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问题，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自有文学史以来，许多作家都创作过反映妇女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塑造了不少动人的妇女形象。晚明杰出的通俗文学家、短篇小说艺术巨匠冯梦龙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比较自觉、进步的妇女观，而且在他编写的“三言”中，从不同角度，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妇女的生活和心态，描绘了她们的优良品质和聪明才智，表现了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有着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可以说，在文学反映妇女主题的问题上，冯梦龙既是前人优良传统的杰出继承者，又对后代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认真分析“三言”中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不仅对深入研究冯梦龙及其“三言”很有必要，而且对研究那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从不同角度肯定和赞颂妇女的聪明才智与过人见识
“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封建社会束缚女性的主要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妇女被视为男子的附属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更无施展才能的场合，从而形成了男子在才智上高于女子的表面现象。即使女子本身，也多接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大都妄自菲薄，轻视自己。这是阻挡妇女解放的严重障碍，所以，一些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极力肯定女子的聪明才智，一些进步的文学家则精心塑造智勇过于男子的妇女形象。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对那种蔑视妇女才智的现象尤为不满，他说：“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基于此，他在三言的不少作品中，“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不少可敬可爱的女性形象，从不同角度，肯定和赞颂了妇女的聪明才智与过人见识，描绘了她们具有丈夫气概的肝胆相照的壮烈行为，用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驳斥了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妇人见短”等谬论，大胆地为妇女正名，显示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女性观。这在轻视妇女的封建社会是进步的，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卷十一塑造了一个男权社会里的大文豪都非常敬佩的巾帼才女苏小妹。她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谈吐不俗。“因其父兄都是大才子，目见耳闻了不少诗词歌赋”，十岁便能做“词意俱美”的诗。这说明，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女子也能学得很出色。其父叹道：“可惜是个女子，若为男子，可不是科制中一个有名人物！”小妹的哥哥———杰出的文学家苏东坡也很钦佩她的才华：
“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于我矣。”可见小妹不能做官，不是她没有才能，而仅仅因为她是女子而已。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登场赴试，是男子的特权，妇女只要步出闺门，便触犯了礼教。即使她们有远胜于”男子的才学也不能攀桂折枝，有所施展。本篇的可贵之处，在于塑造了苏小妹这个才华不亚于男子的女性形象，充分肯定了她的才能和智慧，并从参政角度触及了封建社会在男女地位上的不平等现象，直接为女子的地位鸣不平：
聪明男子做公卿，聪明女子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子那见逊公卿？
这既表达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妇女的才智，表现了渴望男女平等的进步意识。
在封建社会，人们习惯在“丈夫”之前冠以“大”字，在“女子”之前加个“弱”字，似乎“大丈夫”定能顶天立地，“弱女子”只能任人宰割。但在“三言”中，女子不尽是任人欺凌而只知道逆来顺受的弱者了。《万秀娘仇报山亭儿》（《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中的万秀娘就是不甘受人欺凌、立志报仇雪恨的女性。大难当头，她临危不惧，闻变不惊，在仇敌面前强颜奉承，凭自己的胆识和才智与其巧妙周旋，以便伺机报仇，终于惩罚了凶手。作者对她的胆识和毅力表示了称赞：“生报仇万秀娘坚忍。”《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喻世明言》卷四十）中的闻淑女更是个有勇又有谋的妇女形象。我们知道，明代嘉靖年间的忠奸斗争特别激烈，严嵩把持朝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沈炼因反对严相获罪，故难免被斩，这是当时一个重大惨案。明代江盈科的《沈小霞妾》记述了这个题材，但描写简单，对闻氏的才智也没有突出的描绘，如差人将要杀死沈小霞，是沈小霞自己发现，设计躲避也是沈小霞提出的。冯梦龙改写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则将这一切归于闻氏，着力渲染了闻氏智斗解差的细节，进一步突出了闻氏的智慧和胆量，使这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让这个地位卑微的妇女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充分表现了赞颂妇女才智，肯定妇女胆识的主题。在那个把女人当作男人的附庸和玩偶的时代，冯梦龙怀着喜爱、崇敬的心情塑造了这个目光敏锐，谋略、胆识在男人之上的妇女形象，的确是富有深意的，他曾叹道：
“豪杰憔悴风尘之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其或窘迫急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急，而女子能急之。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岂谢希孟所云‘光岳气分，磊落英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者耶？”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喻世明言》卷二十八）则塑造了一个具有经营才能，善于应付意外事变的黄善聪。编撰者一开篇就表明他要为妇女说话：
暇日攀今吊古，从来几个男儿。履危临难有神机，不被他人算计？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奇权。若还有量胜蛾眉，便带头巾何愧？
接着说：“常言：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古来妇人赛过男子的也尽多。”还列举了历史上代父从军的花木兰，扮作秀才当郡掾且“吏事精敏”，成绩卓然，“胥徒畏服”的黄崇嘏等，说明女子也有做事的才能。我们知道，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的工商业有所发展，千里跋涉经商比在家中坐吃山空要辛苦得多，赚点钱既要有一定的经商才能，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本篇不但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商人的生活，而且通过艺术描写肯定了女子经营实业的才能和应变能力。《蔡瑞虹忍辱报仇》（《醒世恒言》卷三十六）又塑造了一个治家能手蔡瑞虹，因她聪颖而有见识，所以，父亲遇事常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意见，作品对她的才能见识和忍辱报仇的精神进行了肯定和歌颂。
“三言”在热情肯定一般女性的才智和品德的同时，还描绘了最被人蔑视的妓女阶层的才能和智慧。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警世通言》卷三十二）中深谋远虑、智斗鸨母的杜十娘，《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中“吟诗作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莘瑶琴，《赵春儿重旺曹家庄》（《警世通言》卷三十一）中谋略见识过人、助夫做官、重振家业的赵春儿，《单符郎全州佳偶》（《喻世明言》卷十七）中艺才出色的扬玉等。对这些误入风尘，但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妓女，编撰者都表示了特有的尊重和称赞，认为她们之中“出色的尽多”。
上述作品在“三言”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宗旨在于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说明妇女在文才、胆识、谋略、口才、艺术、管理才能等方面并不低于男子，甚至还有不少“有智妇人，赛过男子”。表现了渴望男女平等的思想，抨击了“男尊女卑”之类的传统观念，显示了编撰者对妇女才能和智慧的深刻认识。虽然以前不少进步作家都描写过女子的才能和见识，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像冯梦龙这样从不同角度热情肯定妇女的聪明才智与过人胆识，直接为女子的地位鸣不平的作家还是少见的。冯梦龙这种热情赞扬妇女才智和胆识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三言”中，而且也体现在他编辑的《情史》《太平广记钞》《智囊》和《智囊补》中。
二、热情肯定妇女对自主婚姻的执著追求
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在古代是不多见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因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和婚姻观都在束缚着妇女的人身自由和爱情婚姻自由。明代程朱理学更是灭绝人性，统治者自身的生活荒淫无度，却又大力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生活于晚明的冯梦龙，受到“异端之尤”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文化思潮的熏陶和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的影响，接受了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意识中的进步因素，提出了“男女相悦为婚，此良法也”，主张女子自择佳婿，并以赞赏的态度塑造了不少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新女性。
“三言”中的一些未婚女子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用进步的思想意识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宿香亭张浩遇莺莺》（《警世通言》卷二十九）中的李莺就是一个大胆追求自主婚姻的新女性。她对自主婚姻的追求，全部包含在她那坚定而勇敢的性格之中。她自幼爱慕邻居青年张浩，趁家人外出之机，来到张浩园中，表达了自己的“素心”，与张约定终身。后来，当她得知张为父所逼与孙氏定亲，自己面临被抛弃的命运时，她既不哭哭啼啼、抑郁自尽，也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而是镇定自若地向父母说明了情况，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方式取得了父母的支持。然后，她来到县衙，递上状词，把她和张浩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本私约，大胆地陈诉于官，以“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无媒之谤”、名垂青史自比。认为“女非媒不嫁”这种至论“亦有未然”，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所归得人”、“礼顺人情”。这样李莺凭着她的才智与雄辩赢得了胜利。对此，编撰者热情地赞颂道：
当年崔氏赖张生，今日张生仗李莺。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宿香亭》。
《张中美灯宵得丽女》（《喻世明言》卷二十三）中的刘素香，也是个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其敢作敢为，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气和魄力，在编撰者的艺术描绘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她不但机智地自择佳偶，而且不以财势作为衡量男人的标准。为了“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她依然决然地和意中人私奔，虽然途中失散达三年之久，但二人都能彼此思念，矢志不渝，终于幸福地团聚了。正所谓：
间别三年死复生，润州城下念多情。今宵燃烛频频照，笑眼相看分外明。
《吴衙内邻舟赴约》（《醒世恒言》卷二十八）中的贺秀娥又是一位很有主见的新女性。作品通过心理和言行的细腻描写，突出地表现了她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渴望和执著追求。她听见父亲“夸扬吴衙内年轻美貌，学问广博，许多好处”，“便怀着爱慕之念”，第二天就“悄悄走到遮堂后，从门缝中张望”。看到吴衙内本人，更是动了私心，想道：“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等样丈夫，便心满意足了。”又想道：“今番错过此人，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左思右想，“……恨不得三四步撵至吴衙内身边，把爱慕之情一一细磬。”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她果断地“题诗一首”，趁无人注意之时抛给吴衙内，约他到自己房中幽会，“各道想慕之情”。虽然他们的婚姻也经历了一些坎坷，但经过他们的积极抗争，终于得到了父母和社会的认可。从以上几位女性身上，可以看到不少现代人的色彩，她们的爱情婚姻也不乏“现代性爱”的特点。她们一旦爱上某个男子，便直率爽快地表白，大胆执著地追求，必要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进行积极、正面的抗争。恩格斯说过：“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上述女性正是在争取做人的权利中，显示了她们超越前人的性格力量，正因为她们具有前人少有的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大胆勇敢的气概，她们才决定了婚事发展的方向。一旦自己的婚事受到阻挠，她们不是自叹薄命或屈从于别人的摆布，而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进行抗争，最终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她们那种建立在彼此“爱慕”、“相悦”基础上的自主的幸福婚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方面。
“三言”中，不仅那些未婚女子在相爱过程中居于主动的地位，不受封建礼教和婚姻观念的束缚，而且一些已婚妇女也冲破了封建礼教和贞操观念的禁锢，大胆地追求幸福的新生活。《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醒世恒言》卷十三）中美丽娇艳的韩玉翘，在“年方及笄”之时被选入宫中，做了道君皇帝的妃子。她渴望幸福的婚姻生活，可是在那个“三千宠爱偏在一身”的宫廷里，她没有丝毫的幸福。虽然她整天过着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但内心却没有幸福快乐的感觉，她不愿忍受这种孤单寂寞的冷宫生活，不甘老死深宫，向往能“嫁得一个良人”，“偕老百年”。一次到二郎神庙许愿，见了神像，便祷告能嫁得一个似尊神模样的丈夫，“也足称平生之愿”。尽管她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受到不良之徒的欺骗，但正由于她敢于追求，才得遂平生之愿，最后嫁了一个远方客人，“尽老百年而终”。《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警世通言》卷十六）中的小夫人，也是个大胆追求幸福生活的已婚妇女，受媒人欺骗的她，嫁给了“须眉皓齿”、年已六十的老头张员外，婚后，“张员外心下欢喜，小夫人心下不乐”。面对不幸的婚姻，她不但生前主动追求张胜，而且“死后犹然相从”，表现了女性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执著追求。
综上所述，“三言”中这些女性虽然个性各异，经历不同，但其封建意识都比较淡薄，都向往和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这显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觉醒，体现了她们力图摆脱任人摆布的命运和把握生活航向的主体力量。她们那种敢于追求和抗争的勇气，不但为唐传奇中的崔莺莺所不具，而且在明中叶以前的小说中也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她们是明中后期那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主动、更勇敢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新型女性。她们的觉醒表现了女性意识发展的一个层次，带有新生产关系萌芽时期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作品对她们的肯定（对那些已婚妇女虽有指责，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则说明冯梦龙是一位具有市民阶层思想意识和进步女性观的作家。
三、多侧面地反映妇女的不幸遭际和悲剧命运
在以母性为中心的原始社会，妇女还处于比较自由和受尊敬的地位。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我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更是可悲，封建礼教对她们的要求更为苛刻，这使她们在情感和精神世界里，要承受比男子更复杂、更细致、更具体的折磨，甚至经常在被损害、被屈辱中生活，无数善良无辜的妇女被吞噬了生命。作为一位体恤人民疾苦的进步文人，冯梦龙在妇女的苦难史上倾注了自己大量的情感和笔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