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雨中哀巨笛
———悼念辛笛先生
心笛
白色的花瓣凄凄地落下来，像落着白色的花雨，红砖上、水泥地上、绿草上全是白花瓣。即使没有微风，花瓣儿仍是徐徐飘落，再也无力站在黑色的树梢。这铺了满地细细小小似心形的白花瓣，似乎也在哀思悼念一月里离去的黄浦江头巨笛———中国的著名诗人辛笛先生。
辛笛诗人原名王馨迪，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成名的诗人，为“九叶诗派”诗人。他的爱妻徐文绮女士于2003年9月30日仙逝，一百日后，2004年1月8日，辛笛先生也匆匆离去，似急急地去追赶他初恋时心目中的“蝴蝶”譹訛———他的爱妻，他们曾似仙侣般度过共患难、共安乐、共诗文的日子。辛笛的诗，含蓄隽永，典雅清新，以“蕴藉婉约著称于世”，溶中国古典诗词之意境和严谨体裁，及西方诗歌意象与艺术于一身。凝练的诗句，独特的语言与风格，一一显出他深湛的中西文学修养。
1912年出生于天津举人家庭的王辛笛，原籍江苏淮安。幼年读私塾，十岁学英文，自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西洋文学，和名诗人艾略特、史本德等曾相过从。后曾任上海暨南、光华两大学教授。回想与辛笛先生诗家前辈相识，可说是缘于笔名，当年我若没选“心笛”两字做笔名，而选了“笛心”两字的话，恐就无缘与他相识了。
1981年，旅美的名学者周策纵教授有意出一本《海外新诗抄》，嘱我将纽约“白马社”时写的诗寄给他，那年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一年。周教授于1981年12月30日给我的信中说：“前天在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讨论二十世纪辛笛晚年一首诗，喻其夫人年轻时似一“蝴蝶”。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十年代文学。大陆作家十四人参加……我遇到上海来的诗人王辛笛，和他谈起你，他说他早年有一个时期用的笔名正是‘心笛’。”我记得王辛笛先生清华同学卓牟来先生也曾提起过，在清华时一位同学写诗似曾用与我同样的“心笛”笔名。
不久后，我竟收到辛笛先生亲自题名签名送给我的诗集，好像是托周策纵教授或是叶维廉教授带来美国再由与我同校的张错教授转来的。我真是出乎意外地深觉感动！一位著名的诗人，竟会毫无架子如此善待一个无名的晚辈。他一定是一位可敬可佩的长者，仁慈而豁达。
1983年夏，我和女儿凌丹参加了一个中国观光旅游团。抵达上海那天，我试着要求中国方面的“领队”为我探听诗人王辛笛先生的电话与地址，示意我想去拜访这位黄浦江旁的诗人。让我深感意外的是，领队很快通知我，当晚七时，我可以去诗人在南京西路的家。那年头，上海的食物店需要粮票才能买点心、食品。我看到卖绿豆饼的小食店，进去想买一块小饼却空手而出，因为我不持粮票而被拒。友谊商店则还没被安排前往，因之，我与女儿空了手搭乘公共汽车去南京西路。上海街上的人十分冷漠，当我们问路时，他们瞪着白眼，理都不理，不予指点，但我们终摸索着找到诗人的楼寓。那一带的大楼，很似纽约市或伦敦的坚固大建筑物，相当雄壮，显得暗淡的外表，遮不住当年曾有的辉煌。
在洋溢着诗香书香的三楼公寓里，我和女儿同时感到上海原不是那么冷漠的城市，前辈诗家王辛笛先生敦厚热忱的态度、开朗和蔼的笑声，扫去了我们在街头问路时所得的不良印象，而开始觉得上海因有王辛笛诗人而美丽温暖起来。中国儒家与西洋典雅的风度与文化，在诗人举止言行中显示出来。那时辛笛夫人正值在美国探亲，我们见到辛笛美丽的儿媳及才华出众的幼女王圣思，还有满屋满墙的书。我忘不了他们以置有波罗蜜的冰淇淋招待我们，辛笛先生又取了多本那时大陆年轻诗人的作品送给我，包括舒婷、白桦等的诗册。
往后，辛笛先生曾写了一首以《心笛———辛笛———新笛》为名的诗，亲笔抄写了送给我，并在大陆的《诗歌报》上发表。诗中有“谁曾料到当年的我写诗，却何其如此像今天的你”，诗尾为“但愿共同以新的风格，吹奏起悠扬的新笛”。这位前辈诗人，是何等仁慈慷慨来鼓动晚辈！每当他的新书出版，他总不忘赐赠一册给我。迢迢千里外的诗情盛意，使上海变成了有诗香温馨的城市。因为辛笛诗人在那儿。
辛笛著有《珠贝集》《手掌集》《辛笛诗稿》《印象·花束》《王辛笛诗集》《王辛笛短诗选》，旧体诗集《听水吟集》，诗合集《九叶集》，散文集《夜读书记》《偶拾》《梦馀随笔》等，并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校译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等。《手掌集》是他的代表作，除新诗外他也擅长旧体诗、散文及翻译。
辛笛的诗，有“气氛的掌握”及“抒情的声音”，令人读之再三仍感余味无穷，如《秋天的下午》：
阳光如一幅幅裂帛/玻璃上映着寒白远江/那纤纤的/昆虫的手昆虫的脚/又该粘起了多少寒冷/———年光之渐去。
又如《航》：
帆起了/帆向落日的去处/明净与古老/风帆吻着暗色的水/……/……/从日到夜/从夜到日/我们航不出这圆圈/后一个圆/前一个圆/一个永恒/而无涯涘的圆圈……
余光中在《为辛笛看手相》的论文中曾论析辛笛的创作技巧，说辛笛的诗有“独创的意象”，“富有抽象美”，深受西洋作品影响，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叶维廉自述，辛笛的诗，曾给予他诗创作上最早的启发，曾把《手掌集》找到，又抄又读，有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辛笛自认他从事新诗的创作，与受清华大学时老师叶公超的教益和影响有关。
在抗战期间的上海，辛笛夫妇曾为保护文化古物而冒险为国家存藏数十箱的古籍书于顶楼室中，以免被日军盗毁或流失，至胜利后全数运交北平图书馆。往后曾将全部积蓄十五万美元，捐给国家。其后，“文革”时，身无余文，适三女圣珊将被于中秋节左右发配去贵州，辛笛先生为了要省下七分钱电车费来买一枚小月饼给女儿送行，而从单位外滩步行三小时回家。如此辛酸慈父心！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出版的《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王圣思著）一书中，处处可看到诗人豁达的心胸、高洁的品格与博爱的精神。辛笛的原则是：“做人第一，写诗第二”。他不为写诗而写诗，他是有感而发才写诗，因之也有沉默的时期而不写新诗。我在海外所遇的诗人中，辛笛先生是最最和善的谦谦君子，总是笑容满面令人如沐春风，一点点架子及傲气都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曾多次见面，他有时是由公子圣群伉俪陪着，或是女公子圣珊伉俪陪着。辛笛尊称我父亲为师长，旧体诗《听水吟集》第91页上的诗中云：“依稀水木景长春，异国重逢分外亲。灯火一堂同笑语……”即是记载着那时的相聚。
《听着小夜曲离去》是一首辛笛未刊稿，在他离去后自他笔记本中飘落出来的，似乎意味着遗言：
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多的爱恋/一切对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
回想辛笛夫妇1986年在美国南加州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回到上海后似乎就没再来南加州了。每年，我们都通音讯，并会收到辛笛先生夫人的相片，背景是堆书如山的客厅。他们文采出众的幼女公子偕婿，多年来日夜照顾他们夫妇的生活起居，为他们读书读报，无微不至地孝顺侍奉他们，他们真是有福的诗人夫妇，可称为福寿全归了。由于辛笛自夫人仙逝后变得沉默寡言，茶饭不思，健康受损，于爱妻逝后百日，辛笛先生即“飘然而去”，凄美得像一首歌，一首诗，令人听了深感悲痛，哀思。
我曾称辛笛先生为黄浦江头的“巨笛”，我是海外的“小笛”。如今“巨笛”离去了，上海市似乎变成一座不复温馨“空空”的城市了。但巨笛的隽永诗句，将在海内外永远地奏起。我呆呆地看着南加州大校园东亚图书馆旁落的满地的白花瓣，想着上海“空”了的城市，我心沉沉。
上海福寿园中，辛笛夫妇的骨灰安置处，书碑上刻着《航》里的诗句：“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与茫茫的烟水”。辛笛先生另一首未刊稿，似他自墓地发出的声音：
永远和时间同在
“声音自草中来”
———《挽歌》
每到清明/多谢每一位前来/为我扫墓的人/带来花环的一片深情
看，青青墓上草呵/那是因为我的生命/已经融入到这方土壤中/永远和时间同在/你没有听到我轻微的召唤么/请你轻轻地放下每一个脚步/我不知你会惊动了谁/那就是我以虔诚渴望的眼睛/在迎接你的到来/今天过去了/但愿你明年能照旧再来
墓碑上刻有我和老伴/和我们子女的名字/我们俩并不寂寞/在晨风中我们唱起与子偕老之歌
辛笛先生殁于1月8日，我自己的父亲殁于7年前的1月7日，因此，我会永记得这两个日子。每到清明，我会思念起我的双亲，也会思念起辛笛诗人与夫人。我会轻轻地放下每一个脚步，以我的思念做成花环，迢遥地在晨风中告诉他们，你们永远和时间同在。
台湾《秋水》诗刊第121期2004年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
追思辛笛先生
徐中玉
辛笛先生早年已是我国著名诗人，但因先前从未有机会直接相识，如在某一同地，或在同样性质的工作单位学习、共事过，所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我们才有了接触。记得是在上海的作家协会和上海市民盟组织一些会议开会的时候。至今我仍珍藏着他赠予的《九叶集》，是1981年10月赠我的。后来承他赠寄的还有《听水吟集》《偶拾》等好几种。在我读过的中国现代诗人之作中，老同学臧克家与辛笛两位所赠是最多的。两位老友诗风不同，生活经历也不一样，但同有纯真的品格，追求社会进步的特点。比之耽读古诗，我所读的现当代诗很少。但现当代诗中只要不是一味教条口号，不是一味立足宣传，其中就仍有不少佳作，具有长期的艺术生命力。辛笛的诗，就有这种魅力。
辛笛比我年长两岁。我们接触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非常谦逊，从不居功夸耀，总说自己没做多少事情，其实较熟的朋友都深知他在进步文化事业中有许多贡献，从未停止过。二是诚恳，总说自己力气很小，但他一直在尽力工作，卓有成绩。
创作成功的关键，就在做纯真的人，这样才能写出纯真的诗。辛笛先生的品格、胸襟，令我不胜敬佩。略写这几句，不足尽其万一。老友们永远会记得他。
2004年9月21日
“历劫换来风和日丽”
———怀念辛笛
徐开垒
我认识诗人辛笛已有六十年。那时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1945年12月7日下午，由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唐、柯灵、叶以群等作家带头，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金城银行六楼召开上海文协成立大会，除巴金在重庆还来不及回沪、夏尊因病请假外，筹备委员除上述几位，还有葛一虹、赵景深和王辛笛。那天到会的，还有魏金枝、佐临、夏衍、周建人、罗稷南、杨绛、师陀、钱君等六十多人。除了主持人郑振铎、李健吾热情接待大家，我印象中特别忙碌的人是王辛笛和赵景深。赵景深是大会司仪，辛笛则是由于那时他是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员，这次大会会场的提供者，许多具体工作都不免推在他身上，请他来指挥安排。我正是在这次受接待过程中，与辛笛先生结识。我觉得他既是个诗人，又是个能在实际生活中认真踏实办事的人。
接着是在1946年《文艺复兴》创刊号上，读到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出国留学时写的两首诗《刈禾女之歌》和《月夜之内外》。同时还在厦门路尊德里《周报》和《文艺复兴》编辑部，几次看到他随同郑振铎来和唐、柯灵等一起聊天，有时还有李健吾、周煦良等人在场。在这些作家的相互谈笑中，很自然地显露了各人的性格，我觉得辛笛是当时生活条件最好，却是最能尊重对方的人。
我与辛笛直接接触的机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教师报》停办，我从北京回上海从事《文汇报》副刊编辑工作后。他一直是《笔会》诗稿作者组稿对象，特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期，民歌运动如火如荼。辛笛作为诗人，成为各报刊争取写稿的作者。值得珍视回顾的是辛笛先生一贯谨慎小心的思想作风，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曾过分出格。就在1959年秋天，他与很多作家同行去浙江的新安江，回来应我们邀约，也只写了七首七绝组诗《新安江竹枝词》。
“文革”开始后，我们都成靠边对象，彼此也失去了联系。“文革”结束后，我们又有了自己在工作中的权利和主意，不但于1979年11月在北京一起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还在巴金家中几次见到辛笛，我就很自然地向他约稿。他在这个时期除了为我们写过《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感咏》等诗稿外，还在1983年1月1日《笔会》版面上发表了他的七律《元旦书怀》：
霞蔚云蒸又一春，
中兴气象物华新。
十年动乱冤初雪，
亿众绳规庆有循。
历劫换来风和日丽，
到头铸就漆胶亲。
老怀犹抱鲲鹏志，
跃马扬鞭敢后人？
这首七律确实抒发了辛笛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真实感情。他在“文革”中遭到多次迫害和抄家，这些是我在最近读了王圣思《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后才了解到的。而他“历劫换来风日丽”，还能怀抱鲲鹏之志，跃马扬鞭，不敢后人，实在令人敬佩。
在我的书橱里，至今仍珍藏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赠我的《九叶集》《辛笛诗稿》和《印象·花束》三本诗集。而他在1991年9月3日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的《读〈巴金传〉所想起的》一文，更使我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与他在巴金与柯灵家中几次巧遇的经历，以及我在开始写《巴金传》时特地到他家中听他谈与巴金交往的过程。他在晚报上发表那篇文章时，当时《巴金传》刚出版上市，他说：“作为巴金作品的读者和老友，最近我很高兴地读到了徐开垒写的《巴金传》，尽管只是第一部，但我已经能从这本文采朴实无华的传记中窥见巴金本人的过去，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现在与未来。虽然我和他相知半世纪以上，但我现在才较深入地了解到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的各方面。”由此，辛笛还回忆他在1933年结识巴金时的情景。他说，那时他还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巴金和靳以正住在北海与景山之间的三座门大街一座庭院中的三间朝南平房里，编办《文学季刊》。他作为文学青年也去过几次，看郑振铎、曹禺等人也常在这里谈工作；一起闲聊，并由此了解各人的情况，更进一步了解巴金的性格。辛笛先生在这篇文章最后还说期待《巴金传》下部早日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