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弗朗索瓦放倒在床上，手温柔地抚摩着，体味着每一处曲线，每一个造型，每一种姿势。他喃喃地说：
“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动物，四分之三的人类都像动物一样。但你不是，你像一棵成长中的植物，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植物，现在终于找到了。”
弗朗索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无限深情地描绘了这一次爱情火花的碰撞。她写道：那天。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深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幸福还是痛苦，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一天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几个月来，我们以一种反常的方式相互徘徊于对方的身边，而现在，在这一小时中，当我们真正面对面地躺在一起了，这种反常反而消失了，呈现的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爱的启示。毕加索与弗朗索瓦的结合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大骂她堕落无耻，也把她驱逐出去。无奈，弗朗索瓦只好搬到了毕加索的阁楼上来住。沙巴泰对她极不友好，从不主动和她说话，一出口就话中带刺。
受伤害最大的是道拉·玛尔，这位个性很强的女画家，自从毕加索冷落她以后，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她自我虐待，希望藉此博得毕加索的同情，但毕加索已经“溺”无反顾了。她就跑到毕加索家里，怒斥他“道德败坏”，还要毕加索跪在她面前谢罪。毕加索给她请了一个名叫拉康的精神分析专家，也无济于事。
战争的威胁使毕加索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他对和平的渴盼也使他乐于在这些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威望更是使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期间，到毕加索的画室去得最勤的是在内政部当差的安德烈·杜布瓦，他后来担任了警察局长，借着“察看有什么异常和不轨行为”的公务三天两头往这里钻，他实际上是毕加索住宅的保护人。常来的还有保尔·萨特、西蒙·波娃和诗人皮埃尔·勒韦迪。
保尔·萨特最有特点，他每次和毕加索交谈时，都要避开所有的人，窝在一个角落里，显得很神秘，又很自信。弗朗索瓦猜想他们一定是在讨论抗德的事，就主动走开，自己作画去了。
1943年冬的一天，弗朗索瓦看见毕加索在画室里和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子抵足而谈，她正要回避。毕加索喊她进去，让她见见她心中的偶像——马尔罗。
马尔罗当时确实是个响彻云天的人物，他既是著名作家，又是科雷兹省抗德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著作《征服者》、《人的命运》、《人的希望》等，不仅风行法国，而且在中国、西班牙、印度也备受欢迎。弗朗索瓦早就读过这些书，其中的内容曾使她热血沸腾。但她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同她心目中的崇拜者对应起来，他看上去好像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
马尔罗走后，毕加索郑重地对弗朗索瓦说：“你得珍视我刚才送给你的礼物。”
弗朗索瓦大惑不解，问是什么礼物。毕加索轻轻地说：
“让你会见马尔罗。你要知道，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准见他。对他，对别人，都太危险了，他刚从游击队基地偷偷来到这里。”
“那我看见他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你还不明白吗？每一次革命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人绝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1944年2月，毕加索接到了科克多的电话，说马克斯·耶科在圣伯努瓦被捕，现关在德朗西拘留所，原因是他的犹太人身份暴露了。科克多说他已经起草了一封请愿书，谈到他在法国青年中的威信、他对法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他的淡泊之心，他请毕加索带头在上面签名，这样，释放耶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然而，毕加索在这个紧要关头，被以前的过节冲昏了头脑。他说耶科是个恶棍，不值得帮他。科克多不相信这句话出自毕加索之口，但他知道毕加索是不可改变的。他只好将请愿书递给德国大使馆主管赦免缓刑的参赞冯·罗斯。罗斯是个诗歌爱好者，并且很喜欢耶科的作品。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盖世太保签署的释放令。
当科克多和几个朋友匆忙赶到德朗西时，耶科已等不及了，他前一天死于肺炎。毕加索听到耶科的死讯，猛然大放悲声，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许，毕加索的签名对挽救耶科的生命没有多少意义，但他因一己之私而不顾朋友之谊，的确是“糊涂一时”的失足，这次失足在毕加索的后半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毕加索希望朋友们都来嘲笑和痛斥他，他毅然参加了耶科的追悼会。但他的朋友们都没有那样做，他们默不作声，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末了，毕加索走到科克多身边，他看到科克多的眼神里充溢着哀怨和困惑。毕加索不想作任何解释了，那都是苍白的，不能夺回失去的损失。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三、一代大师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泥，毕加索笑着说：
“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
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国军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枪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国军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游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枪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张开了手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艺术，还对他加入共产党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这一恶劣行径激怒了热爱毕加索艺术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巴黎费内隆国立中学的一群学生决定专门为此事采访一次毕加索，在他们创办的报纸《费内隆之声》上用整版篇幅予以报道。
但这些孩子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都只知毕加索其名而未谋其面，而听说毕加索一向是不屑跟记者们罗嗦的。因此，在校园里长大的他们胆怯于这样的场面，在好一阵互相推搡之后，有人提出了抓阄的办法，得到一致同意。结果，“倒霉”的是学生民族阵线费内隆分会的主席热纳维埃芙·伏波特。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项任务。
当天下午，伏波特就来到了距学校不远的毕加索的画室。不巧，她的采访对象出门了。她把在门口遇到的西班牙诗人萨瓦特斯当作了毕加索，虽然很害羞，但她还是从诗人的口里得到了毕加索的线索，明天中午可以见到他。萨瓦特斯诗才不高，他一度自暴自弃，幸而毕加索看在老乡的份上，让他权门托足，他于是以一系列诸如《石版画艺术家毕加索》、《陶制品艺术家毕加索》等介绍和研究毕加索的文章而成名。
伏波特觉得接下来的一天真是漫长。她坐在课堂里无心听课，脑海中总在想着明天的采访。毕加索是什么样子呢？照片上他很慈蔼哩。他会不会接见我这么一个女中学生的采访？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才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伏波特胳膊下夹着书包，包里有一份最新的《费内隆之声》报。
又到了那一扇门前，伏波特一直翻腾的心潮渐趋平静下来，只有一丝丝向往和羞怯的浪涛轻轻拍打着青春的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