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寒春对面，我甚至偷偷庆幸当年他们的结合，如果寒春没有嫁给阳早，我们今天就没有这许多充满吸引力的话题了。
不提爱情，没有刻骨铭心，但是他们却在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在有生之年白头偕老，这份恒久的感情着实令人羡慕不已。究竟是什么支撑他们一同走过风风雨雨，真的就像婚礼上说的：是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为了一种信仰吗？或许这就是我想找的答案，真理与信仰，才是他们婚姻的秘密。我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只因为我总是试图用至高无上的爱情信条去衡量寒春和阳早，也许在他们心里，爱情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侧面，对真理的追求和信念才是让他们牵手一生的秘密。
“您的名字‘寒春’是在延安时起的吗？”玉宁提了个问题，也拉回了我漫无边际神游的思绪。
“对。我和阳早结婚的时候，整建部的康迪写了一首贺诗，有‘让阳光早临人间’‘寒凝大地发春华’两句，我就取了后一句的‘寒’和‘春’当中文名字。”
“那么阳早呢，是不是取这首诗头一句里的字？”
“这首诗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过阳早比我先取的。他还在北平的时候，大家觉得他要到解放区去，起个中文名字方便。后来有个人提议，当时有一个《上海大公报》的进步记者羊枣让国民党特务给害了。他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革命者，为了纪念他，就取他的音，不用他的字，叫了‘阳早’。”
“老寒，您在美国一直在搞核物理研究，面对的是各种先进的实验设备，而且您一开始想到中国的大学来教物理，可到了延安之后怎么和阳早一起当了农民养起牛来？”
这次是铭宇发问，对于寒春的“转业”他一直心存困惑，况且核物理和养牛看起来一点联系都没有，寒春所学的知识和专业在延安能有用武之地吗？
“您到延安之后的生活和美国相比几乎全都变了，和阳早结婚之后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呢？”顺着铭宇的问题，我跟着补充问了一句。
“美国的条件好，要做试验什么都有，设备是最先进的。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有专门的设备库，都是给这个在峡谷底的10人试验室工作小组准备的，他们可以找到任何需要的稀有设备，还可以预订他们需要的任何设备。可那是在制造杀人工具，我不干。延安的劳动是为了和平的人民更好地生活生产，所以我愿意干。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什么都没有。我们在瓦窑堡农具厂时，什么工具都找不到。不过在农具厂里，我发现学的物理知识很有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比如改造原来的老农具，设计新的农用机械工具什么的。”
寒春告诉我们，瓦窑堡农具厂是一块50×200英尺见方的场地，上面围着石墙，一面是山壁上开出的窑洞，山坡边是铸造车间，车间的里面有五六孔窑洞，主要用来做翻砂用的模具。那里的设备简陋极了，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严重。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但那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
虽然条件简陋，但大家工作起来干劲特别足。寒春回忆说，当时在瓦窑堡农具厂里做工的大多是毕业不久的学生，这些年轻人正在学手艺阶段，他们两三人一组，坐在窑洞里用手做模子，把砂模垒起来烘干。模具成型以后，就搬进院子在砂地上排成行，先由六个人用手拉风箱鼓风在小铁炉里烧化铁水，再用铁勺端着铁水倒进模子。可以眼看着炉底流出来通红的铁水、熔铁浇进模具，然后变成了犁头、大铁锅、大车轮和水泵。
寒春深有感触地说，她看见从炉口倒进的废铁堆里有美国造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壳，偶尔还有残肢断臂的菩萨像，它们全都锈迹斑驳，百无一用，但在这个非凡的过程中却拥有了特殊的意义——历史的残渣正等着被熔化成铁水，铸入新中国的新器物之中，被改造成为新的模型，获得重生，就如同在这里进入革命大熔炉的人们一样。
“到延安之后还有一件事，要学中文。我和阳早住在农具厂靠近模具车间的窑洞里，在洞口的窗前放着一张用铁皮包着桌面的小桌子。每天早上，我们都和‘小鬼’刘德英在这张桌子前用铁皮当黑板，学习一个小时。他给我们念报纸，我们也帮他学英文，从报纸上我们学了很多知识。”
听对面的寒春汉语说得如此流利，除了语调中略带一点“美国味”之外，根本感觉不出有交流障碍。想想当年，两个美国青年除了要适应艰苦的生活环境，还要面对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真是够他们受的。
“您很快就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吗？喜欢上那里了？”我接着问。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向往延安解放区，寒春眼中的延安与斯诺书里描述的、韩丁和阳早所介绍的一样吗？它凭借什么吸引如此多的人朝圣般地奔向这里。
“嗯，我很喜欢延安，那里人人好学，人人平等，到处是民主和自由，感觉特别舒服。”寒春说起在延安的生活，立即变得非常兴奋，似乎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她说，在解放区，学习已成为人们工作的一部分。不但阳早、寒春夫妇在学习时事，学习汉语，周围许多同事也都在学习。他们不仅听人念报纸、传达上级文件，自己学习识字，学习数学、物理等文化知识，学习生产技术，而且学会运用真正的民主方式来处理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有一次经历让寒春印象深刻，那是在刚到农具厂时，她恰好赶上接连开三天的会。工厂的铁匠、装配工、木匠、铸造工、试验部、煤炉、焦炭工等各个部门的代表都聚在一起，做年终工作总结，也为下一年度做新规划。会上，职工代表们对厂里各项工作进行公开的讨论批评，谁也不被认为低人一等，铁匠批评副厂长时，和副厂长批评他一样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这里一切批评都是建设性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都是为了把工厂办得更好，而不是侮辱人，贬低谁的人格。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每天都安排了学习时间，工人们看不懂报纸，会有指定的人来给他们读报，大家都认真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并且用心地学习。
平时厂里开会不但研究日常工作，还会帮助个人检讨自己的过失，甚至是一群人帮助一个人分析问题、查找差距。比如谁在工作生活中出了问题，大家会坦诚地给他指出缺点，提出改正意见，这个人可以反驳或是接受，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谁也没有抱怨和不满。参加这种生活会，寒春和阳早常常感到惊诧不已，因为真正检讨自己就得说出隐藏在心底的话，这需要很大勇气，更需要对听者有极大的信任。只有在普遍形成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才可以让言者、听者都真诚相待，毫不讳言。
寒春坦言，这些对他们触动很大，他们深深感觉到，民主意识以及由此培养出来的集体精神，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新中国才有可能出现，而在以前美国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占上风的国家，是不可能培养出来的。在美国，占有财富是一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基础，它迫使个人凡事都要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然后才考虑别人，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成为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思维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激烈的个人利益的竞争，是牺牲他人，成全自己的斗争。而在延安，每个人都在一心一意地想着集体，想着工作。每个人的工作既有利于大家，又有利于自己。他们没有失业的顾虑，不会让任何人挨饿，因此能够忘我地把自己的一切拱手奉上。
说实话，寒春讲的故事对我来说，仿佛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甚至对它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怎么会出现如此高度的民主？在贫穷落后的延安怎么会拥有如此完美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氛围？类似的描写我只在中学课本里看过，那是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一个遥不可及的美好社会。但是，它在脑海里只限于一种模糊的想象，从没认真想过共产主义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在寒春所讲述的经历中，我好像依稀感觉到书本里所描述的共产主义模样，特别是人们的状态，如此和谐平等，工作和生活是乐趣，劳动是需要。是什么造就了贫穷的延安自由平等的氛围，让延安具有了不可抗拒的魅力？生活在延安的每个人都像寒春一样过得开心吗？物质财富的匮乏难道不会影响他们的劳动热情？人们之间除了坦诚的交流之外，真的没有争斗和利益冲突吗？是什么让他们相互完全信任、畅所欲言？
一连串问题冒出来，在脑子里胡乱地碰撞着，不知哪里是关键所在。
“在延安我们过得很开心！”讲完之后，寒春脸上噙着笑慈祥地望着我们，像是在等着看我们的反应。我因为刚才的胡思乱想，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下意识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时间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已经超出我们约定的谈话时间十几分钟。寒春见我抬头，也顺势朝石英钟看了一眼。
“时间到了……”我有点难为情地说。
“哈哈，时间到了，明天见！”寒春调皮地向我们挤挤眼，举起右手挥了挥，脸上仍然带着她慈祥的微笑。
从寒春家出来，像往常一样我们有说有笑地向餐厅走，今天谈论的话题自然落在了寒春所描述的“天堂延安”上面。有的说它只能在战争年代里存在很短一段时间，因为战争最容易形成民族的巨大凝聚力，让人们心无旁骛地去做同一件事情。有的说群众路线是中央的核心路线，当时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政策自然执行得好。有的说平等是因为延安太穷了，人们生活水平很低，根本没有产生贫富差距的条件，所以大家才平等。还有的说中国革命领导人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等，都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而且各级领导都为老百姓着想，没有官架子，不像现在好多领导觉得自己手中有权，便对属下颐指气使，大家自然看不惯，关系肯定好不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聊得甚是热闹。正在这时，手机短信的提示音突然响了。猜想肯定又是香香的信息，这个要当新娘的家伙，现在肯定是忙得四脚朝天，想起什么事情要交待我去做了。伸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收件箱的未读信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小盟，近来好吗？很久没联系，不知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这里工作还算顺利，很紧张也很辛苦。这些天总是不停地想起你，真心希望你能过得比从前更开心。aqiong。”
我凝视着手机屏幕，一下子怔住了，两脚不知不觉停下来，呆呆地站在原地。怎么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