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学的萌芽，急于救国的先进男性，进一步意识到女性的重要性，遂热情地认可和期望女性。竹庄（蒋维乔）说：“文明之国，男女并重，吾尝考验女学生之性质，而知年幼女子之锐敏于学，远过于男学生；而其感觉之灵捷，爱力之团结，则又非男子之性情涣散各私其私之可比。则信乎中国女子非不可教，惜其埋没数千年，虽有英杰之姿，亦不可得见；今女学萌芽，仅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而已崭然显其才智也。又惜乎中国如是之大，而仅得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恐教育未能普及，而我国之亡已久矣。然大病垂危，医药终不能废，吾犹幸及见此区区少数之女学生，而希望多数之女子，接踵而起也。抑又闻之，东西各国之改革，皆起自下，无有起自上者，且多借女子之力。吾国女子，正宜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柳亚子也说：“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不如以英雄豪杰望女界。”蒋、柳的观点表达了先进之士对女性的巨大期待，说明对中国女豪杰的企盼和呼唤，已成为社会思潮的强音，也自然成为以反映时代生活为主的晚清小说关注的重要话题。
近代西方的女权思想也对中国女杰的形成有一定影响。首先，晚清以来，国人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以及西方见闻在我国的逐渐传播。其次，西方女性在我国的示范作用。在最早来我国的西人中，曾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们的思想、学识及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和中国深居闺阁、孤陋寡闻的女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引起了国人的惊异和思考。再次，西方女权论著的译介。1902~1903年间，马君武先后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约翰·弥勒（John Stuart Mill，今译约翰·穆勒）的女权理论译介给国人，使提倡女权的人士有了理论依据。1902年11月，马氏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女权问题的译著。它提倡“男女同权者，自然之真理”，其影响女性，从1912年吴虞的夫人曾兰作《女报界缘起》，还引用其文，可见一斑。曾氏所引语句，大多是《女权篇》中的名句。如“欲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世界日进于文明，人类之感情，日有变迁，则女人屈属男人之俗，不久必变”等。次年4月，马氏又在《弥勒约翰之学说》一文第二节《女权说》中，专门介绍了弥勒的《女人压制论》（TheSubjectionofWomen）和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马氏指出《女人压制论》的主旨是“力主男女同权之说”，赞扬弥勒是“女权革命之伟人”。之后马氏又介绍“实行男女同权论”的社会党人和他们关于女权问题的五点主张，即女子也应有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和人民（公民）权。马氏对西方女权理论的译介，既影响了晚清的先进男性，也影响了先进女性。1904年柳亚子在《女子世界》第3期发表的《黎里不缠足会缘起》即可证明。该文说：“西哲有言：‘十九世纪民权时代，二十世纪其女权时代乎？’”还说：“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于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可见当时不只柳氏等男子受影响而提倡女权，一些女中豪杰也在大力提倡女权。
总之，在众多社会思想文化因素作用下，近代的女性观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正是中国女豪杰形象大量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晚清先进女性的自我期待和人生追求催生了具有新特征的女豪杰形象。
晚清以来，随着女子走上社会，以及中西女杰的介绍、传播，人们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这使先进女性的自我理想和人生追求发生了空前变化。
一方面，在中国近代的女权启蒙中，为了唤醒女子，使她们走出家庭，参与富国强民的主流活动，一些先进人士便向广大女性推荐古今中外献身祖国、有奇功伟业的女豪杰或女英雄，于是，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报刊书籍中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少中外女豪杰，其中外国女杰主要有法国大革命的罗兰夫人，法国历史上的爱国女英雄贞德，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创办者、救死扶伤的女护士南丁格尔，美国拯救黑奴的女作家批茶，俄国无政府主义女英雄苏菲亚等。中国女杰则有北朝的花木兰、宋代的梁红玉和明代的秦良玉，三女都有过驰骋沙场、为国抗敌的英勇行为。著名的《女子世界》杂志，曾分别为她们立传。柳亚子的《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花木兰传》《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职公的包括《秦良玉》在内的系列《女军人传》，都肯定了她们的英雄气概。男性作者介绍中外女杰的目的，显然是把她们作为理想女性的模范，以之期望于女性，希望晚清女子能像她们那样投身社会，救国救民。由于外国女杰的事迹更贴近晚清国情，因而以新思想自豪的女性更愿意效法外国女杰。如广东移风女学堂创办人杜清池女士作诗道：“玛利（按：《罗兰夫人传》译罗兰夫人之名为“玛利侬”）、批茶著美欧，立身当与彼为俦。救亡事业无男女，几辈英雄亦我流。”该诗充分表达了先进女性期望效仿罗兰夫人与批茶女士，立志挽救民族危亡的英豪情怀。这一女性期待成为女豪杰的理想，在广东香山女学校的《学约》中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该约期望女学生“勉为世界之女豪”，作为典范的也是“罗兰夫人，若安少女”式有所作为的外国女杰。此外，曾在《女子世界》发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的秋瑾，在为女性写的启蒙读物《精卫石》弹词中，也呼吁女子“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作为楷模的首先是罗兰、苏菲亚、若安等西方女杰，其次才是中国的花木兰和梁红玉。
另一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虽然中国的女豪杰寥寥无几，但受中外女杰榜样的感染和中国时势的刺激，毕竟出现了少数已经觉醒、贡献不凡的知识女性。在维新派创办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堂期间，维新志士的妻子们在男同志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女学会，李闰（谭嗣同夫人）、黄谨娱（康广仁夫人）、李惠仙（梁启超夫人）等发起人作为倡办董事，组织联络了一批女志士，参与了女学堂的筹建和管理工作，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女子报纸《女学报》，主笔都是女学会董事和维新女性。该报以宣传爱国救亡、男女平等为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戊戌维新事业，也直接反映了女性要求自身解放、自我改造的强烈呼声，促进了女性的思想启蒙。当时以报纸为阵地，宣传女权思想，提倡女子教育的女性还有曾任《大公报》编辑的吕碧城和创办《女报》（《女学报》）、自任主编的陈撷芬。吕碧城提倡女子教育并身体力行，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她针对“为男子计，为家庭计”的贤妻良母的奴化女子的教育思想指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也就是说，女子除了在家做贤妻良母，还应步入社会，尽国民应尽之义务。陈撷芬在她主办的报纸上也接连撰文，呼吁女界应立即振作。她在《独立篇》中说：“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其要在不受男子维持与干预”。在办报的同时，陈撷芬还担任上海爱国女学校的校长。1902年冬，蔡元培、林獬及其妹林宗素等人创办了上海爱国女学。该校“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此外，创办女学、贡献非凡的女性还有杭州贞文女学校长惠兴女士和捐款助学的慧仙女士。惠兴博学能文，“常羡慕批茶的为人，打算烈烈轰轰的，在中国女界中，也做一番事业”。她“知国势日蹙，非兴学无以救亡，乃大感奋，以提倡女学自任。及夫经费告罄，女学垂危，而乃以身殉职”。慧仙女士不仅持家有方，而且关心国事。“谈起时局艰难，民智不开”，便“慷慨自誓，情愿毁家助学，牺牲家族的利益，作为社会的公益”。听说惠兴因为“款项不足，情急自殉，作为尸谏”，便“慷慨捐助巨款，至二万五千七百两之多”，于是，二人被称为“学界近今二大女杰”。
更为守旧派所不敢想象的是，当时已有少数留学西洋、精通医学的女医生。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的金雅妹，1888年回国，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治病，从事医学教育；1894年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的柯金英，1896年回国，先后主持福州妇幼医院和马可爱医院；1892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的康爱德和石美玉在1896年学成回国，先后在九江、南昌行医，知名度很高。康虽专门学医，但也“通数国言语文字，天文、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诸学，靡所不窥，靡所不习”。可谓博学多识，才智非凡。石美玉则多方求援，创建了九江仁德医院。此外，著名的女医生张竹君于1900年和1901年在广州创办了禔福医院与南福医院，这是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西医院。1902年，她与马励芸、杜清池等创办了广州公益女学。1904年，她又在广东创办了育贤女工厂分院，希望女子能自立自养，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她在爱国女学校的演说中，对女界“倚赖之根性至今犹未拔”深感忧虑，指出：“欲言救国，必先教育；欲先教育，必先于女子。而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次则肆立学问，厚结团体。”她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子“争权之术，不外求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为了自由地尽心国事，竹君“持不嫁主义，以为当舍此身以担今日国家之义务，若既嫁人则子女牵缠，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这位对中国医学和妇女解放贡献突出，才学卓越、自立自强的女子，被马君武称赞为“中国之女豪杰”。
上述女性都是清末现实中脱颖而出的杰出妇女，她们自我改造意识的觉醒，不同寻常的学识、才干、业绩与追求，无疑给中国女豪杰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生活的源泉和依据。
（三）晚清的小说观和小说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女豪杰形象。
中国女豪杰形象的塑造是国人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所致，也是20世纪初实践“小说政教”地位的重要成果。1902年梁启超有感于小说通俗易懂，“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感人之深，莫此为甚”，人们普遍喜读小说等原因，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开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梁等人企图通过提高小说地位，强调肯定其政教功能来达到“改良群治”和“开启民智”的目的，进而使小说成为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有效工具：“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梁氏“小说界革命”的后面还有一个宏大背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总结教训，提倡“新民”学说，认为救亡必须改良民德、民智与民力，并提出先启民智、后行革命的主张。而孙中山等人则主张以革命开启民智、颠覆清廷以救中国。尽管革命派在政治主张上与梁氏有较大差异，但在借助小说以改革社会和唤醒民众方面却如出一辙。这种历史背景和小说观必然对不同政治主张的小说家产生影响，使作家的创作理念发生变化。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晚清具有启蒙意识的小说家不是熟视无睹、袖手旁观，而是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小说中予以反映、表现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