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明显滞后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说，它在中华文明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像回族伦理文化形成时期那样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较高学术水准的理论体系。这固然是有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原因和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的环境影响，但是缺乏一大批有较深学术造诣的学者和系统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突出地表现在回族的学术文献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回族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缺乏实证研究的科学成果，特别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大家出现，这就使得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对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的导向和影响力降低。
第二，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形态与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和大众形态距离不断拉远。本来回族伦理文化重视社会实践，强调经世致用，对回族生存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文化报答力。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形态偏离自己的实践目标，一方面它逐渐偏离爱国主义的文化主题，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它又缺乏理论指导和价值观念的自觉，因而在形式上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和特点，在内容上又失去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目标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对接，这就使它远离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和大众形态。
第三，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和大众形态缺乏内在联系，无法形成大众形态的文化自觉。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是回族伦理文化大众形态的精神核心。明清时期，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形态之所以能得到普及和提高，就是因为当时的一批回族学者在经堂教育中把回族伦理文化的价值导向和思想精髓通俗化和大众化，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使回族伦理文化的思想内容深入人心；同时把回族大众关心的问题引入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视域，从而使少数人理解掌握的哲学伦理思想变成对广大回族成员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而当前回族文化研究界出现了一种书斋研究，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远离回族社会生活。特别是回族伦理文化研究中充满了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西方话语，严重缺失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这就使回族学术形态与回族丰富的社会实践脱离，从而失去了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本性，使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形态处于一种自发状态。
第四，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在三个层面上缺乏深入的研究。
一是基础性研究。“五四”运动后，一批回族穆斯林学者，如白寿彝、杨志玖、金吉堂、傅统先、马以愚等，他们在回族学研究领域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为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文化学术基础研究的开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地方回族志，以及编辑整理了一批回族古籍文献。但是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回族的古籍文献整理、史志编纂，还是民国以来的报章杂志资料整理都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做。
二是实证研究。近代以来，回族文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相应发生着很大变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的兴起和回族在社会环境变化中的变迁以及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需要通过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在这方面一些回族、汉族学者也做了不少工作，这些年这种研究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对于回族当代生活的变化以及回族文化在这种变化中的作用还缺乏全国范围内系统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这就使回族文化的学术形态无法及时反映回族伦理文化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变化。特别是回族伦理文化从宗教形式向世俗形式的转变、回族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间的形态呼应和对话。
三是信息库、学术资料平台的建设。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当今世界文化已形成各种文化之间和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回族伦理文化的信息库和资料平台建设关系着回族伦理文化学术形态的开放和发展变化，而这方面无论是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开放资源建设还是信息库建设都还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直接影响到回族伦理文化学术形态与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内在联系和统一。
由上看出回族伦理文化在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政治形态在其后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并成为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主流，但由于回族伦理文化学术形态的发展相对滞后还无法反映大众形态层面的文化自觉，这就使回族伦理文化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语言、传播方式等方面，还缺乏应有的感染力、吸引力，要真正深入大众心灵，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回族伦理文化形态的发展取向
文化历来是人们十分重视和积极探寻的一个领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全社会对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回族伦理文化形态发展变化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其对三个问题的回答：一是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回族伦理文化；二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回族伦理文化；三是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回族伦理文化。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于确立21世纪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目标、谋划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思路、提出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以推动回族伦理文化可持续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关系到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命运。
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命运有三个价值取向：第一个价值取向是封闭自我，远离回族变化发展和回族大众的实际生活，局限于书斋中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学术研究，或缺乏研究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仅限于民族情感的激情创作，其结果使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远离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第二个价值取向是缺乏文化自信，自卑自弃，或畏于政治风险，或出于功利，既不能批判地继承回族传统伦理文化中闪烁着历史辉煌的文明成果，又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回族伦理文化中体现时代精华的回族精神，使回族伦理文化失去回族的文化特质与特色；第三个价值取向是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创新的精神立足回族新的社会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使回族伦理文化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创新，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特质和特色的同时，实现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和回族文化特色及风格的回族伦理文化形态。
任何文化生存、发展和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于本民族发展的文化报答力和深入民族大众的影响力以及对民族精神形成的凝聚力。许多研究回族文化的学者都倡导回族文化的大众化，强调只有实现回族文化的大众化，才能真正使回族文化深入人心，增强回族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在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其大众性不断得到强调，但实际情况却是伦理文化的大众形态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一些研究者并未真正认识到大众性是回族伦理文化的首要本性，甚至认为回族的伦理文化是少数人研究的学问，与平民大众无关，因而不重视甚至轻视大众形态的回族伦理文化。他们研究的问题、方法、内容、形式远离回族大众，大众形态的回族伦理文化在回族文化发展史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因此，如何让回族伦理文化走近大众，就成为确立回族伦理文化大众形态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化不断地得到倡导，但是在回族伦理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它集中表现在：学术界对回族大众关心的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他们的生存境遇、发展命运与精神世界问题没有真正进入回族伦理文化的视阈。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内容要么是“文本”，要么是“政治生活”。回族群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没有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基本内容，人民道德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没有完全汇集在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中。研究者乐于在书斋读文本之书，而对人民大众的实践之书、生活之书和心灵之书读得不够。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少新的伦理理念和学术思想，但对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回族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实践经验与生存智慧作学术上的总结、提升不够。要言之，虽然我们在政治上重视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形态”，但总体上，回族伦理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专家学者的专利，这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本性”。
回族伦理文化大众形态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原因：一是学者的工作和研究方式往往是学院式的、远离大众的；二是评价研究成果价值的尺度仅仅是“学术含量”“学术水准”和“学术影响”，不包括对民众的影响。有必要指出，回族伦理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绝不是庸俗化，而是既要改变语言表达方式，赋予回族伦理文化以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更要把“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引入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视阈，使仅由少数人理解掌握的学术思想变成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换言之，回族伦理文化，尤其是当代中国回族伦理文化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大众化，而不应该是学者们的“盛宴”，更不应该是学者们个人的私语和独白。
一部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历史应当也是研究者解读、发展回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在中国明清时期回族思想家的汉文译著中，虽也不乏有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但都比较注重根据新的文本、新的实际和新的思想资源从学理上阐述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思想内容。对此，有人认为他们远离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形态，也有人认为他们通过学术关心政治，具有强烈的介入精神，还有人认为他们注重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化，具有大众化特征。究竟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的学术贡献，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虽然学术形态的回族伦理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但民国以来相对独立的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并没有完整、明晰和系统地建立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回族伦理文化的研究者还难以提出系统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且多侧重解释、论证既定的理论。这虽然对回族伦理文化学术形态的发展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一些学者力图走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困境”，回到学术层面，强调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甚至主张回归学术、放逐现实，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世界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于是，中国回族伦理文化研究又出现了一种“文本解读”和“对话研究”的热潮。应当肯定，“文本解读”和“对话研究”在细致挖掘、整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率先以科学精神对回族伦理文化文本作了深度学术解读，再现了回族伦理文化的“新”形象，从而获得了判断以往各种回族伦理文化研究的对错得失的学理评判权和进一步发展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思想资源，为揭示回族伦理文化思想的当代意义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因而有其学术贡献。换言之，从“学术形态”研究并理解回族伦理文化，克服了仅仅从政治形态看待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理解回族伦理文化的局限，有助于人们较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和理解回族伦理文化，也为回族伦理文化提供科学的学理支持。但从整个回族伦理文化发展的进程来看，回族伦理文化的学术形态未得到健康发展：一是理论界的主流依然过于强调回族伦理文化为政治服务，对学界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最终影响了回族伦理文化学术形态的确立；二是一些学者对回族伦理文化的“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重视不够，没有认识到回族伦理文化本质上就是以文化方式全面而深入地批判和把握现实，进而为广大人民群众立言，为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政治提供合理有效的服务，其后果是回族伦理文化远离现实，远离大众，远离政治。上述情况使得回族伦理文化的三种形态处于分离状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回族伦理文化的大众认同、学术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逃避现实、政治和大众是因为存在种种顾虑，或者认为研究现实不是学术，不愿研究；或者认为研究现实触及政治，不敢研究；或者认为文化不解决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或者研究现实困难重重，不去研究；或者找不到研究现实、政治和大众的合理有效路径，不会研究。实际上，学术性与现实性是统一的。离开学术性，现实只是经验层面的现实，而不是理论层面的现实；而离开现实的学术则只是一种抽象思辨，而不是具有真实思想和对现实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如果只注重学术诉求而疏离现实、政治与大众，回族伦理文化研究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其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今天，回族伦理文化的发展正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回族大众的生活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一起发生深刻地相应变化。现代化是社会变迁的趋势，也是当今世界广为存在的文化现象。它以自身所展现的诸多独特优势，不断引发或者强化许多民族寻求发展进步的内在动机。应该说，现代化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性、多层次的跃进过程，是当前人们努力追求的最终摆脱经济贫困、政治动荡、文化落后、社会不公状态的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