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王引萍女士到我家送来了她《明清小说女性研究》的书稿，约请我为之作序。引萍女士是我早年的同窗西北大学赵俊玠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工作。我们曾共同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课。引萍朴讷内秀，勤奋严谨，爱岗敬业，不善交际，不事张扬。我们除了教学和为共同科研课题的交往外，很少接触。这次她竟然登门送书稿，令我兴奋和快慰。
我首先阅读了《中国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的演变》一文。这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宁夏大学学术报告会上作过《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讲演，其中有个子题是“中国文学古代妇女形象画廊”。记得当时反响不一，有的先生说，我是“野狐禅”，“怎么能把不同时代人物形象硬扯在一起！”当时我不以为然。今天一看到此类题目，就急于先睹为快。
在我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女性形象，而引萍此文却能从其中筛选出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黄绣球这五个有理想、有追求、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加以剖析，确实难得。作者从文本入手，认为由于这些人物所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她们的理想、追求和反抗旧传统的深度、强度也必然出现差异。这种差异显示了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演变的轨迹，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这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在封建桎梏下妇女解放的趋势。此文显示了作者在科研工作中善于研究大量繁杂资料，具备较强的去粗取精、以精驭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我的启示，当年我的研究，虽然涉及一些人物形象个性的差异，但是多停留在共性的类比上，未能突出“演变”二字。再者，当年还无意识地停留在男权意识的樊篱之中，用传统观念研读中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而此文作者能以近年来比较前沿的女性主义视角对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及其演变轨迹进行研讨，并把女性形象的演变和封建社会的演进、社会文化的演进联系起来。这些对今日妇女解放、妇女问题的解决，以及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有深度、有新意、有学术价值。
在“叛逆女性形象”和《略论明代文学中的女性审美形象》等文中都提到《牡丹亭》和杜丽娘。这使我回忆起“文革”前，我在宁夏大学中文系的几个年级都讲过我国明代的《牡丹亭》和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恰似世界文学史上的同胞姐妹。汤显祖（公元1550~1616）、莎士比（公元1564~1616），他二位并非同年诞生，却为同年逝去。汤氏可说是莎氏之兄，长14岁。然而《牡丹亭》结局是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局是悲剧，两剧都写出女主人公为爱情出生入死的撼动人心的有序代爱情故事。二剧都塑造了纯洁美丽、敢于反抗封建传统势力、坚贞不渝、大胆追求爱情幸福可爱的青年女性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朱丽叶是西方的杜丽娘，杜丽娘又是东方的朱丽叶。二剧的主题思想同样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不合理，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和追求，表达了可贵的人文主义思想。然而，莎氏此剧写在欧洲文艺复兴高潮时期，距英国最初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仅只数十年。汤显祖的《牡丹亭》完成于他弃官归乡的1598年（即明万历二十六年），距我国封建社会解体帝制的崩溃尚有三百余年的漫漫长夜。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为爱情出生入死、反抗封建是人文主义的启明星的话，那么《杜丽娘》则是在漫漫长夜升起的夜半明亮的星辰。在明代理学思想森严的禁锢下，剧本表达了以“情”战胜“理”，其文化意义更加难能可贵而深远。当时我的这些讲法得一些同学的欢迎，然而亦遭到了我是“野狐禅”的非议。直至今日看到引萍的文章，却使我甚得启发。
文中指出在杜丽娘身上充分体现了封建礼法对女性的压抑和女性自身情爱意识的觉醒，对爱情的热切渴望和执著追求。汤显祖通过这一形象肯定了人的自由权利和爱情的崇高，有其崇尚个性解放和至真之情，反对理学禁锢的文化意义。
但是，如果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来解读的话，仍可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说莺莺是借助于红娘，那么丽娘则是借助于梦境和皇帝，从实质上说，二人都有“媒妁”的参与和促进。此外，丽娘鼓励柳梦梅追求功名富贵，最后也是以“金榜题名”大团圆收尾，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意识中陈旧的依附男性的心态。作者这些分析是新颖而深刻的。
我们过去年代多将诸如此类现象说成可理解的历史局限，而从文化涵义的角度分析不足，而且从传统的男性意识理解也认为女性有依附男性的心态，理所当然，在意想之中。著名作家王蒙说：“男权价值标准男权历史意识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真是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此言尖锐深刻，发人深省。今天如果吸收了引萍女士的观点，则我的“夜半丽辰”论点将更丰满、更充实、更科学、更有说服力。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的第一部，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且充分塑造女性形象的长篇小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多侧重创作年代、作者、版本、续书、语言、风俗、名物的考据、研究。这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归根结底，文学研究应以研究作品为基础。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必须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因为小说的主题思想较集中地通过人物形象予以体现。可以说长时期来在《金瓶梅》的研究中对文本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仍有缺失。作者却慧眼独具，写出《试论〈金瓶梅〉中女性的形象塑造》一文。
作者认为《金瓶梅》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首先是市井化倾向。对小说中女性的语言、行为、思想感情上所体现出来的明代后期市井女性的思想状况与价值观念进行剖析。文章指出市井女性与唐宋贵族女性相比较，其语言通俗、直率、生活气息浓郁；她们的思想行动显得大胆、泼辣，更重现实利益，不十分在意女性的贞节、名誉等。文章剖析了《金瓶梅》女性形象市井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认为这与明中后期城市市民阶层的大量产生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和伴随资本主义萌芽与程朱理学相悖的异端思潮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因此，女性形象塑造的市井化成了为市民“写心”、“画像”的一种时代风尚和审美趋向。作者序进一步指出由于受制于男性作家的性别意识与作家表现审美理想的需要，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替代了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观察，所以《金瓶梅》的女性形象塑造仍未摆脱“类型化”的特点。这里所谈人物形象塑造的特点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深入挖掘产生这些特点的诸种社会原因和作家自身根源。全文判断正确，论证有力，有深度和启发性。书稿中《试论“三言”中的鸨母形象》《试论〈红楼梦〉中的母亲形象》《也论〈红楼梦〉中的赵姨娘》《“三言”与〈红楼梦〉妇女主题之比较》等文，都与本文相类，说明作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善于寻找和探讨学术问题的最佳角度或薄弱缺失环节，善于独立思考，有较强创新意识。
细读《女性：被规范的存在—〈恨海〉二女性悲剧命运读解》，则会发现作者平日关心学术研究动态，博览群书，能坐得住钻得进，她积极主动投入学术讨论。《恨海》是晚清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为背景，描写了自幼订婚的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对此小说中二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学术界多有研讨，众说纷纭。有“国家战乱说”、“封建婚姻制度说”、“封建礼教说”等等，作者经研究论证，认为战乱的因素、身不由己的订婚、封建礼教等对二女性悲剧命运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但都是外在因素，都不足以成为悲剧最终完成的根本深层原因。作者从女性主义视角论证，指出她们的悲剧是小说主人公心中和作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的产物。棣华的悲剧来源于自己为男权意识左右的归属意识或依附思想。再者《恨海》作者吴趼人始终掌握着控制文本的主动权。作为男性作家从男性立场出发，以男性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与偏见，赞美“从一而终”，为无情公子守节是又多情又“贞烈”，谴责、歧视为生活所迫而失去贞操的女性是“薄幸”，对之毫无理解、同情。这是《恨海》二女性悲剧命运来源的深层原因。引萍女士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为指导，涉及作家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此文分析鞭辟入里，发他人所未发，勇创新说，有较高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