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数不少的作品中，程宁（Ning Cheng）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87）曾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作者程宁原是前国民党外交官的遗婿。她和她的丈夫1935年在伦敦相识、结婚，1939年回到战时陪都重庆。她的丈夫从那时开始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一直到1949年解放。解放以后，他们选择留在上海，没有跟随国民党退至台湾。在人民政府的许可下，程宁的丈夫担任了壳牌国际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患癌症去世。以后，程宁接替丈夫进人公司成为新任总经理助理，一直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
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程宁在上海的温暖舒适的家中。几个星期后，她被逮捕，送到了第一拘留所。她被关进一间独立的监室里，这一关就是整整七年。在那里，她遭到了残酷的审讯，造反派们千方百计地要强迫她承认自己有罪，承认她是“美帝特务”。然而程宁却以其不屈不挠的意志力和非同寻常的坚韧性格与造反派作坚决的斗争。尽管她的身心都遭到了巨大的摧残，七年的监禁留给她一身的病，她却自始至终捍卫着她的清白。1973年，因为审讯毫无结果，程宁获释。但等着她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噩耗：她24岁如花似玉的女儿梅萍，因为是“美帝特务”的孩子，在“文革”中已遭迫害致死。
《生死在上海》即是对这一段非人经历的追忆。小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革命风云”（The Wind of Revolution）写的是“文革”初期运动还未波及自身时所目睹和亲历的事情，比如红卫兵对壳牌公司前任财务主管陶风的公审大会等；第二部分“拘留所”（The Detention House）主要细数了在第一拘留所中度过的七年非人的生活，从被捕、审讯到最后释放，写得清清楚楚；第三部分“我为公道而斗争”（My Struggle For Justice）主要写了从1973年获释到1980年离开中国之间七年的生活。这时候程宁住在一处拥挤的房子里，生活处处有人“监视”，没有人身自由，就连穿衣服也受管制。她这个时期主要的工作是弄清女儿在“文革”中自杀的真相。围绕着这个事件，写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作者前言中，程宁说：“这是一本真实地记录我在“文革”期间的遭遇的书。其中的事件都按照它们发生的先后按时间顺序记录在这儿。读者们将会发现，在那个时代，讲任何一句话都事关重大。事实上，我能活下来也主要靠的是我被告知的和我所说过的话。我有足够的时间一遍遍地回想其时的场景，不断地掂量它们的重要性。到最后，它们被深深地烙在我的回忆当中。我的书，包括其中作为演讲直接引用的每一句话，都几乎是我个人经历的忠实叙述。”
《生死在上海》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从一个深受迫害的前国民党外交官遗婿的视角，再现了从1966年到1980年间——也即从“文革”的发动、发展到结束后四年间——长达十多年中大陆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形。这里面没有故事，有的只是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这里面几乎涉及了“文革”所引起的社会巨变中的每一个方面，然而常常只是点到即止，没有深入地探究和思考。
程宁也选择了用英语来写作，因为这是她掌握了近五十年的语言；同时，她心目中的读者恰恰是那些“有幸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们”，她要让他们看一看“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对于“文革”中的一些特定称谓、习俗，程宁都做了详细的解释，以保证生长在自由国土中的读者可以理解。尽管这样，程宁的叙述方式与思维模式仍然是传统的。语言在她的手里，真的只退化成了媒介。她只不过用英语向期待中的西方读者忠实地“翻译”了她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她的《生死在上海》与陈若曦、哈金的创作均是截然不同的，也因此在书写“文革”的作品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程宁从1983年起，一直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那里，她再也不用过“文革”期间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唯一的遗憾是，她的女儿梅萍再也不能陪伴在她身边，共同享受新的生活。
“文革”题材的小说有一部分是和大陆的“知青文学”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是十年“文革”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群体。随着毛主席1968年12月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和边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的“再教育”。这是这一代人一生中颇为特殊的一段经历。青年时期是最热情最敏感也最容易受伤害的时期，在十年“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不可避免地心灵都留下了创伤。“文革”结束后，从知识青年中涌现了一批作家，追思和描写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汇成了知青文学这一特定的文类。其中有些人，先后来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彼岸的异邦，他们既面对着新大陆的异己的文化的阻隔，又背负着心灵的重负——那是成长年月里经历的浩劫留下的阴影，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以后的生活。
即使选择了自我放逐，并在创作中斩断了汉语情结的哈金，也不讳言这种阴影的存在。他的第二部诗集名字就叫《直面阴影》，因为他觉得，“在这儿我一直过着一种不断与阴影作斗争的生活。”这种阴影总是悄无声息地来到：“有时候当你走在街上，在回家或去看一个朋友的路上，它们来了……有时候当你正在某个餐厅里用餐，你的汤已经来了，可是菜还没有上，它们来了……它们改变了你梦的颜色。”阴影来自何方？——“这个古老国家的愚蠢、专制、狭隘……无数的个人经历都呈现为过去的阴影。”
在严歌荃的《人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噩梦般的阴影。严歌菩也有军队生活的经历，她1958年生于上海，13岁参军，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早期的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1989年赴美，次年进人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获英文文学写作硕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后以《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
《人寰》创作于1996年，小说是以心理学治疗中谈话（Talk About）疗法的病理记录的形式写成的。整个故事由一位三十多岁的留美中国女博士向一位心理医生断断续续的叙述组成。在凌乱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理出三个前后混杂在一起的故事的脉络。第一个故事是“我”的父亲，一个没有姓名的人，与作家贺一骑的一段奇特的友谊。在“反右派”斗争中，贺一骑救助了父亲，使他没有如别的右派一样被送到农村挑粪土、筑水坝。但同时父亲用了整整四年时间为贺一骑写了近百万字的小说。贺一骑成名了，父亲生命中的四年却被一笔勾销。然后“文革”来了，有一天忽然满城都是批判作家贺一骑的大字报。开公审大会时，每个人都必须上台发言。父亲也上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所驱使，他却甩手给了贺一骑一个耳光。等他自己醒悟过来，他的“眼里涌起泪水”。这记耳光暴露了他人格中的缺陷，也使他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父亲的余生都在为这个耳光忏悔、赎罪，为贺一骑不停地写，写……这个耳光成了父亲的精神重负，沉沉地压在他心灵上。
第二个故事则是叙述者和比她大三十多岁的系主任舒茨之间的暧昧关系。“我”爱他，“我”却又不爱；“我”不愿离开他，却又要摆脱。舒茨可以给“我”想要的职位，可是“我”首先必须属于他。“我”既不愿，却又不舍。“我”悲哀地发现“我”和舒茨之间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关系，与“我”爸爸和贺一骑之间的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护却又含有讹诈和奴役，另一方却是廉价的感恩兼付出过重的人格代价。”在这种关系中，女儿和父亲处在同一个位置。“他的基因，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还加上“易感、良知、奴性”。所以，这第二个故事实际上是第一个故事的另一种方式的重新演绎。叙述者今日的困顿，今日在这场“忘年恋”中所处的位置都是历史的阴影强加的结果。而且，“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叙述者不止一次地说：“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可是，阴影或伤痛的存在却让她始终无法做一个“正常人”。即使她已从那个给她创痛的时代和社会逃离，这种阴影仍始终存在，就像父亲给女儿的基因一样，在下一代的血液里静静地流淌。至于小说涉及的最后一个故事，与“文革”主题关系不大，它类似少女的“成长史”，追叙了叙述者几十年间对一个男子的迷恋。当然，这又是对第二个故事的重新演绎，似乎为了证实“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
《人寰》通过以上两两相对的同构的故事，揭示出了在“文革”中成长，后又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度的一代人的心理症结的历史遗传性和普遍性，并试图通过语言（包括谈话疗法和作者本人的写作）加以救治。比严歌荃更早，我们在查建英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和《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也曾见到过人物内心类似的阴影，但是到了《人寰》，对于这种“阴影”以及背负“阴影”在异国生活的人的情感、心理的描写，都达到了更高水平。
至于白先勇的《夜曲》、《骨灰》，龄梨华的《三人行》，聂华荃的《千山外，水长流》及其散文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等，均属于另一类型的“文革”主题的作品。作者并没有亲身感受过那个错乱疯狂的年代，而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打开，有机会到劫后的大陆参观、访问后，从所见所闻中提炼出的东西；尽管显得隔膜了一些，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掺和上某些偏见，但悲悯之情和忧患之心，还是跃然在目。不用说这体现了对民族和祖国的命运的关切。《夜曲》中那位学成归国、却一事无成，并在“文革”中被剥夺了从事钢琴艺术的可能性的女音乐家吕芳对留美的老同学、名医吴振铎说的一句话，可谓凝聚了他们所有的焦虑：“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事实上，只要良知尚未泯灭，人们将会永远记得“文革”对心灵的巨大摧残，永远不会放弃对灵魂的深造巨痛的救赎。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光明的力量与愚昧的力量的持久较量，它将贯串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前进的路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