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校长走后，刘伟刚主任让我讲了话，我先说了两句俄语YenXinharShaO，意思是“女性们真好！”然后用汉语讲了对女性的祝贺，并说了三点：1.女性是伟大的，没有她们作为母亲也不会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2.一个越文明的社会越是尊重女性的社会，在中国，有人说改革开放就是女性的改革开放，现在女将军，女院士、女部长多了起来；3.中国三八妇女节时只是女性放半天假，中国应该向苏联学习。由于我讲的多且快了些，出身在中国东北黑龙江那边边岸伯力的刘伟刚（父亲是中国汉族）主任作了简单的翻译。虽然这是个汉语的专门系，但老师们工作用语还是俄语。大家一定要让刘主任唱歌，刘主任让我，我又说一句俄语prosim，意思是“鼓掌欢迎（刘主任）”，全场因我此时用俄语说得很幽默而大笑起来。看刘主任实在不唱，我就代替他在全体教师会上唱了一首中国抒情歌曲《为何亲人不相亲》。由于我发挥得较好，一边唱一边透过窗外看着阳光明媚的比什凯克的南山，抒情的气氛越来越浓，全体老师都认真而动情地听着。唱后大家都赞扬我唱得好。一致认为虽然语言不能完全听懂，但音乐和感情的审美和共鸣，是不需要语言的。通过这次独唱使我对自己男中音的抒情唱法更有了信心。我又专门向大家解释了这是民族唱法加点美声的抒情唱式。这时新疆财经学院的维吾尔族青年女教师郭依尼莎为我不时作俄语翻译和照相。最后，我和她、优素波夫还有两个从兰州来的青年女教师（一个是进修俄语和国际关系的，一个是进修俄语后念经济研究生的），我们五个人一起唱了中国歌“团结就是力量”，更显示出中国对我们的凝聚力量，此时是不管华侨还是汉族、满族、维吾尔族的。
会后，我和优素波夫要回他家，这时我才看到满学校、满城市都笼罩着给妇女买花的节日气氛。我主动说给优素波夫，我是否买花送给他的夫人和女儿，他虽然说：“你是外国人没必要，不要浪费这个钱，”但心理还是觉得对我这样不太大方有意见的。我决定要买花送给他的妻子和女儿，优素波夫把车开到花店，那里的花特别贵，一朵玫瑰也要1—2百索姆，我买了两只花，一只红的，一只黄的。优素波夫买了几朵花，一朵给他妹妹，一朵给他杂志社的女部下，还有两朵送给他的妻子和女儿。
当我们开车回到他家楼前时，遇见了一位陕西回族出身的政府公务员，他说，陕西回族话和甘宁回族话不一样，比如“我”说成nge，而不是ve。把“说”发成是she，而不是fe，没有像甘宁回族那样的短鼻尾。还有甘宁回族的“把你们多谢了”，他们说成“大多谢了”。优素波夫说“大”是受俄语影响，因为俄语“多谢”就是“大”字在前表状语。
晚上吃饭时把花送给优素波夫夫人和女儿，因为他女儿上班还未回。在吃饭时优素波夫拿出酒来（中亚回族中年及以下年龄的人也喝酒），我因不能喝白酒，我们只喝了点吉尔吉斯红酒。饭后我们先在他房间，然后到他儿子房间即我现在住的房间谈起来。他说“文化没有国界”“长期不改革就会革命”。我说：“人生是选择的艺术，”是针对他讲的情况，1985年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副博士毕业，让留列宁格勒农业大学任教，他夫人很热爱吉尔吉斯而没留下，可5年后苏联解体，而现在和当初留校的区别甚大。领导人也是对下面A、B、C等各种方案进行选择，以及他说的中国、苏联、美国、吉尔吉斯、土耳其、阿拉伯等国文化和中苏30年冷战的历史等。当然，这位中亚回族教授渊博的知识对我了解回族和扩大研究视野也很有帮助，他说的普通话和加甘宁新回族话的一些特点对我研究东干语也成了宝贵的材料。他说的一些苏联文化知识，比如苏联如果七八十年代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就不会解体了，叶利钦有很多错误，但他选好了一个好接班人——普京，俄罗斯人民就原谅他了。还有列宁格勒之“格勒”是俄语，汉译为“城市”，莫斯科是古俄国一个民族分支的名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三大译本译成美国英语时只把大事记译过来，艺术就译不出来了，所以美国人不愿意看《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都丰富了我的知识体系。
2007年3月8日星期四
早上在优素波夫家，饭前，优素波夫教授又到我房间来谈论梦和灵魂等话题。他非常愿意和我讨论各种问题，我也从中受到启发，从中看出，虽然国家不同，但有些思维和审美还是共同的。饭后优素波夫教授拉着我到了玛纳斯大街的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使馆只是二三层高的小楼，不大，门前有些树，楼上飘着中国国旗。按门铃后使馆政治处薛福岐主任（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热情地给我们开门。然后我们一同到接待室，他说大使本来要接见我，但因今天是前苏联高度重视的三八妇女节，大使有事了，让他代表大使来接待我，他还说：“我们大使馆较小，也没有教育参赞，教育也由我们政治处管。”薛主任给我倒上茶，拿着笔记本认真地听我讲，我向他汇报了来吉尔吉斯这些天给比什凯克人文大学200名师生作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及其原因》，第一副校长宴请并讨论了中国北方民族大学和吉国比什凯克人文大学框架性的合作协议。给吉国科学院东干学部作了《宁夏回族话、新疆回族话、中亚东干语的区别与演变》的学术报告，并与吉国东干学专家进行了讨论，又参加了两个单位的三八妇女节，又到吉国外地的亚利桑那、托克马克、二道沟的学校和农村考察教育与语言等。我重点向他陈述了北方民族大学是设在宁夏的唯一的一所中央部委的院校，应为宁夏的经济社会文化服务。我们的经济实力、文化氛围、教学设备等条件对联系中亚回族有利，还有我原是北大语言学所所长，去过日本、韩国、香港讲过汉语，让北方民族大学与比什凯克人文大学联合办孔子学院很有利，请求使馆给予支持，另外我说我于去年十月已去过北京国家汉办找过孔子学院处的宋处长，他说还有西安外事学院想在吉国办孔子学院，我说不管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还是哪个学校想办我们可以参加竞争。薛主任说上述情况他向大使汇报，北方民大办孔子学院事要到国家汉办去说，最后由他们定，但最近吉国国立大学和人文大学要办两个孔子学院，都自选了新疆的大学，你们再去争取吧。别的方面的合作我们一定支持。我送给了薛主任我的《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一书。
告别了使馆和刘主任后，优素波夫开车拉我到40公里外的kenbulun陕西回族村去考察，这个村有1.1万人，60%是回族，是1877年陕西回民起义首领白彦虎率部逃出清军追赶而通过喀什到了那伦后，又来到球茵两岸边的回族后裔。优素波夫领我到的这家姓马，主人是优素波夫的朋友，在哈萨克斯坦办事没回来，但他的夫人和儿女接待我们，我和优素波夫参观了马家的大院子，他们搞企业，又搞塑料蔬菜大棚，又搞汽车修理，很能干。然后我们到屋里和主人谈话，主妇有6个孩子，5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26岁，已成婚，夫人24岁，两口子的小儿子已两岁，可26岁的大儿子的小妹才7岁。优素波夫教授说，他们家也是哥五个，然后第六个是女儿，现在他的大哥60岁，他的小妹42岁，这都是因为儿子多了想要女儿的缘故。我是想记下他们说的陕西回族话，我用汉语说给他们，他们很难听懂，只是三儿子在新疆昌吉农院学汉语，说着较标准的汉语，我有时只能发动智慧用他们最常用我又能够尽量用回族话问的内容来调查，比如年龄、结婚、干什么生意等。
这里的回族话确实与托克马克、二道沟、亚利桑那的甘宁回族话有些不同，比如甘宁的“我说”说是vefe，陕西回族话是ngeshe（有时也有fe）。甘宁回族话的长短鼻尾不分，把长鼻尾—ng说成—n，但陕西回族话就仍说—ng，比如“不懂”发成budong。词汇上也有些不同，比如甘宁回族话管“厕所”（卫生间）叫“茅圈”，陕西回族话叫“茅子”。马家的回族话有向汉语普通话靠拢的趋向。优素波夫说，可能是正与中国人做生意的原因。我想，随着中国经济对吉国的快速影响，中亚的回族话也会向汉语普通话靠拢的。
今天使我收获更大的还有中亚回族的文明礼貌和特有的中华文化礼尚往来的传统。优素波夫开车来时在两处商店买了糕点和馕，他说：“到人家不能空手啊！”他说这也是他这几天一再强调的，人与人在社会上的人情来往，回族人特别重视这方面。他说他母亲退休金是800索姆，只够到四个客人家串门的钱，因为到家不能空手去，至少要花200索姆，平时儿子们给她钱（一两千索姆），她又把这些钱攒上，到儿女们有生日等事时又送回去。我才感到，这就是中国的人情文化啊！在回族人身上体现的更充分，中亚回族又完整地保持了这种人情文化。不管是社会上的朋友还是家族里的亲戚都一样。优素波夫说，俄罗斯民族就淡化得多。我们从kebulun陕西回族村马家出来时，马家的主妇又送给优素波夫两朵花，一大盒糕点，是她打发儿子现去买的，优素波夫说：“这个女人虽然没有科技文化知识，没有上过大学，但她很有文化（优素波夫指的是文明礼貌和礼尚往来等人情世故）。”我想这就是回族保存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女性，无论在哪个回族家里，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女性，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首都，都是在那勤劳地做饭、洗碗，也不多说话，也不上正式饭桌，这就是回族女性温柔、贤惠、勤劳、礼貌的优秀品德！无论在中国宁夏，还是在中亚吉尔吉斯，都是如此。
在驱车回比什凯克的路上，优素波夫我俩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文明礼貌仍然没有跟上去，这要有个过程，我说胡锦涛总书记已讲要重视文化了（即“八荣八耻”），他说讲得好。由于是朋友了，他提醒我要注意的小事。比如在二道沟回族家里吃宴，不能不打招呼从人的前面走出去，不能在学校里把大家掰开的面包吃完，不能问女人的年龄，厕所在哪里，我说有些是我不知道，有些是觉得吃不完不礼貌，问女人年龄是想让她说回族话的发音，但他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当时别人的感受。如果向俄罗斯女人问年龄，她可能当场翻脸，就是80岁的老太太你也不能当场问她年龄，否则她会说，“你又不是警察或医生，你有什么权力问我年龄！？”优素波夫也说，中国人在有俄罗斯人在场的饭桌上说上厕所去，并且掏出卫生纸，让俄罗斯人很不好意思，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他是一个直抒胸臆的人，也再现了一个中老年回族的真实性格，这些对我个人，对我深思中国目前的文明礼貌危机都有很好的警醒作用。这也是我来前苏联感到他们的经济虽然在解体后下降了，但文化、文明素质却仍然保留的重要体会之一，也是我今后在国内外需要注意的小节。正像优素波夫说的，虽然是小事，但能影响大事。
我们回到首都，在优素波夫的《回族》杂志社谈了一些我回中国后他要我做的事。我看了看林涛中亚东干语研究的书中对中亚回族历史背景和语言的介绍，对中亚回族以前的状况有了更细的了解。优素波夫给了我一顶吉尔吉斯男人帽，又把比什凯克大学校长原来给我的邀请信送给我作纪念。我们驱车回到真理大街旁他的家。
晚饭后，他到我房间里又谈个没完，主要讲的是计划经济下大语言发展，小语言也得保留，但市场经济下大语言发展小语言有可能消失，我说电视是取代小语言的主要杀手，他非常同意。我们一致认为大语言的推动力量比小语言文化的保护力量要大。所以我说语言学家才推算出200年后世界上只剩下三种语言了。
优素波夫说小国家的人懂语言要多，因为小市场要关注大市场，而大市场不怎么关注小市场，比利时的人就至少会法、德、比利时三种语言，这时他突然接个电话，先说al0W，接着说salam，再接着说h0Zhene，一个电话问候语连说了俄、吉、回三种语言，这真是对他这个身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回族教授语言能力的最好脚注啊！
2007年3月8日晚于比什凯克
2007年3月9日星期五
今早在优素波夫家吃饭，边吃边看俄罗斯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可以看出，虽然苏联解体了，但俄语对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影响仍然既深入又持久，而且苏联虽然政治上解体了，经济上也不景气，但文化上、文明修养上仍很高雅。政治体制可以一夜解体，经济发展和下跌都可能较快，但文化上却上得慢，下得也慢，正像一个中国专家形容加比喻的，苏联就像一位虽然衣服穿得挺破旧，脸也脏了，但身体和内脏、心灵仍是很好的下放书生，也正像一个经济上破落了的贵族，他（她）的气质仍在，他（她）的贵族性格仍然保留着。
优素波夫开车我们一起到玛纳斯alaport，谈了一路关于苏联为什么解体的问题。优素波夫说：“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太搞个人崇拜，一级一级‘溜沟子’（这是回族话，意思是拍马屁），对单位主要领导人吹捧，没本事也得到提拔，再让他领导着不拍马屁但有本事的人。全苏联在吹捧总书记，总书记七十多岁了，身体不佳，精力不行也不退休。下面做什么腐败他都不知道。这也许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同时还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更多的个人发财致富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
我和优素波夫还讨论了个人性格与事业的问题。他说：“前苏联对中国什么事情都知道，也出版大小书报反映中国的事情。”他说：“邓小平70年代初在江西拖拉机厂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想出来工作，他如果当时与毛主席对着干就没命了，更不用说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他前两天也说过，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时为保护广大干部而忍辱负重（他没说出这个词，而是说周恩来可以不听毛主席的，主动要求下台就行了），他佩服周总理。今天他又说：“邓小平为保护自己跟毛主席说好话是为了保护国家，没有他的后来的工作，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保护自己是为了保护国家。”优素波夫说他很佩服邓小平。
比什凯克至玛纳斯公路两旁的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古榆树被我们的车子每每闪在其后，有时优素波夫激动起来差一点双手离开方向盘，但我和这位中亚回族精英的思想讨论不时闪出的火花伴随着车窗内外的场景，却一同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来吉尔吉斯时间不长，但收获很大，除作了两个讲座，学了俄语，调查了东干语，也了解了苏联，更了解了中亚回族的典型性格和深层心灵，以便我对中国和世界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对我研究回族和比较民族学也非常有启发。
另外，通过在前苏联吉尔吉斯这些天的全方位的接触，我也积累了“三多”经验，即“礼多”（礼貌、礼节多一些总是好，中亚回族做得很成功，中国古话也有“礼多人不怪”的古训）、“报多”（多向头儿汇报，头儿即我的主要联系人，如领导、父母、接待的主人等一切要依靠的人）、“听多”（像乌兹别克谚语讲的人有两耳一嘴，要多听少说一样，以后与人交谈要尽量多听，少说时也一定要先在嘴边留一下，脑子想着对方听了舒服再说下去。）。这也是我今后为人处事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