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的上述小说，取材依然是她离开大陆以前的生活，也就是说，尽管在美国居住了40年，美国的文化对她创作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虽然我们也能在她的小说中见到这样的句子：“这些年轻人本来就不爱说话——50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虽然在她后期的作品中较多地出现了在外国（一般是美国）留学过的或正在留学的人物，也有篇幅很少的关于在异国生活的片段，但在她整个创作中实在算不了什么。
和孤绝于人世的生活方式一样，张爱玲的文学想象也对外界的新事物关上了门，再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来触动她。创作激情的衰退是在所难免的，她只有像个古董收藏家似的，反复摩擎以前的成品。在美国写的《浮花浪蕊》、《相见欢》、《色·戒》三篇小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篇，据她自己说后又屡经“彻底的改写”，直至1979年才问世，就是有力的证明。
得到机会重新抬头的自由主义思潮有办法把张爱玲再度捧红，但永远无法替她恢复从前租界市民社会那块沃膄、惬意的家园。张爱玲在美国扎不下根去，原来的乐土又早就动摇崩溃，只在梦中成了有待追忆的残影；所以张爱玲后期的辉煌，并不是大地回春的欣欣向荣，倒像深秋树叶的金黄斑斓，虽然炫目于一时，终究难逃摇落的悲哀。
梦魔中的海上花
进人20世纪80年代，张爱玲再没有新小说面世了，更何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她已逐渐把眼光转向学术研究。她花了10年时间考据《红楼梦》，写出了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红楼梦魔》，又实现了她当初对胡适提过的计划，把晚清人韩邦庆的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语和国语。这两项都可算是大工程，占去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一段。
《红楼梦魔》，单一个“魔”字，就足证张爱玲在美国梦里寻欢、又苦于残梦阑珊的心境。该书实际由七篇论文组成，分别是《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初详红楼梦——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甲戌本和庚辰本的年份》、《三详红楼梦——是创作而不是自传》、《四详红楼梦——改写和遗稿》、《五详红楼梦——旧时真本》。单从体例，就可看出张爱玲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能体会到她之于《红楼梦》的钟爱。她在《＜红楼梦魔＞自序》的最后这样说：
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兴趣范围不广。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授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正是——
十年一觉迷考据，
赢得红楼梦魔名。
故作旷达的辛酸，在字里行间是不难品味到的；治学术而专事考据，也反映了胡适的影响；但并非和创作全然无关。张爱玲一直自称《红楼梦》是她创作的源泉，她从八岁开始看《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重读一次，从不间断。在14岁那年，她写过一个长篇的纯粹鸳蝴派式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以后又曾帮香港用电公司把《红楼梦》改写为剧本，虽最终不了了之，但张爱玲一生与《红楼梦》的关系之深，恐怕同时代的作家无一能比。而这样不断地重读，使她对《红楼梦》的理解和领会无疑超过绝大多数红学家，就像她自己说的，考据《红楼梦》“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也是因为熟读，所以在《红楼梦魔》中体现出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她的考证“多是在小说本身求内证”。例如在《红楼梦未完》中，虽然她提出的见解未必新鲜，但得出结论的途径却与众不同，乃是通过细细分析人物的服装，考证出后四十回系另一人所著。服饰本是张爱玲情有独钟的东西，《更衣记》曾追述过中国几百年服装发展的历史，因此她格外有心得。如提到黛玉的服饰，前八十回“通部书不提黛玉衣饰”，凡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唯一具体的是‘薄面含嗔’的‘薄面’二字。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而后四十回却出现了“黛玉穿着‘水红绣花袄’，头上插着‘赤金扁簪”’等文字，一副庸脂俗粉的模样，“非常刺目”，由此断定前后系不同作家不同风格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本人是位善于揣度人情世理的小说家，她的考证很大程度上是对曹雪芹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的推求，并充分结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如她认为《红楼梦》的一大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从这里可以窥见，她有意为自己的改写讨一个说法。不过正是从改写着眼，张爱玲解开了书中的许多谜。比如各本年龄的不一，她认为：“早本白日梦的成分较多（此即幼稚的表现），所以能容许一二十岁的宝玉住在大观园里，万红丛中一点绿。越写下去越觉不妥，惟有将宝黛的年龄一次次减低。中国人的伊甸园是儿童乐园，个人唯一抵制的方法是早熟。因此宝黛初见面时一个才六七岁，一个五六岁，而在赋体描写中都是十几岁的人的状貌。”这个观点是十分中肯的。
张爱玲难改小说家本色。《红楼梦魔》虽是考据功夫，但其中也不乏设问、议论和玩笑性的文字，并且往往生发出去，变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议。比如《五详红楼梦》中有一段关于史湘云的评论，谈到末了，插入了一件逸事：“前几年我在伯克莱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漂亮的教授太太来找我，是美国人读中国史，说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的侠女崇拜，问我中国人这样注重女人的幽娴贞静，为什么又这样爱侠女。”张爱玲指出这乃是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的两重性，笔调间又颇涉谐谑：“中国人是太正常了，把女人管得笔直之后，只另外在社会外系创造了个侠女，也常在女孩子中间发现她的面影。”不知不觉间，她又回到了当年畅快地评说中国人生活与思想文化的意气风发的日子里。
《海上花列传》翻译工作的繁难，一定程度上超过《红楼梦》的研究，张爱玲却乐此不疲，而且她是同时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本和国语本，可惜英文本的书稿还没来得及出版就在一次搬家时遗失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翻译《海上花列传》的心愿张爱玲久已有之。早在1955年初和胡适的通信中，她就表达过这个愿望：“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口气非常难译，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译的。”对照一下韩邦庆用苏州方言写的原本和张爱玲的国语译本，会发现人物的对白确实少了一点由方言传达的特殊韵味，但总的语气依然栩栩如生。
张爱玲在翻译的同时，还加了许多注释。其良苦用心，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个注译本的译固然是本书的特色，也见出才女的勇气；注则更有特色，既具勇气，更具灵气。因为本书的注，事实上带有批点的意味。《海上花列传》的世界虽已消逝，但却是张爱玲所向往的和怀念的。她沉浸其中，她的批点自能独具慧眼，深入肌理。”在大量注释中，张爱玲凭借她厚实的文化素养告诉了读者许多背景性的东西，比如清末的服饰、旧上海的地名、妓院的行规、用语、典故等等。同时，她更通过自己的细读将小说中一些写得极其隐晦的“夹缝文章”一一道与人听。比如第八回罗子富与黄翠凤定情之夕，后者却是从另一个男子的床上起来的。在小说中，轻描淡写，根本看不出什么，张爱玲自己也是在翻译时才发现的，因此下了一个长注来点明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过房间向作招待同时来的另一媒客之用。小阿宝请翠凤过去，显然是请去陪客，而且是住夜的——当时已经快天亮了。散席前与子富谈判，就是在对过房间，那时候那房间空着，因此这另一个客人刚来不久，想必就是叫翠凤出牌局的人……子富与她定情之夕，竟耐心等她从另一个男子的热被窝里来，在妓院虽是常事，但是由于长三堂子的家庭气氛，尤其经过她那番装腔作势俨然风尘奇女子的表白，还是使人吃一惊的对照；而轻描淡写，婉而讽。
毫无疑问，《海上花列传》的翻译再次寄托了身在美国的张爱玲的上海情怀。那新旧交错的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是她挥之不去的又一个梦魔。不过，张爱玲没有轻易放弃文化批判的长矛。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她突破传统观念中“裱子无情”的陈旧看法（这在原作者韩邦庆身上也不能免），用更为科学的历史社会学方法来评价漂妓界的两性生活。她认为，从小说的描写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么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而那时候的男子狎妓是否仅仅是为了满足性的需要呢？张爱玲的回答是“未必”。她认为书中的缥客从一而终的倾向，是因为他们有比“性”更重要的需要——爱情。她的解释完全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点：“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对于《海上花列传》这类青楼小说的忽然过时，她也以时世变迁为根据给出了解释，“北伐后，婚姻自主、废妾、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恋爱婚姻流行了”，不再像从前，“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的狐鬼的狂想曲了”。张爱玲到美国后，长时期搁笔不写作，是否她也体会到，属于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从感性的角度来说，不难觉察，《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是陪伴张爱玲一生的两部书，在它们之中深埋着她过往岁月的记忆，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了这两部小说，应该不是偶然的。《红楼梦》不用说，里面有和她本人身世非常相似的东西，大家族的衰落同样是张爱玲《传奇》小说集的主题，想必她读《红楼梦》时，常会“心有戚戚焉”。其中的人物和命运俨然已融入张爱玲自己的骨和血，她形容1954年前后在香港看到根据脂批研究八十回后事的论著时的心情：“在我实在是情感上的经验，石破天惊，惊喜交集，这些熟人多年不知下落，早已死了心，突然有了消息。”而在美国期间，“偶遇拂逆，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简直变成了她的圣经。《海上花列传》虽然她只在十三四岁时看过，但因为写的是上海开埠时期的市民社会，印象深刻，到翻译时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也还记得清楚”。在做着有关的研究或翻译工作时，张爱玲仿佛进入了时间隧道，又细细地把这几十年的以往岁月重温一遍，对孤寂中的她来说，象征了太多的意义。
另一方面，张爱玲也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审美趣味。她要恢复这两部旧小说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显然，《红楼梦魔》偏于前者，《海上花列传》的译注重在后者。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小说发展演变的历史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她认为：“百廿回《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等到19世纪末《海上花列传》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形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而《海上花列传》偏偏是“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所以不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但这种“微妙的平淡无奇的”风格，恰恰是张爱玲小说一生向往的境界。她引《海上花列传》为同调，应该是情理中的事。
更重要的原因是，张爱玲认定旧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让它中断。她说：“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新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我们这方面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节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古典小说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层次，到《红楼梦》发展到高峰，偏偏又不尽如人意，“高峰成了断崖”。犹如精卫衔片石以填沧海，张爱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译注，再造群山。
张爱玲，任凭北美大陆的凄风苦雨叩击着孤寂的心扉，也不忘将存亡继绝的重担分一部分在自己的肩头。在她最后的梦魇里，肯定在太平洋波涛起伏的海面上，闪现过枯木逢春群花竞放的灿烂……
2.寻根一族：旅美华人作家群
旅美华人作家群是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特殊的一个集体。他们大多数大陆出身，在台湾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旅居美国，有的还进而加入了美国籍，至少拿到了绿卡。他们的文化身份也是两栖或多栖的。和他们的前辈张爱玲不同的是，张爱玲是成名后才去美国的，他们则是20世纪50至60年代赴美留学的台湾大学生，以后在美国教书、写作，靠着后来的努力才跻身于文坛。不过，文化处境的多重性和随之而来的困惑感，是他们共同感受到的东西。
与此同时，他们也充当了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的良好媒介。耳濡目染，他们的创作，虽然多数还是中文写的东西，不仅反映了异国风情，也把国外新的艺术风尚和表现手法，传到了太平洋的另一边。其中杰出的代表，如白先勇、放梨华等，促成了台湾“现代文学”派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陆赴美国留学的人员也增多了，旅美华人作家群增添了新的成分。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介绍台湾20世纪60年代前后赴美的那一批华人作家。
历史与现实
不管家庭出身是官僚、军士还是学者、商人，也不管思想是“左”倾还是右倾，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现代史上重大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陆解放、国民党溃逃台湾等，始终是存在于旅美华人作家心中的巨大阴影，也是他们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正是这些历史事件，改变了他们父老和家庭的命运，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踪迹。
年岁稍长的聂华菩经历较丰富。她1925年出生于武汉一个书宦之家，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桂系官员。聂华荃12岁时，抗战爆发，从此随家人踏上流亡之路。大学毕业正临解放前夕，她在炮火中飞赴北平结婚，不久便匆匆离开大陆。从1949年到1960年长达11年时间，聂华等一直在《自由中国》杂志社任编辑。1963年在美国领事馆举办的一次酒会上，聂华等与美国作家保罗·安格尔相识。1964年聂年冬到了爱荷华大学，她和安格尔深深相爱，经过种种努力，于1971年结婚。两人一边创作，一边致力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开创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