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时期回族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论证回族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准确描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陈垣先生写出《元西域人华化考》，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及《燕京学报》，这是中国回族史研究的开山力作，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1926年，陈汉章先生在《史学与地学》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回教史》，对古代典籍中关于“回回”及伊斯兰教的混乱称谓加以考辨，并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了较准确的历史性描述。1928年，陈垣先生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发表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及流布作了进一步考述，提出伊斯兰教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传入中国的说法。两位陈先生对“中国回教史”及回族史的研究对回族穆斯林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涌现出诸如白寿彝、杨志玖、金吉堂、傅统先、马以愚等一批颇有造诣的回族史学家，他们在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研究领域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有代表性的著述如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成达师范出版部，1935年）、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商务印书馆，1944年）、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马良骏阿訇也撰写了不少研究伊斯兰教历史的著述，其《考证回教历史》便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的著述，1939年初版，后经修订，于1947年再版，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还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明清时期的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回族先贤的一些著述在这一时期被重新刊印；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古兰经》的译介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关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述或译作也不断问世。除了《古兰经》的译介外，这时期，有关伊斯兰文化的重要著述和译著还有李廷相的《天方大化历史》（1919年）、《圣谕详解》（1923年），水子立的《世界回教史略》（1923年），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1934年），马坚的《回教哲学》（1934年）、《回教真相》（1938年）、《回教教育史》（1941年）、《回教哲学史》（1944年），马松亭等的《回教与人生》（1934年），马瑞图的《穆罕默德的默示》（1946年），纳忠的《回教诸国文化史》（1948年）等。
民国时期开展的“回教文化运动”，受到一些汉族学者的关注和支持，有的汉族学者甚至直接参与到有关领域的研究当中，而且颇有建树。如汉族学者铁铮转译的《可兰经》首开我国《古兰经》汉语通译之先河。陈汉章、陈垣二先生则开拓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领域。顾颉刚先生曾在《大公报》（1937年3月7日）发表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对当时开展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予以特别关注。他还提出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第7卷第4期），并在他和谭其骧先生主办的《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文章。先后推出《回教与回族专号》及《回教专号》两期专刊，各卷先后刊载论述回族伊斯兰教的文章达40余篇。白寿彝的《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1936年）、《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1937年）、《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典赤赡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等论文，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王静斋的《五十年求学自述》等都是刊登在《禹贡》上的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论文。回汉学者的这些著述和译作，奠定了我国回族历史及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基础。回汉各族学者携手合作，共同开拓了我国民族、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为近现代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回族新式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有关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图书出版和发行工作也得以发展，在全国各地回族聚居区相继出现了一些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同时，各地回族还创办了不少报刊。回族最早的报刊是丁宝臣于1906年在北京创办的《正宗爱国报》。该报以白话文开通民智，反对君主专制。辛亥革命后，该报还揭露北洋政府的施政，宣传讨袁。成达师范创办的《月华》是回族报刊中历时最久、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广的刊物，先后有孙绳武、赵振武、庞士谦等回族著名学人担任主编。该刊以增进回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为宗旨，刊登的文章涉及学术研究、教义教理、伦理道德、调查记事、史料掌故以及国内外穆斯林动态等，内容广泛，信息丰富。此外，云南回教俱进会创办了《清真铎报》，发表了大量文章，高扬爱国旗帜，学术、时事并重，在云南回族穆斯林中有较大影响。到1949年，全国各地回族穆斯林创办的各类报刊达140余种，这些刊物为开启民智，宣传爱国精神，唤醒回族文化自觉，推动回族新文化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刊物所载的文章，以爱国爱教为核心的回族伦理道德内容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他们阐释回族伊斯兰文化中的爱国思想，提出了各民族“同国如同舟”“保国即保教”“爱教不忘爱国”“国强则教兴”等观点，号召回族人民“专其心力挽救危局”，使回族人民将国家荣辱兴衰与本民族前途命运有机结合的民族文化自觉空前提高。
爱国爱教是民国时期回族伦理文化研究和宣传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一方面是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五族共和”思想，使包括回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国家观念得以重塑，回族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明显增强。回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义学说体系中包含着许多强调服从、崇尚忠诚、褒扬爱国的经训，穆斯林除了服从真主和使者，还要服从主持社会事务的人；“圣训”上说“爱国属于伊玛尼”。这些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思想经过历代回族思想家的阐释和发扬而根植于回族穆斯林的心灵深处，使爱国成为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崇高的道德追求，成为回族政治伦理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开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和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也使回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新的陶冶和锻造。中国共产党主张，只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打倒共同的敌人，各族人民才能取得解放，回族人民正是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开始了解放斗争的新时期。回族中的先进分子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和许多回族爱国人士、各阶层群众拥入了斗争行列。
民国时期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较之明清时期有了很大的削弱。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没有给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文化、旧传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运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儒诠经，用文言文作为载体，并以儒家伦理文化作为诠释伊斯兰教伦理文化的中国回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必然受到冲击。而在这一运动中，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也不可能再重新像明清时期的汉文译著活动那样重新开始一个中国回族文化的复兴运动。此后一个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为了维护回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更专注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传播和翻译工作，以及回族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因此回族伦理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的系统研究缺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在法理上承认了回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使回族有了归属感，这样回族学者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可以平等进行回族历史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回族学者开始冷静思考回族学研究的一些基础和长远发展的问题。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谈到回族学研究的长远发展：“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
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化的研究主要有：
回族史研究。1949年至1957年是回族史研究的丰收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出版了白寿彝的《回族底新生》，可称为新中国第一本回族简史。195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等编著的《回族的历史与现状》。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不少讨论回族族源及形成的论文。1960年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从回族和伊斯兰教、回族的来源、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回族史工作五个方面论述了回族史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对新中国的回族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这些研究为当代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1年，上海东方书社出版了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1952年，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回民起义》（全四册）。马长寿从1956年开始主持对陕西回民起义的调查，整理出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重要成果。回民起义研究的兴起与当时学术界以阶级斗争观点诠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20世纪50年代后期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的争论就反映了这种时代性，学术争论逐渐转向了政治批判，短暂兴盛的回族研究被政治运动打断了。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民族工作上的重要举措之一。对回族的调查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地区或机构的研究者参与了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回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一书。还整理出版了《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黑龙江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广东省回族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朝鲜、回、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云南省的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比较丰富，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三册《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些实证研究为当代回族伦理文化特别是回族在当代的信仰文化和习俗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
伊斯兰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过短暂的兴盛，代表人物是马坚和陈克礼。马坚先后翻译出版了《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年）、《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51年）、《教典诠释》（上海交通书局，1951年）、《伊斯兰哲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等著作。马坚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就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中国穆斯林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阐释说明。1951年1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穆罕默德的宝剑》一文，2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文章就伊斯兰教产生的背景、穆罕默德传教的经过及他为什么拿起武器的过程进行了阐述，指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教所准许的战争是自卫的、抵抗的战争。1951年3月20日，马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的文章，就这个敏感和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剖析。毛泽东在读到这两篇文章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马坚的上述研究中，对回族的伦理文化的历史和在当代的变化和发展都给予了一定的阐述。20世纪50年代，陈克礼先后著述、翻译了《回教与社会》（北京东四清真寺，1951年）、《从默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北京回民学会，1951年）、《圣训经》（上册，北京清真书报社，1954年）等，在回族民间有广泛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对回族文化的研究逐渐降温，这种情况造成到“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一本研究回族文化的专著，甚至连一篇专门的学术文章都没有。到了“文革”时期，全国的学术研究都处于停滞阶段。
（三）改革开放至今的回族研究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回族文化的学术研究开展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对回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凸显在两个方面：
一是回族历史研究不断深化。首先，回族通史著作开始出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回族史》，此前，还有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1996年）问世。相关成果还有《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1992年）、《中国回族大辞典》（杨惠云主编，1993年）、《中国回族》（胡振华主编，1993年）、《伊斯兰与中国文化》（杨怀中、余振贵主编，1995年）等。其次，地方回族史研究硕果累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全国各地区回族史著作就有几十部。在回族人物研究方面，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四册《回族人物志》是最重要的著作，关于郑和、海瑞、回民起义领袖、西北马家军阀和回族革命人物的研究都有不少成果。在回族断代史研究、回民起义研究、回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回族古籍整理，以及回族经济、教育、科技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