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的西北角》中各篇通讯，是范长江在艰苦跋涉的新闻苦旅中一点一滴淘得的真知灼见。为此范长江付出了经济的、身体的乃至生命的冒险代价，象一位踯躅独行的侠客，在祖国的西南、西北边疆浪迹穷山恶水、旷野丛林。他的这次采访行动，体现出了新闻记者深入现场、穷根究底、吹尽黄沙的职业精神，本身即足以激发起读者对他行踪的好奇与敬仰。更何况在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局背景下，西北之行的行动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独行西北，长江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正如他所说：“抱负、理想是我们的国家，广大群众所要求希望于记者的。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是一个记者应当具有的素质，也是长江西北采访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因形式和情况变化而临时确立和改变行动计划，这是一名记者必备的灵活素质。确立西北采访的行动计划，敏锐判断各方对这一行动的反映，判断各类新闻的情况并预判这些新闻的发表效果，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从拟题、计划到实施，无处不显示出他这种过人的记者素质。除此之外，一旦作出正确的判断，便不怕路途的险恶，条件的艰辛，毅然排除一切困难，接近现场去求取最真实、最新鲜的材料。这种勇敢、刻苦的精神，也是长江之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日相争的战略态势与中国的地理特征一再表明，一旦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平津、上海等大城市，则我方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平原将无法抵御。西部，中国的大西部，作为战略重心的地位不容置疑地凸显出来。到西部去，领略西部的奇伟雄浑，考察并挖掘西部的作战潜力，鼓舞和激发民众的斗争勇气，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越排除万难深入现场，所得材料越能说服人心。长江经过现场探访，得到的真实情况是红军用兵极能，国民党川军非其敌手，这与国民党宣传机器的大肆吹嘘恰恰相反。隔江油十余里处东山上，范长江发现徐向前所筑之环山大堡寨，要路口层层障碍，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编成篱垣，环山三十余里，无一处有空隙可入。徐向前用兵如此之强，川军如何能够抵挡？
江油如此，平武的失守则更令人可笑。平武的地方武装，是被两个大土豪把持着，当徐向前部队迫近平武时，双方推诿、欺骗、敲诈，正在纠缠不清之际，徐向前的部队，已经由土人带路，从平武城北山上翻城墙缺口进城来了。啪啪啪几枪，平武城即完全被占领。
这类报道毫无疑问戳穿了蒋介石全歼红军的谎言，是对围剿真相的真实揭露，这些情况极少为外人所知，因此成为当时的独家材料。这组通讯《成兰纪行》寄到天津《大公报》发表，由于以最新近、最真实的事实书写了当时最实际的情况，马上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长江文名开始不胫而走。
在范长江西北通讯中，《岷山南北“剿匪”军事形势》一文，最引人注目，也被认为是《中国的西北角中》新闻价值最大、最为成功的作品。跨越岁月的藩篱，时至今日重睹这篇文章，仍然不能不惊诧于范长江分析事物之准确，寻求新闻价值眼光之独特，及其论证的晓畅、有力、明白如行云流水。这使得这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后，仍然发射出其不灭的智慧之光和熠熠闪动的灵气。
长江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若到冬令，纵令无中央军事压迫，单因寒冷与饥饿，将使他们受非常重大的痛苦与牺牲。即以现在之气候，胡宗南师长守松潘，后方尚有几条道路可以运输和接济，然而胡师士兵之因饥饿而病而死者，远比战斗伤亡者为多。则朱、毛、徐向前方面之困难，当十数倍于此。加以东南两面，中央不停地加以军事的压迫，则朱、毛、徐向前必在冰雪季以前，脱离现住区域，另谋出路，毫无疑义。”
至于红军的出路，长江以为不过三种可能：第一种经青海前往新疆，这条路线自然界障碍太大，不宜于大部队通过，将不会被采用。第二种是走陕南与川北之线。但这条路线是国民党重兵把守，不易通过，也难久安。第三种为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质，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长江认为红军以趋洮夏两流域的可能最大。而且这一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即将具体表现。如果洮夏两河被红军突破，再进军甘凉肃三州，则中国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变化。
长江的这一判断，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是综合各方面信息情报作出的分析。有道是“吹尽黄沙始到金”，这一判断，与不久之后红军的行军路线惊人吻合，表现出长江天才的形势判断能力及预测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的采访和调查研究工作功夫之深，用力之勤。
客观规律就是这样，最优的决策选择往往只有一种，在勤劳用功的基础上，智者的能力总是相通的。红军最高统帅部的行动，证实了长江的事前预测。红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挥下，离开毛儿盖，包座一战，消灭胡宗南部队1万2千多人，军威大震。红军的突破口果然选择在洮、夏两河流域，突破腊子口，越过岷山，冲出了重围。毛泽东作诗以贺“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江写《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形势》及《成兰纪行》时，是用心考虑过的。要估计到《大公报》发表文章的政治界限。如果根本不予发表，则这次旅行对于全国读者就没有作用。方长江也不可能用共产党宣传员那样的立场来写文章，因为他自己还不完全了解共产党的主张。但是，范长江反对国民党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他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范长江在文章中贯穿的基本观点是，国共两党采取平等地位，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因此，范长江在写作时，正式称中共军队为红军，凡是提到“剿匪”的地方，一律加以引号，表示对于剿匪方针的否定。从1927年到1935年，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合法出版的报纸书籍中，对共军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以引号，范长江是第一人。
西北通讯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广大群众对于红军事迹，第一不了解，第二即使知道也不完整。长江的报道，在新闻层面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则及时迅速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分析了红军的发展动向及未来前景。这种报道效果，与当时国民党报纸对于红军及红军长征极尽歪曲造谣之能事，大肆污蔑攻击的报道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以真实客观、民主进步的叙述手法和新闻风格赢得了读者，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史料层面上，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其时尚未进入陕北，《西行漫记》尚未诞生，作为有关红军的第一手资料，长江的报道尤显珍贵。
综观范长江的西北之行通讯，正如同使读者走进一条历史的长廊。川北、陇南一带流传的蜀汉三国故事，河西走廊传颂的汉唐名将征战西域佚事，古代诗人描写西北的边塞诗篇，使广漠的大西北充满着苍茫辽阔的气象。长江通讯把大西北的这种丰富历史与壮丽景色写入通讯，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反映了现实斗争，情景交融，相得益彰。读西北通讯，如同随长江一道去回顾西北的历史，观看西北风貌，体验西北民情，荡气回肠，尽抒胸臆。
为何长江对西北的历史如此熟悉？在西北之行前，长江曾对西北知识下过一番苦功，对大西北的历史知识、山川地貌、民情风俗等，积累了广泛的资料。长江随身携带《读史方舆纪要》，于西北行途中经常翻阅。此书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祖禹所著的一部大规模多卷本的历史地理著作，对于中国各个区域，既有历史顺序的纵的阐述，也有分每个省区的分别叙述，对各地山川形势的险要、战守攻取的教训、军事兴亡成败等，记载尤细。长江从这部著作中汲取营养，联系大西北的现实和当时的斗争实际，写出富于时代色彩的分析文章来。
在文章的表现手法上，长江能发挥自己的文化基本功，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和知识。对古今名篇丽句在写作中巧妙化用，加以引伸，既加强了报道的思想内涵，增大了报道容量，又增加了对西北神奇的历史、地理状况的认识。强化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文学和其它各科知识给长江的通讯增加了无限情趣。有知识才有兴味、有启发，才有感染的力量。丰富的知识，来源于刻苦的学习和积累。长江认为记者的学习，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要慢慢积累，由点到面，逐渐达到广博。要向有关的专家请教，学得的东西是活的，有目的，为了用，因而扎实。记者一定要博，要有广泛的知识，深厚的积累。报道的时候，别人提供的材料只能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应该是自己的积累和观察。这样才能写得深刻丰富。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思想，广阔的活动天地，这对于一个记者非常重要。如果知识干瘪，思想闭塞，活动领域狭窄，这记者就不好当了。
正是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思想，广阔的活动天地，构成了范长江西北通讯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西北通讯在天津大公报陆续发表之后，全国轰动。《中国的西北角》出版，读者争购。在三年时间内，加印八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为学生选定的二十种课外读物中，此书位列第一。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西北角》影响了整整一个中国。
由于西北通讯的发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见到长江时曾赞许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于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1978年，胡愈之同志在悼念长江的一篇文章中说：长江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周恩来、胡愈之同志的话是对长江西北通讯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在抗日和国防方面，长江的西北通讯，一针见血指出了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日本曾散布种种欺骗性宣传，说他们入侵绥远只是为借地防赤，防止苏联，以掩盖其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中国的西北角》四版自序中，长江严正指出：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日本之攻掠西北，不是借地防赤，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呼吁团结联合，呼吁奋起抗战，这就是西北通讯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