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会接管银川城后大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有效的民族统战工作。解放军干部、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既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体现党的政策，又要宣传党的政策。解放军部队首长亲自做群众工作，尤其是亲自进行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像达理札雅、马腾霭、马全良、马廷秀、黄执中、雷启霖等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被迅速团结在我党我军周围，在新的形势下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对建立宁夏新的社会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
军管会还积极恢复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活动，军管会规定除马鸿逵等首要战犯与官僚资本的财产依法予以接收外，保护一切私人工商业的财产。因而在我军进入银川后，私人工商业迅速恢复生产，照常开工，照常营业，市场迅速活跃起来。我军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买公卖，帮助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博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军管会对教育、卫生、文化界的人士十分重视，动员宁夏中学的教职员工坚守岗位按时开课，社会上的医疗卫生机构虽然基础很差，银川城只有一家小医院，但军管会积极动员他们开业，并吸收原“宁夏兵团”中的医务人员为社会服务。对于蒋、马的党政机关，由军管会迅速派出人员，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有组织有分别地进行了接管。原国民党宁夏省、市政府机关人员在我党我军政策威力的感召下，大都能够服从军管会的命令，军管会对他们都作出妥善安置处理。
军管会对敌特人员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侦察，另一方面颁发布告迫使敌特人员进行登记。由于认真贯彻了“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自动报到登记的有5个系统属蒋、马特务的26个单位147人。交出电台1部、密码21种、手枪145支，步枪72支，迅速安定了银川市的社会秩序。
对于蒋、马军事系统单位的接管工作，因原“宁夏兵团“第八十一军、贺兰军、第十一军、保安总队在我军进入银川之前大部分自行溃散，许多物资、武器弹药被分散隐蔽和盗卖，给军管会的接收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会除对现有物资、枪炮弹药等进行接管外，并颁发布告要求国民党蒋、马散兵游勇限期自动投诚，交出武器弹药及军用物品等。对于违抗规定和暗藏武器图谋不轨者，根据情节予以逮捕和查办。为此，军管会在银川设了3个流散军人登记处。每日来登记的有400多人，门前一时拥挤不堪，10天里即登记散兵游勇4087人，其中将官3人，尉官1190人，士兵2596人。此外，还有贺兰军、十一军官兵2916人，其中将官38人，校官565人，尉官1511人，士兵802人。起义投诚的军工、军马场、汽车部队的1700人，绝大多数人员为我军或地方留用。这三个方面的官兵和职工总数为8703人。凡遣散官兵都发给了足够的路费并发给资遣证书，希望他们回原籍与家人团聚，服从人民政府法令，安心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建设作出贡献。
对敌武器、弹药、物资的接管，除大量金银、大烟土早被马鸿逵盗窃运走外，其余物资、武器、弹药未及运走并被藏匿，后来都被解放军收缴，同时还收缴各种炮283门、轻重机枪1573挺、各种汽车359辆、黄金442两、白银2383两、银元91485元。还有粮食、军用被袋、羊毛等物资。
军管会在入城接管中，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社会秩序迅速得到安定，社会治安迅速好转。在此期间，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组建起人民政权，摧毁保甲系统，向新区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排群众的生活，与此同时还邀请银川各族各界上层民主人士和知名人士共商安民大计。
1949年9月24日，银川新城西花园机场还发生了一起让国民党飞机“煮熟的鸭子飞了”的事件。原来是逃到重庆的马鸿逵租用国民党空军飞机，准备专接马鸿逵的其他高级将领及家属。飞机降落新城西花园机场后，解放军立即扣押了这架飞机，飞行员全部被俘虏了。
几日后，银川骤下暴雨，雨过天晴，机身出现了斑斑锈迹。这时，国民党飞行员毛昭宇提出要维修和擦洗飞机。于是，新城西花园机场的解放军怕飞机飞跑了，就用粗大的绳索把飞机轮子一道道捆了起来，又牢牢地拴在木桩上，毛昭宇说发动机要定时发动，不发动内部机件会锈坏。于是，部队就派4名解放军押着毛昭宇上了飞机，毛昭宇又说：“我一个人不行，机组人员都要上来各司其职，才能把发动机发动起来。”这样，他们全上了飞机，毛昭宇发动飞机后前后慢慢滑行，突然，毛昭宇加大飞机油门，沿着飞机跑道向前窜去，绑飞机轮子的粗绳一根根全部被崩断。飞机滑行半圈后直冲天空，原来这是毛昭宇逃跑，欺骗解放军耍的一个花招。
这时，机场一片慌乱，解放军战士端着步枪射击。飞机升空后，毛昭宇来了几个空中特技动作，机上4名解放军战士顿时天旋地转，失去了反抗能力，都被制服了。飞机降落到重庆机场，毛昭宇一时被国民党吹捧为“空中英雄”。
（第五节）银川隆重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
1949年10月7日上午，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在西门今银川警备区的大院子里集结待命，上午10时入城仪式正式开始。
入城部队由军乐队方队、司号兵方队、20辆坦克方队、马拉榴弹山炮方队、骡子驮的迫击炮方队、轻重机枪方队、铁把子冲锋枪方队、木把子冲锋枪方队、骑兵方队和8个步兵方队组成。
走在入城部队最前面的是军乐队方队。在《解放军进行曲》雄壮嘹亮的乐曲中，受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迈着坚实的步伐，从解放西街一路走来，穿过鼓楼门洞，到今中山北街羊肉街口位置止。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还有宁夏宗教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层人士兴高采烈，站在银川鼓楼上检阅入城部队，向战士们挥手致意。
银川市3万多市民早已知道这一喜讯，雨过天晴后把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早早站在解放东西大街两边夹道热烈欢迎解放军。宗教界人士高举写有“解放军是穆友！”“共产党是回民救星！”等大幅锦旗。
中午12点入城仪式结束后，部队战士集中在东门的东校场空地上休息吃饭。紧接着当日下午1时，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2万多人，又在东校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宁夏解放。
大会主席由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银川市军管会主任杨得志、银川市军管会副主席马鸿宾、伊斯兰教人士马震武等人组成。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东校场礼炮声中缓缓升起时，市民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庆祝大会上，杨得志司令员、潘自力、马震武等讲了话。他们强调宁夏回汉蒙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和人民的新宁夏。会上，宁夏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献锦旗和鲜花，大会一致通过了给毛泽东、朱德致敬电。
1949年10月7日晚9时，银川市各界人民群众又云集新华街原“云亭纪念堂”广场上（马鸿逵为纪念父亲马福祥而兴建的纪念堂）庆祝银川解放。
银川人民载歌载舞，有踩高跷的、耍把戏的、划旱船的、唱歌跳舞的。那时银川只有一家发电能力很小的电灯公司，新华街仅有几盏灯光微弱的路灯，广场上灯光不足，银川市民们就把芦苇湖中的秸秆捆成小把当火把。当时没有鞭炮和礼花，为了营造夜景的欢乐气氛，宁夏修枪所的工人们从工厂搬来风箱，支口大锅炼生铁，铁水炼红后倒入做好的跷板小铁包里，晚会组织者让围观的市民退后围成大圈，几个操作工人齐心协力把跷板一头往下一挑，跷板另一头盛有铁水的小铁包顿时腾空而起10多米高，红红的铁水划亮新华街的夜空，宛如礼花盛开，银川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喜庆和幸福的气氛之中。
宁夏解放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为褒奖郭南浦老先生对解放宁夏作出的贡献，李志民书写“和平老人”4个大字裁制成大锦旗和杨得志一起赠给郭南浦。根据中共中央安排，邀请郭南浦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郭南浦老先生。
1949年9月2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军银川的同时，解放军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9月5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解放军第二兵团、第一兵团分两路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会师于张掖，围歼“青海兵团”大部，然后乘胜西进，直指新疆边境，沿途又歼灭“青海兵团”3万余人。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率部通电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9月下旬，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进逼新疆，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由陶峙岳将军率领通电起义，以鲍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通电宣布接受即将成立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乌鲁木齐，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国民党政府妄图保住西北地区的部署彻底被摧毁，在西北战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横扫残敌解放了西北五省全部地区，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
1949年12月23日，银川市军管会顺利完成军管任务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下，宁夏省第一届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共宁夏省委书记、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为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委员会主任邢肇棠，原陕北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景林，原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孙殿才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宁夏省人民政府17名委员由王道邦（解放军第六十五军政委）、王金璋（原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部长）、石子珍（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局长）、朱敏（中共宁夏省委副书记）、李冲和（教育界）、金三寿（回族，原回汉支队副支队长）、郝怀仁（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贸易公司经理）、徐宗儒（教育界）、马全良（回族，起义将领）、梁大钧（中共宁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曹又参（原人民解放军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黄执中（中国民主同盟，教育界）、黄罗斌（解放军独立二师师长）、云祥生（蒙古族，原任中共阿拉善旗委书记）、达理札雅（蒙古族，原阿拉善旗札萨克）、赵文献（原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保安处长）、刘汉鼎（司法界）组成。至此，宁夏各族人民在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始迈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