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想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立为太子，把原太子废黜。因很多大臣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并极力进行劝阻，才没有最后决定下来。吕后因此惊恐不安。有人告诉她：“善于出谋划策是留侯的特长，他深得皇上的信任。”吕后就派建成侯吕泽去找张良：“您跟随皇上做谋臣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皇上每时每刻都想另立太子，您岂能置若罔闻？”张良说：“当年皇上不止一次处在艰难危险之中，我的计策侥幸被他采纳；如今天下已经太平，皇上因为喜爱戚夫人才想另立太子，事关骨肉之间的家常琐事，我等奈何不得。”吕泽要求道：“替我想个办法。”张良回答：“这件事用口舌言语去争谏，很难起到效果。皇上曾经广召贤才，有四个贤明的老人也被召来，但他们因为皇上轻慢了士人，又逃往山中，坚守节气而不愿为汉朝出力，不过他们却因此更为皇上看重。如果现在太子用谦恭的言辞写一封信，备好车子，再派能言善辩之人去执意相邀，估计他们一定会来。请来后就以上宾之礼对待他们，让他们经常跟随上朝，以便皇帝能够看到他们。这或许会有助于太子稳定位子。”吕后听从了这个建议，便让太子写好书信，派吕泽带上书信，并备了一份厚礼，态度极其谦恭地去把这四个人迎来，留在建成侯府里。
汉十一年（前196年），黥布发动变乱，但恰逢高帝卧病在床，便想把平叛的任务交给太子。这四位老人聚在一起商议道：“我们到京师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太子，现在让太子带军前去平叛，事情就危险了。”于是他们劝说吕泽：“让太子领军出征，即使立了功劳对他的名位也没有什么益处，但假如没有立功就可能因此而遭致祸端。我们时常听别人讲：‘如果母亲得到了宠爱，作为儿子的就会被别人看重，会常被别人抱。’现在戚夫人每时每刻都与皇上呆在一起，体贴入微地伺候皇上，眼前又经常出现赵王的身影，皇上也曾经说过‘最终会让爱子的地位超过那个不肖子’，显而易见，皇上是想让赵王取代太子。为什么您不抓紧时间请吕皇后寻找机会向皇上哭诉，就说黥布是一员猛将，天下人都知晓其用兵如神，现在各位将领都曾是跟随陛下南征北战的故旧和地位相等的人，如果他们被太子统领着出征，肯定不会尽心效力，并且如果让黥布知道了，他的气焰一定会更加嚣张。即使皇上龙体欠安，但还可以勉强坐上辎车，各位将领由皇上亲自统领着，个个都会奋勇无比，争先恐后去立功。虽然这样会使皇上受苦，但仍需要勉强承受，也算为妻子儿女着想。”吕泽听后不敢停息，连夜去见吕后。吕后寻找到合适的机会，把那四个人授意的话向高帝哭诉了一遍。高帝回答道：“这件事我曾经考虑过，本来这个孩子就不是太争气，恐怕难以胜任，还是我亲自出马吧。”于是高帝就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向东出征，留守的许多大臣一直送行到霸上。张良虽然疾病缠身，但也勉强支撑，一直送行到曲邮。他拜见高帝时说：“楚人勇猛强悍，请皇上不要与他们斗勇，要智取。”
汉十二年（前195年），高帝平定了黥布叛乱，归来后身体却每况愈下，病情更加严重，另立太子的想法也就更加强烈。张良据理力谏，但也无济于事，便推托自己有病不再理事了。太傅叔孙通引经据典，把历代废太子的弊端陈述了一遍，最后以死相挟，以维护太子的地位。虽然高帝表面上答应不再另立太子，但内心的想法却依然没有改变。在一次宴席上，高帝看到太子身后跟随着四位老人，他们须眉皓白，衣冠博带，年龄都已八十有余。高帝感到不可理解，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这四位老人走上前去，一一道出自己的姓名。这时高帝才惊讶地说道：“你们以前避我不见，隐居起来，无视我的征召，但现在各位为什么又与我儿子在一起呢？”四位老人答道：“陛下对士人常怠慢侮辱，我们不愿受辱，所以采取逃避的办法，但现在听说太子宽厚仁义，孝顺而有礼，并且敬重士人，天下士人都感恩戴德，心甘情愿为太子效劳，死不足惜，因此我们就出来追随太子。”高帝说：“既然各位受太子感召而出山，这是个好兆头，请你们始终辅佐太子吧！”
四位老人向高帝敬酒表示谢意后，躬身告辞。目送他们离去后，高帝把戚夫人叫过来，指着四人的背影说：“我想废掉太子，但他有四位高人辅佐，力量已经根深蒂固，势力十分强大，奈何不得。”
由上可见，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张良都运用他超人的智慧，化解了一道道难题，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使张良以一个智者的形象屹立于世。而张良之所以有这些过人的智慧，与他能得到《素书》，并精研其中的博弈之道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不仅懂得如何积极进取，更明白适当时候应急流勇退。他曾对高帝说：“我仅凭三寸之舌成为您的谋臣，皇上封我以万户侯，这已令我感到心满意足。最后我只愿将人世间的俗事统统抛开，追随赤松子神游而已。”从此之后，他便修炼仙道，不问尘事。
当年张良在下邳桥遇到一位老人，并从老人手里得到《素书》。老人告诉张良，十三年后，若在谷城山下见到黄石，那便是我。此事过后十三年，他跟随高祖路经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于是便把它取回家中，十分恭敬地供奉祭祀。张良去世后，那块黄石也随之一同下葬。因《素书》“不许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如所传的不是合适的人，一定会受到祸殃；遇到合适的人不传，也将受到祸殃”。而没有遇到合适的传书人选，所以，《素书》也和张良、黄石一起下葬了。直到500年后，晋末八王之乱的时候，有盗墓贼打开了张良的坟墓，从张良头下的玉枕中把这本书拿出来，《素书》才得以在世上流传。
《素书》就如同一座宝库，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在其中各取所需，通过各种博弈手段成就自己的王道霸业。今天，当“王道霸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博弈”的战场更是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有必要再一次翻开《素书》，领略其中的博弈之道。
3.“潜行隐世”就是“伺机而动”
兴衰有规律，成败有定数，去留也有一定的原则。如果机会到来，乘势而行，就能位极人臣；乘势而动，就能建立盖世奇功。但如果遭逢不到这样的机会，就只能默守正道，甘于隐伏。要是强行出仕，就必然会招来灾祸。当然，这里的甘于隐伏指的是“潜居抱道”，不是悲观消极地放弃作为，而是沉下心来，修身养性，储学积能，以便时机成熟时一展身手，成就大业。《素书》中所说的这一道理，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大量例证，而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诸葛亮隐居隆中和陶渊明终老田园这两个例子。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侍御史、司隶校尉、光禄大夫等官。诸葛亮的父亲诸葛曾任泰山郡丞。诸葛亮排行第二，上有哥哥诸葛瑾，下有弟弟诸葛均，另外还有两个姐姐。诸葛亮八岁时，其父诸葛去世，兄弟姐妹五人就由叔父诸葛玄收养。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诸葛亮的故乡琅邪阳都也遭受战火影响，一家人无法生活。此时，其叔父诸葛玄恰好出任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太守，诸葛亮姐弟四人于是便随叔父到豫章避难，诸葛瑾只身逃往江东谋生。不到一年，诸葛玄被军阀赶出南昌，只好带着家人投奔好友荆州牧刘表。但是没过多久，诸葛玄便去世了。此时，诸葛亮的两个姐姐都已嫁人，诸葛亮只好与弟弟一起来到荆州南阳郡邓县的隆中，盖了几间草屋，种了几亩土地，过着隐居的生活，此时诸葛亮年仅十七岁。
诸葛亮自幼聪慧，并且好学。隐居隆中后，虽然生活清贫，但是他边耕种，边求学，用大量时间博览群书，刻苦攻读诸子百家，即使是逸闻野史，也不放过。诸葛亮读书与别人不一样，他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观其大略。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诸葛亮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通晓兵法战术。虽然是隐居，但他十分关注天下大事，常自比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的燕国名将乐毅。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结识了一批饱学有志的青年才俊，如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石韬，汝南孟建，襄阳庞统等。他们经常聚会，纵论天下大事，畅谈个人抱负。有一次，诸葛亮对石韬、徐庶、孟建三人说：“你们三人去做官，将来可至刺史、太守。”三个人问诸葛亮自己会怎样，诸葛亮笑而不答，可见他的雄心壮志更在三位朋友之上。另外，诸葛亮还结交了两位长者，即襄阳庞德公和颍川司马徽，此二人对诸葛亮的才华十分了解。有一次庞德公对司马徽说：“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对此比喻深表赞同。
诸葛亮是幸运的，他在隆中隐居了十年，二十七岁时终于遇到了值得自己辅佐的明君，这就是刘备。但更多的隐者，却终其一生，也找不到合乎心意的出仕机会——比如陶渊明。
陶渊明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隐逸诗人之宗”。他从小“好读书，不求甚解”；他有济苍生、复故土的豪情壮志，却又因不肯为“乡里小儿”折腰而“归去来兮”，过起了隐居田园的生活；他生性疏懒，嗜酒成癖，但又常常无钱买酒，于是便有了“我醉欲眠”、“渊明漉酒”、“白衣送酒”等佳话；他的诗文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唐宋之后，却受到文人墨客的极力推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做过安城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很大。陶渊明八岁丧父，家道衰落，与母亲和五岁的妹妹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很贫穷，但因家教优良，他从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了许多书。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曾描绘自己“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从读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是他读书并不是字斟句酌，而是“不求甚解”，以期与古人心灵冥合。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有过远大的志向，他曾在诗里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但陶渊明早年没有做官，他二十九岁时，才因为母亲衰老、家道贫困的缘故，出而担任祭酒。不过，由于不能忍受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没过多久便辞职不干了。后来，州里召他做主簿，他“辞不就”，在柴桑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七年之后，陶渊明出任桓率镇军的参军，但因母亲去世，他辞官奔丧回家守制。
有一次，他对亲戚朋友说：“我想过恬淡自娱的生活，现在出去做官，为隐居积攒一些衣食之资，不知可以吗？”当权者听说后，马上派他去做彭泽县令。县里拨给他几亩公田，他全部用来种植酿酒用的秫谷，说：“能让我每天有酒喝就够了！”妻子不同意他这么做，于是他便用一半的土地种植粳稻米，另外一半仍种植秫谷。
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没多长时间，有一天，浔阳郡郡守派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县吏告诉他：“您应该穿好衣服，束好衣带前去拜见。”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些乡里小儿卑躬屈膝？”当天便辞了彭泽县令这个职务，回归故乡。陶渊明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县令，从此就没有再做官，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一方面是他爱好自由的天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陶渊明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言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陶渊明在这里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而且长期的政治动乱，致使魏晋以来“名士少有全者”，要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笔下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
按照文章所描绘，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入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舍中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劳作，老人和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人也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勉励，努力耕种。桑竹繁茂，五谷能够及时种植，不违农时。到了收获季节，他们也能够“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所有的收获都归自己所有，而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此外，这里没有兵丁、官吏，完全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共同劳作、酷爱自由、崇尚人性，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根本实现不了的。陶渊明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种奢望，于是便隐居起来，希望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每天都做些什么呢？从他归隐之后所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此时的陶渊明醉心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只是好景不长，由于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歉收，陶渊明的生活极为贫困。他四十四岁那年，居所失火，此后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连生计都发生了问题，但他依然不肯苟且，正如他在《自祭文》中所说：“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享年六十三岁。因此，陶渊明的一生，正如《素书》中所说：“如其不遇，没身而已。”陶渊明虽怀绝世之才，但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他并没有为了施展自己的才能，去蝇营狗苟，而是毅然选择了“抱道而终”。我们说，像陶渊明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贤人君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4.“得机而动”，就能成为博弈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