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我国海上贸易十分繁荣。而移居我国的以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代表的蒲氏家族在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
宋元两朝，由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并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所以海外“番商”接踵而至。到了南宋和元代，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兴盛起来，超过广州，不仅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而且成为世界东方的第一大港。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国库收入有相当数目依靠泉州等地的对外贸易。南宋太守真德秀曾说：“唯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景炎二年市舶的总收入为二百缗，竟超过了国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元王朝继续执行宋代招徕外商来华贸易的政策。在它消灭南宋之后，立即于泉州恢复市舶提举司，接着先后于广州、温州、宁波、杭州、上海、澉浦设立市舶提举司，管理海上贸易，并起用南宋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继续主持泉州市舶司的工作。
蒲寿庚家族，是一个世代经营香料业的阿拉伯人家族。为经营香料贸易，蒲寿庚的祖先先移居占城（今越南南方），后又迁居我国广州。南宋末年，蒲氏家族是广州最大的香料富商，郑思肖在《心史》中说他“富甲两广”，岳珂在《史》中说“大富盛甲一时”。《闽书》记蒲寿庚的祖先“总诸番互市于广州”，到了他父亲蒲开宗时才由广州移居泉州。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是香料、珠宝。其父的阿拉伯名字（俗称“经名”）叫是古柏，生寿、寿庚兄弟二人。
蒲寿庚在南宋咸淳末年因镇压“海寇”立了功，被朝廷任为福建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1276年）授福建两广招抚使，总海舶。虽然做了官，也没有停止经营香料贸易，《宋史》讲他“擅番舶利者三十年”。他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断增殖家中的财富，并营造了大量海舶。
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被元军攻陷后，南宋将军张世杰等拥宋端宗入闽，欲图恢复。蒲寿庚看到南宋小朝廷日子不长了，拒纳宋端宗入泉州。没过多少天，在元朝引诱下，蒲寿庚举城投降。宋帝失去依托，不得不由闽奔粤。两年后，宋端宗投海而亡，宋嗣遂绝。
蒲寿庚降元，固然是为了维护其家族经营多年的香料等海上贸易利益；而元廷准其投降并委以重任，也是从巩固其建立不久的政权的利益出发的。所以，在蒲寿庚投降后，元帝不但没有责怪他为宋室效劳有年的罪过，反而“恕其专擅之罪”，“大嘉之，更赐金虎符。”（见《元史·董炳文传》）元廷嘉纳蒲寿庚，一是想借助其雄厚的财力，作为国库的重要财源之一，二是想利用他在海上的势力来歼灭“海寇”，诱使诸蛮臣服。所以，蒲寿庚降元后颇被重用。泉州市舶司恢复后，立即命他仍旧主持市舶司工作。后来，他的职务不断升迁，曾被授予昭勇大将军、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江西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任福建行省尚书左丞。《八闽通志》说他“以归附之功授官平章（从一品官）—富贵冠一时。”《闽书》记他“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孙，多至显达。泉人避其熏炎者（八）十余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蒲寿庚的长子蒲斯文继其父之任为泉州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连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十分富有，拥有海船80艘，珍珠130石，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巨贾”。由此可见，南宋末至元代，我国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被蒲氏家族垄断，连元朝皇帝也曾诏令蒲寿庚向“番舶商人宣布朕意”，招徕海外番商来华贸易。（《至正集·哈只全心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