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汉族，1966年3月8日生于宁夏西吉，1989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曾做过教师、编辑，现在固原日报社工作。作品以小说、散文为主，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村庄的语言》。固原市作协副主席，宁夏作协会员，宁夏杂文学会会员。
杂感五则
韩愈是唐朝著名的作家，是文学史上留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但写出了许多为后人敬仰的名篇佳作，也提出了“文以传道”这样一个文学观点。文以传道，盖言文学的功能与作用，究其实，也只是一家之言。文学的功能在古今中外的大师那里多有论述，但在中国，文以传道却是一个根基很深的理论主张。因了这个主张，操持文学的人便把文学看得很高尚，很神圣，觉得这种以煎熬心血为代价的工作，自然要比其他肩挑手提的行当高贵得多，于是在挥洒文字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就要为国家和社会承担一点什么，分解一点什么。殊不知韩愈在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正为朝廷命官，他的许多文章其实是为皇帝书写的谏言与奏章。这个3岁成孤的人，25岁中进士，29岁入仕途，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静夜思之，免不了产生一些抵触情绪而想用历代圣贤教训今人。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在监察御史任时，曾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四年，他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幸被同僚相救才免一死。他的那篇奏章也因言诤理直被世人传诵一时。在古代，因文章被杀的人很多，但只有韩愈才领悟并提出了文以传道这样一个文学主张。他的这一主张自然有大量的文学实践作为依据，别的不说，他的许多论说性质的文章如《师说》、《原毁》就为后人树立了道德文章的典范，而那篇如泣如诉的《祭十二郎文》，则成了后来抒情散文的常用教材。文以载道，不平则鸣。这其实是韩愈对自己数十年文学实践的概括与总结。细读韩愈，觉得文章之事确实不是一项简单而轻松的工作，它至少不能与后来人所说的“玩文学”中的“玩”相提并论。正因如此，后世效法他的作家便倍感沉重，认为文章自与“经邦济世”之举同，便免不了忧心如焚，满目焦灼，想着要把一个时代思考一番指点一番。他的这一文学主张给后世作家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思想，但同时也培养了许多人自以为是的勃勃野心，以及颐指气使。
阅读和写作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文学行为。一般来说，写作的人大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广泛流播，供人品咂，很少有人闭门造车一生却不肯拿出一字给人看的。倘若有，那也只是凤毛麟角，是数十年才产生一个的高人。而他所写作的那些东西，如果不是见不得天日，便一定是有着某些深藏不露的奥妙和玄机的。有人说，文学是一种什么什么。对这话你大可不必全信。因为说这话的人正处在一种平静而温暖的氛围中，他告诉你的只是一种瞬间感觉或思考习惯，而感觉与习惯从来都是不可模仿的。有人在深夜叹息，有人在雨天激动，有人在灯下长久地皱眉拈须，有人却在东方即白之时灵感泉涌，思绪不可遏抑。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认识了一些本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在认识他们之前，我总觉得书法不过是写字而已，字练好了，作品自然会被人装裱一新并挂入堂室。但自从认识了他们以后，才知道自己原先的看法是多么浅薄而令人羞耻啊。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相通的，而任何艺术要达到一定境界与高度，都不是一蹴而就，或轻而易举的。文学如此，书法亦如此。有一天与某书法家闲谈，书法家告诉我说，他近些天越来越不敢下笔了，他觉得现在每写一百幅字才有一幅是自己满意的。听了这话以后，我第一个作出的反应是觉得他在矫情，并认为他在矫情的同时为自己的才情开脱。但是，当我某一日去了他家，并看到他那些堆得像小山一样废弃不用的字纸时，方信其言是真。于是，我就开始惭愧开始为自己先前的无知而深深地不安。其实，好的书法作品与好的文章一样，非妙手不可多得。重读《祭侄稿》，一种异样的感觉便浸漫全身，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形象大树一样立在我的眼前。遂想：有人着意为之一生不得其妙，而有人在随意之中的一幅草稿便成为千古佳品，这中间是不是有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秘密或机关呢？
赵树理是位红极一时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因为群众喜闻乐见而得到很高的评价，被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之称号。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如《登记》、《小二黑结婚》等，不但被改编成戏剧电影广为传播，且一度选入当时的中学课本作为教材。在当代文学史上，因为他的影响与潜移默化，以他为首的同时代山西作家被形象地誉为“山药蛋派”。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大国，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文学的走向。赵树理小说之所以走红的依据盖出于此。原先，曾看过一位老作家写的回忆文章，说是数年前他随团访问前苏联，问及人们都知道哪些中国作家的名字时，有数人齐答赵树理。可见赵树理的走红并不仅仅限于国内。后来又读陕西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的创作谈，他对赵树理也是念念不忘，谈到自己当初的文学启蒙时，他将赵树理的《三里湾》赫然列于篇首。作为乡土作家，赵树理的小说清新、生动，有一种直接从生活中移植过来的原汁原味。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始终与时代的脚步合拍，是当时许多新观念与新思潮的传播者。据悉，在目前大学中文系的讲坛上存在着两种声音：一些喜欢赵树理的教师讲到他时仍眉飞色舞，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而一些年轻且新潮的教师则将他贬得一钱不值，认为他的作品缺乏厚重感，是一些档次较低的肤浅之作。与之相比，另一位乡土文学的大手笔柳青的创作更为曲折一些，他的代表作《创业史》是当时乡土文学的一座丰碑。记得初读他的那些短篇与散文时，觉得他和蔼、慈祥，后来一见他的照片，觉得他光头而戴圆眼镜的样子更像解放前的一个地主或严厉的私塾先生。作为文学前辈，陕西作家有许多写过他的颂扬文章，已故作家路遥就称其为师长、恩师。在柳青的创作生涯中，唯《创业史》的写作更让其难忘。《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作品，因为功力深厚与观点鲜明而被节选入中学课本，取名为《梁生宝买稻种》。对柳青来说，《创业史》耗尽了他的心血，倾尽了他的生命，也给他的身后留下了评价不一的臧否。他反对包产到户，赞成农业互助合作化，而在他去世不久中国即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在《创业史》中写到的那个一心想发家的反面人物，梁三老汉的原型，因为治家有方在数年之内骤富。这个农民认为柳青对他的丑化毫无道理，有一次面对记者时他站在自家新盖的瓦房前说：要是刘蕴华（柳青原名）还活着，我要让他看看到底谁错了。语气之中仍对往事耿耿于怀。面对柳青与赵树理，后来的读者或许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是赢家，都是那个特定时代乡土作家中的佼佼者。
文学评论是一项庄重而有意义的工作。对于创作者来说，文学评论家有如足球场上的裁判，他总是在哨声与奔跑中对绿茵场上的运动现象作出各种各样的判决。足球裁判和评论家手中都有一把尺子，不同的是，足球裁判的尺子是国际足联给的，而评论家的尺子却常常掌握在自己手里。近几年，常常听到足球界有“黑哨”一说，“黑哨”的意思是指裁判员在判罚的过程中隐去了真相，而以一己之私作出了有失公允的判决。“黑哨”的出现令足球界愤怒不已。因为对于一个球队或一场比赛来说，往往因为一次“黑哨”的出现而令局势顿改或结果大变，“黑哨”可以使平庸的球队一夜之间引人注目，也可以使一支实力雄厚的球队从此一蹶不振，可见“黑哨”对足球以及球迷的危害。那么，文学评论家有没有“黑哨”呢？有的。文学评论家的“黑哨”通常不是指那些庸常的人云亦云的论说，它常常体现在对文坛有影响力或左右力的一些论者的概述。在我的印象中，文学评论家担当的职责应该是对已经浮出水面的作家作品进行严格的甄别、判断、分析，进而公允地将其产生的意义剖解给人们，归类给人们。没有文学评论家，便没有了文学史的公正与条分缕析。有人说，文学评论的稿费应该以一字百元来计算，对这话相信无人会提出异议。因为对于一篇千字左右的文学评论来说，其阅读作品的字数有可能在数十万字以上，而要将一段时期或一个地域的文学现象归类，那就不单单是粗简或大而化之的阅读问题了，还要求评论家有广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以及非同常态的分析判断力，等等。一个有眼光的评论家，有可能造就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氛围；而一个偏执一辞的人，他所研究的范围则极有可能造成某种成就的缺席。文学评论的特点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它往往借助别人的作品而阐发自己的思想。由于这一特点，文学评论在急功近利的时代便胃口大改，往往被一些人作为广告或炒作的工具而失去独立，沦为附庸。殊不知好的评论与其他体裁的作品一样，同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并成为人类思索的结晶，比如《诗品》，比如《文心雕龙》，而一篇好的评论对整个文坛的贡献则更是不可估量。于是有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评论家则是作家灵魂的审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