺县，建立定环县，张月英任定环县妇女部长。1937年9月定环县撤销，她又被调任环县妇女救国联合会主任，后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妇联执委会执行委员。环县地处偏僻山区，贫穷落后，封建势力影响很深，张月英带领妇联干部深入庄户，在锅台边、炕头上和妇女拉家常，宣传男女平等、穷人翻身解放以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发动妇女参加群众集会抗日支前。1938年4月12日，环县反动民团150多人，趁黑夜包围了驻河连湾党政机关，这时在家的县政府干部组织反击，向外突围，张月英和县委书记的爱人马秀兰隐蔽在一个马棚内，听马秀兰说还有一个文件包丟在了屋里，此时张月英想的是党的文件，革命事业，她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又跑回去取文件，当她找到文件出门时，匪徒已冲入院内，在激战中，张月英同志壮烈牺牲。
张月英同志是红军西征解放出来的苦大仇深的农村妇女，是红军西征使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战士。她是宁夏妇女革命的先驱，她的革命事迹至今在同心县的韦州、下马关、豫旺城、盐池、大水坑、狼步掌及环县等地被人传颂。
二、苏玉梅
苏玉梅生于1891年，本姓杨，参加革命后改名苏玉梅，家住在今同心县马高庄乡何家渠村，娘家在距本村20华里的杨新庄。苏玉梅由于封建包办婚姻，夫妻不合，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压迫她离家出走，多年在外为人做饭，打柴下苦工，过着流浪生活。1936年西征红军解放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后，她看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富济贫，处处为穷人着想，也看到县政府还有穿军装的女战士，听她们讲要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支援红军参加革命斗争。于是主动去县政府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时年46岁，大家见她年龄大，打仗行军不方便，反倒造成拖累，就耐心说服劝阻，但她态度坚决，死活都要跟着红军干革命。大家无奈，就顺其自然，她跟着大家一起开展工作，渐渐地成了豫旺县政府妇女干部中的一员。由于她长期的流浪生活，深知群众疾苦，做群众工作得心应手，深受大家欢迎。她随豫旺县委、政府干部一起在陕甘宁边界地区打游击，战斗中几次被敌人抓去，可她总是装扮成讨饭的，巧言俐嘴骗过敌人，回到同志们身边。一次战斗中，子弹打掉了她一只鞋后跟，但她未受伤。又有一次她在战斗中失踪，大家在一起谈论这次苏玉梅恐怕找不到组织了，话音未落，她从门里进来了。大家笑着说：“苏玉梅革命意志坚决，子弹打不上，丟不了，不叛变是个老保险。”于是“老保险”这个雅号传开了，久而久之便取代了“苏玉梅”这个真实姓名。王家寺战斗中，同志们被敌人打散，有的被俘，有的壮烈牺牲了，玉梅和13岁的少年同志张世荣（同心县马高庄乡张家庄人后改名张亚夫）在一起被敌人抓住，盘问他们，说他们是共产党豫旺县政府的干部，玉梅随机应变给张世荣一个巴掌说：“饭要不上谁叫你把讨饭的筐子丟了呢？嗨，这地方饭难要，要不上饭还成了共产党。”张世荣也机灵地说：“妈，你光怪我，听着枪响，只顾了命哪里顾得上拿筐子？敌人看着一老一少，衣服破烂的样子，真以为是要饭的就将他俩放了。以后苏玉梅历经定环县、环县工作，当时环县赵老五（赵思忠）团匪一面用武力进攻环县政府机关，一面收买叛徒，斗争异常激烈。一次组织派她到环县庙儿掌区了解敌情，依据这里缺杏子的特点，她赶了头毛驴，驮了两筐杏子，戴了顶破草帽，穿得又脏又烂，看不出是男是女，懒懒散散，每到一个院落，趁妇女小孩来换杏子的机会，见机行事，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任务。谁也没注意到她是环县共产党的女干部。还有一次陕甘宁省独立五营，住在庙儿掌区高崾岘的村庄里，当时环县耿开帮、缪福录、史彦芳等七股团匪勾结起来，企图趁独立五营立足未稳之时，一举围歼，此时“老保险”正以“叫花子”身份活动在土匪集结的地方，在敌人行动的前一天，她得知情报，就不顾天黑路险，野兽伤害，拄着棍子，提上讨饭篮，摸着山路向独立五营驻地走去，一口气跑了15公里地，向独立五营二排排长傳广俊报告了情况，部队迅速转移，敌人扑了空。“老保险”就这样在环县的耿湾区、庙儿掌一带时而扮成讨饭的，时而扮成做小生意的，有时打扮得不男不女，忽儿河南话，忽而陕西腔，骗过敌人的搜查，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时间长了，人们才私下传说，常见的那个“叫花子”、“女光棍”原来是共产党的有名的女干部——“老保险”。“老保险”后来经老战友曾任豫旺县甜水堡区乡主席张杰的证明和介绍，跟环县曲子镇一理发的山西人结婚，1966年病故于环县。县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隆重安葬了她。“老保险”没有留下儿女，也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却留下了一个妇女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三、陈秀琴
陈秀琴，1917年2月生于同心县豫旺南塬和尚坡一个农民家里，幼时父母双亡，12岁就被卖给豫旺东山一家人当童养媳。“丈夫”是个不到3尺高的大头软骨病患者，连门槛都迈不出去，一走路就栽跟头摔绊子，婆婆就让她照料着这个“丈夫”，有时不小心，把丈夫摔在地上，婆婆就连打带骂。陈秀琴身上的青伤红印，一块连一块，婆婆很恶毒，经常用锥子扎剪子戳，撕头发，把她打得惨不忍睹。山里面地旷人稀，野兽成群，跑都没处跑，就这样熬着，熬过了四个年头，那个“丈夫”患白喉病死了，她才解脱，借口转娘家，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豫旺城和尚坡。1936年6月西征红军进驻豫旺堡后，打土豪、分财产、闹翻身、救贫穷，到处洋溢着一派革命的繁忙景象。当地的贫穷老百姓好多都成了区、乡政府的干部，区、乡政府还有红军女干部，她们活泼洒脱和男同志一样工作，看到这些她受到很大启发，难道自己带着满身的伤刚刚逃离虎口，以后又落入魔窟？于是就去接近红军女战士，从她们那里听到不少革命故事，知道了共产党是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党。渐渐地她跟区政府的女同志一起开展妇女工作，以后她认识了曾在当地拉长工、时任豫旺区政府主席的李会保，遂与他结为夫妻。豫旺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李会保当选为县政府主席，至此她随丈夫在县政府工作，成为县政府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陈秀琴是本地人，了解当地民情，她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跑山路，走村串户，以自己悲惨的经历，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行径，用活生生的人和事说明妇女的命苦不是天生的，而是万恶的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妇女们自己要觉悟起来，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才是唯一的出路，半年多的时间里，她俊俏的身影和文静的言谈举止，在当地群众及同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同心豫旺地区稍事修整，部署了山城堡战役，豫旺县委、政府100多人奉命跟随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支前，解决粮食和饮水问题。山城堡战斗胜利后，又奉省委命令在陕甘宁交界的姬原等地继续动员粮食，准备在盐池一带跟敌胡宗南部再次展开决战。“西安事变”后，省委指示豫旺县干部，逐步恢复豫旺县工作。他们到了大水坑，在王家寺、王庄科一带开展工作。1937年1月的一个晚上，惠安堡和环县两股团匪勾结，包围袭击了王家寺县政府驻地，政府干部伤亡惨重。陈秀琴被抓去后，敌人得知她是县政府主席的爱人，便对她使用酷刑威逼县政府用枪来换人，秀琴怒斥敌人道：“要杀要剐由你，要共产党的干部用枪换人是妄想，办不到！”敌人见她宁死不屈，就把她带到一个山庄关押起来，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一个月后，她心里闷得慌要求放风，那年积雪很厚，出门看着眼前的白雪泛黄，她发疯似的向远处直跑。正好那天是一个老年妇女放她出门，见势不妙，急忙往回拽她，此时她发现远处对面山头上有几个人，但不知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她想：反正是死，幸许碰上自己人还能得救，于是她连喊带扬雪土，原来那是保卫省政府机关的红二团战士给马打饲草，看见她后，背着她一口气跑上山头，到了驻地，红二团牛团长派人把她送到省政府驻地红德城。当时省政府副主席朱开铨让她住了下来，过了春节，运输队往定边驮送服装，顺便把她送往豫旺县党政干部驻地——定边。
那时，豫旺县已成马背上的政府，经常转移，几乎天天都跟敌人打仗。一次，敌人来势很猛，陈秀琴和丈夫被冲散了，当时李会保的腰部疮伤严重，血脓直流，有3条肋骨裸露在外面，陈秀琴扶着他走，走不动就向前爬，爬了一天一夜，到了一个叫黄糜子滩的地方，只有一家人，姓李，是个乡主席，把他们安排在羊圈里的一个土窑洞里。李会保的腰部血流得越来越厉害，她就用细黄土敷盖伤口，每晚要换两三次土，有时伤口结了疤，坏水流不出来更疼，陈秀琴就用嘴往出吮吸。就这样住了一月有余，实在无法，她对那位乡主席说：“咱们都是共产党人，得想办法。”那位乡主席找来八个人、一匹马，驮着陈秀琴抬着李会保，走了两天，把他们又送到定边。战争年代李会保已无法工作，1937年秋，组织上让他们请假，暂回乡下养病。他们回到了李会保的老家甘肃水洛城。在那里秀琴做鞋缝衣服、摆小摊、卖小吃，艰难度日20余年，李会保的病渐渐好了。解放后李会保在县政府工作，陈秀琴在县联社工作。1956年李会保因病去世，她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豫旺城，后与张家塬乡赵团庄赵焕良结为伴侶，于2001年去世。陈秀琴在黑暗的旧中国过着非人的生活，参加革命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风餐露宿，出生入死，遭到过敌人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保持着革命节操，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待遇。县志办的同志得知她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时，登门访问，她提供了关于豫旺县苏维埃政府革命活动的大量珍贵资料。当问到她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时，她说：“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们豫旺同去的有三四十人都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下，我能活到今天这是最大的幸福，组织上能知道还有我这样一个人，曾为革命吃过苦流过血，我就心满意足了。”
四、郑云亭
郑云亭虽已是92岁高龄的离休老干部，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力。据中卫县老干部局的同志讲，每到学习日她还来参加集体学习，受到人们的敬重和钦佩。
1914年郑云亭生于今同心县（时称镇戎县）下马关镇红城水村，17岁与盐池县城聂秉和结为伉俪。
聂秉和幼年丧母，十多岁时父亲遭宁南土匪杨老二杀害，被曾任豫旺县（今同心县）县长的伯父聂继善收养。他小时勤奋好学，二十出头去吴忠一家店铺学做生意，结交甚广，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对社会上的剥削欺诈，腐朽虚伪，亲眼所见，深恶痛绝。1931年伯父在战乱中被杀，他回盐池操持家务。
1936年6月20日，西征红军围攻盐池县城，守敌派人出城打探情况，聂秉和自告奋勇出城，敌人信以为真。他出城后，将守敌兵力部署情况，详细报告了红军又回到城里。21日夜，红军一举攻克盐池城。聂秉和与其他几位好友立即去参加了红军。他带头将城内二十多间房子及财产捐献出来，分给贫苦人民，将自己破落封建家庭情况和盐池各阶级状况，写成材料向部队首长作了详细汇报。部队党组织对这位革命热情旺盛的青年很信任，让他担任了盐池县革命委员会的民政委员。每天打土豪、分财产，为部队筹集粮款，投入了忘我的工作。那时他家住在乡下，人们议论说：“聂秉和被红水水灌满了。”郑云亭的叔伯婶娘（即婆婆）要她进城劝回聂秉和。到城里后，郑云亭请了姓徐的一个姑爷，找来了秉和，见他神态坚毅、举止果敢的样子，似乎跟以前判若两人。郑云亭知道他深明大义，是个说一不二的硬汉子，自己要干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他下定决心要跟红军干革命。郑云亭被丈夫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此时她觉得丈夫更加让人敬重和爱慕。眼里闪出了喜悅的光彩，她深情地说：“老聂啊，要多加保重。”聂秉和见妻子这么通达，对她的支持表示感激，简要讲了几句红军的革命主张和政策，就匆匆离去。
盐池县对不法商会会长秦润堂、教育局局长颜生光，公审批判。颜是秉和的姑夫，秉和以革命大义为重，不但不讲私情反而揭露了他们的罪行。有人当着郑云亭的面说：“聂秉和连亲戚都不认了！”她听到后气愤地斥责道：“红军好人一个不抓，坏人一个不放过！”于是人们又说郑云亭也变红了。
聂秉和很有智谋，能深入群众，他随同红十五军团敌工部长唐天际往返豫旺、同心、盐池等地开展工作，成立了“停战抗日促进会”，他任副会长，还去同心洪岗子把唐天际书赠大教主洪寿林“爱民如天”的锦幛，亲手交给洪教主。在丈夫的影响下，郑云亭对革命有了明确的认识。山城堡战斗后，聂秉和在羊圈山一带开展工作，郑云亭去探望丈夫，秉和惊讶地说：“现在正准备再次跟胡宗南决战，你怎么来了？”她告诉丈夫：“我要跟你一起去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