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恢复和建立山西的曲艺机构和曲艺组织。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山西分会,之后又改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现在名为山西省曲艺家协会。同期,经过多方努力,又增加编制成立了山西省曲艺团。各地市、县也先后恢复和成立了地方曲艺协会和曲艺宣传队。为了加强对濒临消亡的民间曲艺珍贵资料的搜集、整理、保护和传承,还专门设立了研究机构(山西省音乐舞蹈曲艺研究所),这些现在看来非常平凡的似乎司空见惯的组织和机构,实际上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曲艺文化事业的倍加爱护和支持,是对曲艺社会功用和娱乐教育作用的认可,是对曲艺从业人员人格和曲艺艺术的尊重和推崇。实际上,这些曲艺机构和组织也在艺术实践中,认真贯彻了党和政府的文艺方针政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繁荣曲艺创作,培养曲艺人才,开展理论研究,参加全国各大赛事及曲艺活动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二,组织参与了全省乃至全国重大的曲艺活动。“文革”之后,曲艺艺术焕发生机,主要体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文化部门专门就曲艺艺术举办的重要活动方面,这些活动都体现了“曲艺的盛会和人民的节日”这样的鲜明主题。如1980年由山西省文化局、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共同组织了“山西省曲艺汇演大会”,三十个曲种演出了五十二个曲目,如阳泉评说《农夫与公子》、快板书《微妙的爱情》、上党鼓书《唱煤乡》、四块瓦《喜喜接妻》、阳城道情《群英会上挑女婿》、神池道情说唱《续范亭飞马报军情》、天津时调《红星杨》、太原莲花落《儿子迷》等。这些曲书目,有的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思想解放、精神振奋的喜悦心情;有的表现了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的现实;有的表现了新长征中的新人物、新思想和新风尚;有的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有的批判了极“左”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好处;有的表现爱情、婚姻和社会道德风尚。上世纪90年代初,长治市还成功举办了“全国鼓曲大赛”,中国曲艺家协会曾授予长治“中国曲艺之乡”的美称。现在看来,由政府和协会组织的这种“调演”,对推动地方曲艺的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实施,为主旋律作品的演出,具有了鲜明的导向性,对地方曲艺的改革和发展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文化厅和山西省文联多次联合举办了时代气息浓郁、特色鲜明的大型曲艺活动,如举办了“2004德艺双馨山西省曲艺大赛”,全省各地的近百名曲艺名家表演了潞安大鼓、大同数来宝、太原莲花落等地方曲种和鼓曲唱曲、快板快书、相声小品等多个曲种。山西曲艺在主动进行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和举办全国的曲艺赛事。如2005年侯马市举办了全国曲艺精品展演。2006年6月,举办了“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山西赛区比赛”活动,500多名小选手在这次活动中尽情展示他们的曲艺艺术天分。同年9月,举办了纪念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00周年曲艺专场晚会。2008年4月,在大同市举办了“中国曲艺快板艺术精品邀请展演”活动;6月“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鼓曲唱曲分赛区评奖落户长治市,“牡丹奖”是中国曲艺界的最高荣誉,她首次走进山西,不仅仅是山西曲艺活动的盛事,同样也是山西文化界的盛事。
其三,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曲艺人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山西曲艺举办的各种活动,同样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曲艺活动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地方曲种的著名艺人,如太原莲花落的曹强、潞安鼓书的崔嫦娟、忻州三弦书的杨银旺、大同数来宝的柴氏兄弟(柴京云、柴京海)、武乡琴书的安娥英等,特别是我省曲艺团的一些表演艺术家如马小平、王兆麟等,他们有的获得曲艺界的最高奖“牡丹奖”,有的获得了其他曲艺门类的专业奖如“金玫瑰”奖、“山河杯”奖等等,不一而足。除了这些表演人才外,还涌现了苏友谊、傅怀珠等曲艺音乐家、曲艺文学作家,他们屡屡获得全国曲艺界的大奖,为山西曲艺走向全国作出了突出成绩。在这些曲艺人才中,有全国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也有获得“人民艺术家”、“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等各种社会荣誉称号的。这些曲艺人才为我省曲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艺术智力资源,同样,他们因为自己的艺术行为和艺术成就给山西曲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这些人才是山西曲艺的希望,是山西曲艺的自豪,同样也是山西文化艺术界的楷模和榜样。
其四,建设和创作了一批新的曲(书)目。1981年,陈云同志在会见曲艺界人士时,对曲艺界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殷切期望和要求。当时,全国曲艺界传达和学习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精神,并进行了具体的贯彻和落实。“出书”就是要求曲艺在继承传统曲(书)目的同时,努力推陈出新,创作和建设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作品。在我们山西,曲艺界就山西说唱艺术的曲(书)目建设,山西省文化局、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于1981年6月在武乡县砖壁村,联合举办了曲艺新作“中长篇书目”讨论会。讨论和修改了九部新创作的中长篇书目。其中有中篇鼓书《吕梁英雄传》、山东快书《小飞龙传》、阳泉评说《太行英烈》、鼓词《斗匪记》、评书《智取潞安府》、中篇故事《荷包记》、中篇评书《定盘星》、阳泉评说《好亲家》、长篇故书《存孝传》等。以上九部作品,共计有一百余万字。这次作品讨论会,是山西曲艺史上的第一次,对培养曲(书)目创作人才,推动和繁荣山西的曲艺创作有积极的作用。
1981年,数来宝《该怨谁》参加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北方片)观摩演出,获一等奖。中篇评书《定盘星》编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83年,全国性刊物《曲艺》开辟“山西曲艺专辑”专栏,发表单口相声《华佗外传》、迭杂子《王嫂“骂街”》等八篇作品。同年,山西省文化局、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编选了中长篇曲书目选集《田甜寻夫》、《铁臂飞龙》等,计收中长篇书目十六部。太原、阳泉、长治、晋城、运城、临汾、吕梁等地群众艺术馆举办了不同形式的曲艺培训班、曲书目创作班等。一些发生在山西本土的人物、故事被创编成曲艺作品,被山西各地的艺人演唱,在三晋大地传播。如阳泉评说《矿长摆宴》、潞安鼓书《矿山情》、晋北道情《续范亭飞马报军情》、三弦书《刘胡兰》、长篇鼓词《尹灵芝》等。
这个时期,我省刊物《晋阳文艺》月刊,每期均设“小舞台”栏目,登载了大量评书、山西地方鼓词、山东快书、相声、书帽等曲(书)目,该编辑部每年定期举办故事、评书、小说、小戏有奖征文活动,评选出评书连载《五台山的枪声》、《智取潞安府》、《太原起义》等优秀曲(书)目。山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辅导与研究》、吕梁地区文化局主办的《山风》(原名《吕梁文艺》)等刊物,开辟专栏发表曲艺作品,通过评奖活动鼓励曲(书)目创作。1985年,长治市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曲艺调演,评选出一批优秀曲书目,如襄垣鼓书《黄小旦大闹理发馆》、长子鼓书《攻打北高庙》、屯留道情《颂牡丹》等。1986年,《醋为媒》在全国曲艺大赛中荣获创作、表演、音乐设计、音乐伴奏四项奖,潞安大鼓这一乡土曲种因此在我国曲坛名声大振。1987年,《拙老婆》在全国曲艺作品评奖中再次夺得金杯奖;1990年,《九月九》在“长治杯”全国曲艺大赛中一举夺魁。1992年,《小城变奏曲》在全国“建设之光”文艺大赛中又获头奖。