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
——《安礼章第六》
【解读】
只有平常对危险有所畏惧，才能平安；只有平时对死亡有所畏惧，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行事之道则吉，不符合行事之道则凶。吉祥能招来百福，不吉则招来百祸，这并不是有什么神灵，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博弈之道】
害怕危险，常能得安全；害怕灭亡，反而能生存。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只有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才有吉；如果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则凶，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这个道理。按事物规律行事的人，并不是自己求得幸福，而是幸福归聚到了他那里。但是，不按事物规律行事的人，越是担心遭受灾祸，灾祸越是往他那儿汇集。
2.居安思危，最佳的博弈心态
“畏危者安，畏亡者存。”说起居安思危一词，又不得不提到唐太宗和魏征。唐太宗曾经对亲近的大臣们说：“治国就像治病一样，即使病好了，也应当休养护理，倘若马上就自我放开纵欲，一旦旧病复发，就没有办法解救了。现在国家很幸运地得到和平安宁，四方的少数民族都服从，这真是自古以来所罕有的，但是我一天比一天小心，只害怕这种情况不能维护久远，所以我很希望多次听到你们的进谏争辩啊。”魏征回答说：“国内国外得到治理安宁，臣不认为这是值得喜庆的，只对陛下居安思危感到喜悦。”
居安思危，顾名思义，“思危”的一般都是已经“居安”的人，特别是那些功高震主的名臣大将。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可能像张良那样放下名利、全身而退，但能够学习郭子仪，也足以自保了。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郭子仪进封汾阳郡王，住进了位于长安亲仁里金碧辉煌的王府。令人不解的是，堂堂汾阳王府每天总是门户大开，任人出入，不闻不问，与别处官宅门森严的情况判然有别。客人来访，郭子仪无所忌讳地请他们进入内室，并且命姬妾侍候。有一次，某将军离京赴职，前来王府辞行，看见他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妆，差使郭子仪递这拿那，竟同使唤仆人没有两样。儿子们觉得身为王爷，这样总是不太好，一起来劝谏父亲以后分个内外，以免让人耻笑。而郭子仪笑着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五百匹，我的部属、仆人吃公家粮食的有一千人。现在我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受尽恩宠了。但是，谁能保证没人正在暗中算计我们呢？如果我一向修筑高墙，关闭门户，与朝廷内外不相往来，假如有人与我结下怨仇，怀有二心诬陷我，我就百口莫辩了。现在我大开府门，无所隐瞒，不使流言蜚语有滋生的余地，就是有人想用谗言诋毁我，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了。”几个儿子听了这一席话，都拜倒在地，对父亲的深谋远虑深感佩服。
比唐太宗、魏征和郭子仪他们更早意识到必须居安思危的，还有春秋时期的晋悼公和魏绛。宋、齐等国联合攻打郑国，弱小的郑国知道自己兵力不足，于是请晋国做中间人，希望宋、齐等国家能够打消攻打郑国的念头。其他国家因为害怕强大的晋国，并不想得罪晋国，于是纷纷决定退兵。为了答谢晋国，郑国国君派人献给晋国许多美女和贵重的珠宝作为贺礼。收到这份礼物之后，晋悼公十分高兴，将一半的美女赏给这件事的大功臣魏绛。没想到正直的魏绛一口拒绝，并且劝晋悼公说：“现在晋国虽然很强大，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大意，因为人在安全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这样才会先做准备，以避免失败和灾祸的发生。”晋悼公听完魏绛的话之后，知道他时时刻刻都牵挂国家与百姓的安危，从此对他更加敬重。
3.有道无道，判断博弈结果的风向标
不同的人，“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依然是“有道则吉，无道则凶”——比如“安史之乱”前后的唐玄宗李隆基：有道时，百福皆归；无道时，百事不遂。
唐玄宗名隆基，唐睿宗第三子，死后被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盛唐乃李姓天下，李隆基虽贵为龙脉，但由于皇室的争权夺利，李隆基少年时代充满坎坷与不幸。
李隆基的父亲李旦是武则天的儿子。高宗逝世后，李旦的哥哥李显即位，是为中宗。但他在位不到两个月，即获罪被废。李旦登基，但朝政却牢牢控制在其母武则天手中。李隆基之母窦氏，性情婉顺，深得睿宗宠爱。公元684年，睿宗称帝不久，特地册立窦氏为德妃。公元685年仲秋，德妃喜得贵子，即为李隆基。李隆基排行第三，家中人亲昵地称呼其为“三郎”，三岁时被封为楚王，深得其祖母武则天的喜爱。
但好景不长，公元692年11月，户婢韦团儿在武后面前造谣生事，说睿宗皇后刘氏和德妃窦氏“厌蛊咒诅”。武则天非常宠信韦团儿，又生性多疑，便乘刘氏和窦氏朝拜自己之际，突然将她们杀害。刘、窦二妃的死，李旦虽知是冤枉，但也敢怒不敢言。武则天于是更加肆无忌惮，窦氏父母也因此受到牵连，武则天将窦孝谌贬为罗州司马，将窦氏的三个兄弟流放岭南。又将刘妃、窦妃的诸子一律降为郡王，李隆基也从楚王的位置一落千丈，变成临淄郡王。为了防范这些郡王，武则天对他们采取了“随例却入阁”的措施，所谓“入阁”，实质上是将睿宗诸子幽闭于深宫，不让他们在外“开府置官属”。
李隆基在宫中被幽禁了七年，但他志存高远，不像其伯父李显、父亲李旦和哥哥们那样怯弱。他虽身处逆境，却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尧舜、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等英明君主作为自己的楷模，决心做一个光耀史册的开明君主。他在诗中写道：“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当时，李氏集团和武氏集团为了皇位斗得你死我活，母亲的惨死、兄弟的被贬、国号由唐而变成周、父亲由尊贵的君主变成皇嗣，这一切使李隆基备感耻辱，他立志要推翻武周统治，恢复李唐江山。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以卵击石的愚蠢做法，而是采取“不问政治”的策略韬光养晦，一心学习文字、音乐、戏剧、书法、骑射，将自己变成一个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人。
李隆基十五岁时，武则天希望改善同儿孙的关系，便放弃了残暴的酷吏政治，李隆基兄弟得以“出阁”，重新获得自由。时年李隆基十八九岁，便开始走上仕途，历任右卫郎将、尚辇奉御。
唐中宗复位，李隆基擢升卫尉少卿，后又兼任潞州别驾、主管一州军事。
中宗软弱无能，无帝王之才，只知享乐游玩。韦皇后执掌大权，重用武三思，韦、武勾结，欲图不轨。
李隆基对韦后的阴谋早有觉察，他暗结万骑果毅葛福顺等人，争取羽林军的支持，伺机而动。当他得知中宗被毒死的消息后，果断地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抢在韦后对自己动手之前，率领大量羽林军冲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事后，在太平公主的主持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因安定社稷、灭韦有功而被封为“平王”。
睿宗即位后，宫中围绕立谁为太子展开斗争。按照长子继承制，李隆基之长兄李成器是最佳人选。但李隆基凭借诛灭韦武集团、拥戴父王的功劳，在宫中声望颇高，睿宗对立谁为太子犹豫不决。李成器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深知自己在能力、功劳等各方面都比不上李隆基，便主动让贤，声称“时平则嫡长，困难则归有功”，表示自己绝不敢在平王之上。当时诸王、公卿、大臣们也多数认为当立李隆基为太子。最后，睿宗同意立李隆基为太子。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在平定太平公主集团、执掌全部大权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玄宗决心首先整顿吏治，任用贤人，提倡禁绝奢靡之风，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于是，开元盛世时代便来临了。
但开元末年以后，玄宗开始奢侈浪费，将军国大事全部委托给宰相李林甫。
公元736年，唐玄宗欲从洛阳回长安，正值秋收，宰相张九龄认为皇上大驾，必然会惊忧民众，影响秋收，恳请皇帝改期。但李林甫却逢迎说：“长安、洛阳乃是陛下的东西宫，陛下您可以随意行幸，即使妨碍秋收，又有什么关系？”
到了开元末期，玄宗沉迷酒色，后宫宫女竟然多达四万人，每次吃饭必摆几千盘山珍海味。每到春天，玄宗便在宫中大摆宴席，命诸妃头插鲜花、玄宗亲自捉放粉蝶，让它在诸妃之间飞舞，最后粉蝶停留于何人之头，玄宗当晚便宠幸何人。
更为严重的是，玄宗开始“倦于万机”。天宝三年，玄宗对臣下说：“朕不出长安数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后玄宗将政事委托李林甫达十六年。
李林甫，长安人，从开元二十二年到天宝十一年都担任唐朝的宰相，实际掌握政权十六年，是玄宗当政时任期最长的宰相。
李林甫是个阴险的小人。他总是先装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诱人说出心里话，然后他再到玄宗面前打小报告。朝臣们私下议论：“李林甫虽面带笑容，肚里却藏着一把剑！”口蜜腹剑这个成语，说的就是他。
李林甫独掌大权以后，开始闭塞玄宗的视听，竟然使玄宗取消谏官议政制度。而谏官们害怕李林甫的权威，谏诤之路遂绝。
李林甫位高权重，对周围人都严加防范。公元747年，玄宗欲广招贤士，下令凡有一技之长者，都可到长安参加考试。李林甫下令郡县官吏先行挑选，然后送到尚书省，由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试，然后再挑选几人送至皇上。考试结果，李林甫未录取一人，却向玄宗贺喜说：“这些人才能平庸，可见野无遗贤。”他在相位十九年，朝廷乌烟瘴气，天下从此大乱。
开元由盛转衰的另一个原因，是唐玄宗极其宠信高力士。高力士，高州良德人。在李隆基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集团时立下汗马功劳，开元初年，被升任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
玄宗对高力士深信不疑，常对人说：“力士当上，我寝则安。”他将一些政事交给高力士处理，每有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送高力士过目，高力士根据事情大小，相机行事，大事呈报玄宗，小事则自行处理，几乎成了玄宗的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